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在巴黎数年，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而且抄录摄制了大量卷子。离法赴英前，王“往谒伯希和，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伯希和韪之”。听说王有意重新考订敦煌群书，伯希和主动提示：“‘余在敦煌工作时，在千佛洞百余窟中，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为影相所不能摄者，均有手录清稿，尤为重要。藏庋箧笥，亦将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书室，取来两个木匣，长尺许，宽六寸许，高寸许，满贮手稿。”其中“有赞，有铭，有叙，有题款，上起北魏大统，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西夏、蒙古，亦间有之。铭赞序跋，多关史事，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衔可考，且阖家老幼，一齐具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世族之阴氏、索氏、慕容氏、邓氏等，所关甚巨，史籍既已放失，写本文件，又复不全，在今日此诚为唯一宝贵史料矣”。王饱观一过，“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画集》（LesGrottesdeTouen-Hoang，1920）既已印行，此为不可缓。此不但为壁画之题解，亦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经游人之盗窃，风雨之剥蚀，恐原物毁灭已不少，则天壤一线之传，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颌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愿为助，彼乐而许之。”近年来这些手稿被陆续整理出版，确如王重民所说：“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下。”（《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见《敦煌遗书论文集》，4～5页。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重民曾指责英、法等国的“支那通”们嫉妒中国敦煌学研究一日千里的成就，“实行幽闭敦煌经卷政策，把这个学术研究运动绞死。不但不再寄给我们材料，就是对于我们到巴黎和伦敦去的学者们，有时不肯痛痛快快的让他们阅读和研究，更造出一种空气来，说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和条件去研究‘敦煌学’，中国人是不配的。”（《敦煌文物被盗记》，见《敦煌遗书论文集》，14页。原文发表于1951年5月《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后文字有所改动。）此说至少对伯希和不适用。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伯希和还向王国维、罗振玉、李俨等人寄过敦煌卷子的照片。以后渐少，主因当是能去欧洲看卷子的人日益增多，而北平图书馆已将巴黎所藏大部照回。）
“九一八”事变后，为争取国际舆论，中国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扩大中国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影响，法国成为重要目标。而大学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在法国社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看作是国家的智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二），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汉学家的身份协助中方的努力，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各美术学术团体发起主持，汇集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等70余位现代名画家数百幅佳作以及数十幅古代名画精品的大型中国画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术馆连续展出 45天，伯希和与28位中法要人担任名誉委员，并参与古画的挑选。先此，中国艺术家曾三度筹划在世界艺术之都举行画展，均未成功。这次画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热烈反响，开幕式各界来宾达2000余人，法、英、德、俄、意等国的报刊发表评论200余篇，应观众要求，展期两度延续。“轰轰烈烈，恐为华人在法宣传之空前之盛”（1933年9月中法大学驻法国事务处主任刘厚报告：《巴黎中国画展之经过》，载《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1日）。）。
1935年5月至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偕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往英国的古物。他先到北京，与当地学者会晤。5月5、18、29日，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长校的辅仁大学的宴请，与陪客的胡适等人“谈甚畅快”。5月28日，在胡适的陪同下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个‘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以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适的赞同。（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各该日条。）并受顾颉刚之托，带信给在巴黎的王重民，请搜集欧洲所藏《尚书》敦煌本。（参见《顾颉刚年谱》，233、263页。）
6月6日，他赶赴上海，出席在环龙路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并代表法方致辞。该馆以伯希和曾经亲临的涵芬楼为基础扩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纵火焚毁。事后，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捐赠。在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说：“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荣者，则此次赠书的选择，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著，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张元济、洪逵、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特别谢意，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现”（《法公益慈善会赠书东方图书馆昨举行隆重赠受典礼》，载《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6月7日。）。直到1941年5月，张元济、叶景葵等人还恳请伯希和出面说项，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合众图书馆开馆及免税等事宜。（参见《张元济年谱》，489页。）
至于伯希和承担的为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选择古物一事，却始终有些波折。学术界反对的声音虽然平息，伯氏的表现仍然招致微词。参与其事的林语堂不无讽意地描述道：“外国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你说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们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观览之时，伯希和滔滔不绝的表示其内行。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却一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只有口口客气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怕了不说，若有所觉，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丑没有。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人卖弄的一副绝妙图画。”（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见《追忆蔡元培》，270页。）但该展览举办后，在欧洲引起东方美术热潮，效果相当明显。1936年1月，参与展事的傅振伦赴欧洲考察博物馆事业，拜访了伯希和，经其介绍，得以入库参观罗浮宫所藏古物。（参见《海外博物馆所见中国科技资料》，见《傅振伦文录类选》，80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第三节 文雅的树敌艺术
伯希和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这是他重视中国学术和学者的基础。而这方面的独到见识，得导师沙畹的启迪甚多。在1933年中研院史语所的宴会上，伯希和因傅斯年讲话对自己推崇备至，答词中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与影响。他说：“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这种认识在欧洲汉学界确属凤毛麟角。当时英国汉学家中名气最大的维列“从没有到过东方，而且不愿意去，因为怕一去之后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打破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06页。）。
由于热爱中国文化，伯希和虽然被一些法国同行指为目空一切，却能顾及中国学者的感情。1933年来华时，傅斯年问他“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就外国人而言，这一态度较那些“长城战血未干，遽然东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伯氏一直关注日本东方学的进展，而以巴黎所藏有关日文书籍多有缺失为憾，早在1931年就与羽田亨联系，拟赴日本考察交流，因故一再延期。（参见［日］羽田亨：《我が国の东方学とペリオ教授》，载《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3号（1947年）。）他此行已先期与日本学术界接洽，计划3月中旬到东京，举行4次讲演，并且公布讲题，分别为：1.古代中西交通，2.中国外来诸宗教，3.东土尔其斯坦的考古学研究，4.关于蒙古史诸问题。（参见《ペリオ氏》，载《史学杂志》，第44编第3号（1933年3月）。）他最终放弃东渡计划，主要原因当是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直到1935年，伯希和才去日本，参观东方文化研究所和帝国大学等学术机构。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保存古籍古物的意识渐强，禁止外国人肆意劫掠，参与敦煌盗宝的华尔纳、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人的进一步企图，相继遭到禁阻或约束。伯希和则比较自律，尽管在1916—1919年任职北京使馆期间，他有过新的遗址发掘计划，因经费困难，曾提议与华尔纳一起再到中亚共同进行。（参见《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9、213页。）但他尊重中国人的感情，严守戒律。他来华购书，“来此时即将此事告于中国人，临行时所购普通书及最近刊物之检查及放行事托之于古物保管会主持人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携一古籍善本出境”。比较日本人多通过使馆直运，不啻天壤之别。（参见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但伯氏所寄之书因此被中国海关扣压数月。）1935年5月，伯希和对胡适说：“今日有人反对掘古墓，此非坏事，实于考古学有益无损。今日中国考古人才尚不够分配，与其胡乱发掘，不如留以有待也。”（《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28日。此前戴季陶等政府官员发表反对发掘古墓的意见，引起学术界的强烈不满。）
不过，伯希和的感情并不影响其学者的理智。一方面，他结交中国学者不仅仅为获取材料，更重视后者的研究。不像斯坦因之流，夺宝之余，还指责中国无学问。他充分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古籍尤其是唐宋以来文献的版本目录下了大工夫的基础之上。天性倨傲、有“义和团学者”之称的傅斯年说：“其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绝非谀词。这从伯氏所写《说郛考》一文引用大量中国文献，尤其是各种丛书可以得到印证。同时他十分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业绩。王国维说，1919年春伯氏与罗振玉在沪相遇剧谈，“凡我辈所著新印之书，无不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者”。叹服“军旅之中，其笃学如此，呜呼！博士之所以成就其学业者，岂偶然哉”（《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见《观堂译稿》上。）。不仅如此，伯希和还积极向国际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史学者的成果，除了评介罗振玉、王国维的著述，对屠寄、柯劭忞的蒙元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张天泽的《明代中葡贸易考》，陈垣的宗教史研究，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以及各种考古新发现等，均有所评论。所以傅斯年称：“伯君认识及称述中国学人之贡献，尤为其他汉学者所不及。”（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350页。）
另一方面，伯希和仍以对待本国同行的 “文雅的树敌艺术”——即十分严厉的学术批评——来对待中国学者的成果。他称《明代中葡贸易考》虽对澳门发源史作了有益的贡献，但“在他说明之后，此历史仍旧迷离不明”，“以1933年作考据之人，引证及于百年前之废书，未免可异”；认为 《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有关系的材料不少”，但“错误很多”；谢无量则“鉴别力甚微”（《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第5编，43～45页；第1卷第2编，4页。《牟子考》，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3号（1932年5—6月）。）。
尽管伯氏在公开场合推崇过一些亦官亦学者的贡献，总体上对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不甚满意，而最佩服王国维和陈垣。王国维死后，他在《通报》撰文悼念，称之为“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法］伯希和：《王国维》，见《追忆王国维》，416页。）。1933年离京前，他在车站对送行的中国学者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陈垣来往书信集》，96页。）。即使如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仍有近乎严苛的评议，坦率指出其欠缺，如认为王的蒙元史研究利用西方及蒙古文史料太不充足等。（参见《评王国维遗书》，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第5编，52～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