（本文原为罗梅君、余凯思主编：《19世纪德中关系——从文化间的角度看传教和经济》，第1章，9～42页，明斯特，2001（MechthildLeutner，KlausMuehlhahn，In-terkulturelleHandlungsmuster：DeutscheWirtschaftundMissioninChinainderSpaet-phasedesImperialismus，in：dies（Hrsg.），Deutsch-chinesischeBeziehungenim 19.Jahrhundert.MissionundWirtschaftininterkulturellerPerspektive，Muenster：Lit 2001，S.942）。）
□［德］罗梅君 余凯思著
□孙立新译受到多
方面讨论的所谓全球化进程和“地球村”的形成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跨文化联系、接触和交往的普遍意义。几乎在所有系统学科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努力，即从经验的和方法的角度，论述当今社会中文化多样性、文化界限和文化冲突的作用，分析诸如国际性迁移运动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文化混合的进程。这里涉及跨文化的传输和接受进程、对外来生活方式和文化财富的吸收、对感知陌生者的过程的分析、通过不同媒体和交往形式而产生并与集体认同模式密切相关的外国观、公式化套语的形成等等问题以及实际行为与文化—心态认同性的联系。然而，历史的维度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关于跨文化进程的历史起源学知识对恰如其分地理解当前的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经历以历史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认同性方式在当前的跨文化接触中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对跨文化关系进行经验—历史的研究仍属于例外。
如果要追寻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从多个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的融合进程的历史源头，那么帝国主义现象是无法绕过的。帝国主义规划预定要对例如中国这样的欧洲以外地区设立并维持一种复合的霸权，包括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诸种形式。为了这个目的，利益极不相同的各色人员游历中国，而他们的工作和任务同样多种多样，十分复杂。与之相应，19世纪晚期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了不同的路线和传统。在此，政治—外交关系领域长期以来居于兴趣和感知的中心。这是由固着于国家的历史编纂传统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个中心领域远不如私人的活动重要；后者多在地方层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经济界的代表和传教士把他们能够“闯入”并且能够在其中持久地展开活动、施加影响的中国看做一个重要的利益所系地区。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虽然与国家的逐项支持密切联系，但原则上是独立于国家的，不受国家支配。因此，19世纪的德中关系虽然在德国方面深受国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逐渐形成和贯彻的进程的影响，但这个进程本身却呈现出多层次性，绝非千篇一律。
德国的传教士和经济界代表活动于中国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也迥然有别。然而可以确定，这两个团体所遭遇的社会形势基本相同，他们也必须与类似的困难做斗争。不管他们的特殊动机如何，这两个团体都遇到了这样一个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文化取向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两个团体都认识到，要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取决于下列情况，即是否成功地找到与中国进行谈判、交流，甚至取得谅解的可能性。在这里，一系列策略被发明了出来，从文化中介人的介入到部分地适应中国的情况，不一而足。但是在中国方面，也有人致力于与外国人进行交涉和论争。对此，理解对手，明白其意图、信念、习惯和表达手段极为重要。
因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在来自德国的若干社会团体和中国社会的部分人员之间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按照社会学家塔尔考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定义，相互作用是指某一社会体系内部具有明确目标和重大意义的行为。（参阅帕森斯，436页，1968。）目标的明确性和意义的重要性则以“文化的符号化”为基础。动机、目标、愿望等可以由此得到表述和联结。帕森斯强调说：“没有不包含文化符号化的行为体系（systemofaction）”（帕森斯，436页，1968。）。跨文化的相互作用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在不同社会体系相遇的跨文化形式中发生的行为。它所涉及的是那些超出某一社会自身文化框架的范围从而与别的陌生文化的社会体系发生关系的行为。这些考虑是以一个比较宽泛的、由法国社会学家皮里·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文化概念为基础的。对于布迪厄来说，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局势不允许与文化的符号、世界观和意义解说相分离。（参阅韦勒，25页及下一页，1998。）跨文化的关系据此便从总体上超出了文化的狭隘范围，包容了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诸方面。所有方面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帝国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各样跨文化相互作用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式。据此，形形色色的、关于各社会之间跨文化接触的研究便可以摆脱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褊狭并扩展到整个社会上。必须承认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同时性，即使不是同等性。这样，鉴于各方面所谓的民族利益就形成了相互竞争的不同观点。（温德特强调利益虚构和认同性形成的作用，认为它们构成公开宣示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而认同性和利益的建构只有着眼于诸社会内部因素才能得以说明（1995）。）而哪种策略最终得以推行则取决于下列情况，即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使自己的或者把陌生者看做危险或者看做机遇的感知在某一社会中获得认可。最后，基于不同的感知方式和知识储存，不同的团体在国际的和跨文化的环境中做出的反应也完全不同。（本文对地方经济利益和传教利益的强调，对感知、解说及思想诸因素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否定民族经济和强权政治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对于包括跨文化关系研究在内的研究工作来说它们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自然与各种解说的实际贯彻密切相关。但是它们也需要另外一种处理方法。）
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使人们对帝国主义现象的重要差别产生更清楚的认识。一方面可以把握帝国主义的异质性。因为相互作用发生在具体的个人或社会团体之间，而这些个人和团体所追求的目标又各不相同。因此，可以超越单一整体论的本质主义来思考跨文化接触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进程性特征。跨文化的行为改变了初始状况。帝国主义时代的相互作用在开始之际虽然有以不平等条约和经济依附形式出现的单方面支配结构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某文化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多方面相互作用恰恰导致了这个结构的修正。尽管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出现了新的、为扩大势力范围而展开的大国竞争，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在这些导致了力量均衡和活动空间发生推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中还是受到了“抑制”。
具体联系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可以区别出三个层面和角度。第一个层面属于政治经济学。1840年6月，16艘英国战船驶抵广州。这一事件不仅从军事上决定了英国在它与中国围绕着鸦片走私而发生的冲突中的胜利，它也借此开始了一个多层次的外国决定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一百多年，而中国进行了同样长时间的抵抗斗争。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语开始其讲话的时候，他除了别的也联系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霸权已经结束的实际情况。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既反对国内敌人，也反对外来敌人。消灭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政治派别的共同目标。从中国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属于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伤害和政治伤害，反帝斗争应当与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紧密联系。帝国主义是一种产生于不平等条约、军事强权关系和经济依附的结构，围绕着该结构的巩固或修改在中国与列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相互作用主要是由双方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进行的。
第二个层面是非国家的、社会的维度，它与政治经济的宏观结构层面同时并存。不过，其活动场所不再是大都市和外交官驻地，而是中国沿海地区和大河流域的港口城市及国际性移民区，或者中国内地设有传教站的小城镇。这里有另一类活动者，其利益和需求各不相同，因此也无法清楚地划分阵线。它更多地涉及本地社会团体和外来社会团体之间因个别经济、司法、传教等事务而产生的具体接触和日常纠葛。不过这些问题都以某种方式与帝国主义扩张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帝国主义扩张为各种行动规定了初始条件，或者是某种出自帝国主义扩张的感知方式（优越性思想）融会到各种行动之中。帝国主义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相互影响。恰恰在这里形成了若干从地方出发最终到达政治中心的、特别的利益驱动，也形成了因外国势力的存在而产生的影响中国总体发展的复合作用。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非国家维度的了解远不如对大的政治维度的了解。
除了这两个层面还有最后的第三个跨文化的维度。这里涉及下列情况，即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出现了可以比较的多方面冲突，但也有谅解和合作。诸如买办、口头的和书面的翻译人员、公司代理和传教助手等团体成功地发挥了跨文化的中介人的作用。在帝国主义结构内部，人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交流和适应进程。世界观、思想观念、文化实践和科学技术的转让在德中双方都有发生。在社会层面上，在港口城市和水陆转运地以及位于内地某些传教站中形成了混杂的社会世界；在这里，外来的与本土的东西混合熔融在一起。这也意味着某些重要的个人和社会团体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改变，他们各自文化的和社会的认同性构想尤其深受影响。而这个第三位的、体系的层面与前面两个层面也有密切联系。它清楚地表明，那些在国家和非国家层面上从事活动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同样的行为方式和立场态度。只有把这个第三位的层面包括进来才能使人们对帝国主义进程的总体情况产生全面的认识。
在本文，我们特别要联系墨柯（PeterMerker）和海乐·约尔根森（HelleJoergensen）的经验性研究，借助于19世纪德中关系的具体事例示范性地说明帝国主义地方的和跨文化的维度。而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对经济和传教领域中冲突和合作进程的分析。本引论的下一部分将首先对宏观结构的框架条件和外交—政治的相互作用加以勾勒。再一部分要以德国的公司代表和商人以及在中国的德国传教士为例论述帝国主义的非国家层面的情况。第三部分则转向德国和中国方面跨文化相互作用具体的和特殊的承载团体。第四和最后一部分接着讨论跨文化相互作用的四种形式，正如它们在具体的个案中可以证实的情形那样。“不平等”结构：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19世纪时，中国逐渐成为欧洲高级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目标地区之一。（参阅盖斯，23页，1991。关于高级帝国主义见莱因哈德，217页，1996。）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列强相继吞并了若干海外殖民地，其目标是直接移民定居和／或在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经济框架内进行经济剥削。在此，先是美洲大陆在16世纪和17世纪居中心地位，后来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则是非洲大陆了。然而越临近对世界的最终分割，帝国主义国家就越要先发制人。现在，就连一些人口密集、经济“尚欠发达”的地区也被企业主和政府算计在内。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新战略计划开发这些地区，目的不再是移民定居和直接剥削，而是为了使之接受可观的欧洲投资和资本。（参阅鲁滨逊、加尔格尔，1961。）因此，如果说在殖民时代的第一阶段，在建立海外据点和势力范围方面还是“军旗跟随商业”的话，那么到19世纪末，这个原则就逐渐颠倒了过来。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过革新的方法的继续发展和“现代化”，即从近代早期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到“现代的”、以为欧洲资本寻找可以获利的投资机会为要务的金融帝国主义，国家在所有情况下都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了。（参阅贺远刚，210页及以下几页，1982。）而高级帝国主义的形成又受到对于这个阶段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激烈的列强竞争的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