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来华并对中德文化交流影响颇大的还有欧特曼（Wilhelm Othmer），他于1904年仅22岁便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精于文史言语，后任国家科学院助手，考订法兰西拉丁碑铭。其为研究中国地学泰斗李希霍芬的门人，因而以博通古今方言之才，转治中国语学。1907年被派到北京主持中德学校，旋任青岛中德学校教员、青岛德华特别高等学校讲师，对中国语文豁然贯通，所著《汉语通释》，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德人治汉语之唯一典范。后又编成中德袖珍字典，选译《明史列传》、稗官小品、时贤论学论政之文多种。1920年后任国立同济大学中学部教务长、同济大学各种委员会委员、上海东亚学会分会主席、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友谊联合会会长兼同院董事、上海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等职，成为在华德侨领袖。德国政府欲招其归国任大学汉学教授，未应；日本的南满医科大学优礼聘请，峻拒之。“尝谓中国为其第二故乡，热爱中国则所以爱故乡也。”因其为沟通中德文化之重镇，国立中央大学赠以名誉博士。1934年欧氏病逝，中国朝野皆认其为中德文化沟通上的重大损失。（参见滕固：《欧特曼先生小传》，载《国风》，第4卷第8期（1934年4月16日）。）
除传统的传教士和外交官，20世纪20年代后德国的汉学家也陆续来华，如1924年5月乐始尔博士到武汉佛学院访太虚以大乘佛法，1920—1927年，柏林人种博物馆馆长曲梅路（OttoKummel）曾经美国、日本来华收集资料，他主编《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achrift），于阐扬中国美术，颇著功绩。（参见《汉学发达史》，116页。）1928年、1936年柏林大学汉学教授海尼斯先后到蒙古实地调查，并到北平收集宋元史料，当地中外学者开茶会欢迎，并合影留念。（参见《北洋画报》，1936年8月11日。）汉堡大学中文教授颜复礼（F.Jaeger）曾受教于孙德谦。（参见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载无锡国学专修校学生自治会发行：《国专月刊》，第2卷第3期（1935年11月）。）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恶化等原因，汉学家纷纷走避出国，北京成为德国汉学的中心。1935年，根据德国汉学家和传教士鲍润生（FranzXaverBiallas）的倡议，辅仁大学创办了《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JournalofOriental Studies），居住在北平的德国年轻汉学家如富克斯（WalterFuchs）、傅吾康（WolfgangFranke）、卫德明（HelmutWilhelm）、石坦安、谢理士（ErnstSchierlitz）、艾克（GustavEcke）等，均围绕这一中心。（参见［德］巴巴拉·霍斯特著，魏建平译：《德国汉学概述》，见《国际汉学》，第1辑，356～357页。）1932年组织中德文化协会筹备会时，飞师尔、谢理士、卫德明、石坦安、洪涛生（VincenzvonHundhausen）等出任委员。傅吾康后来任教四川大学，专访吴虞， “求其著述，谓将译飨其国人”（范朴斋：《吴又陵先生事略》，见赵清、郑诚编：《吴虞集》，48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艾克取中文名艾谔风，曾在厦门大学与戴密微同任哲学教员，讲授德文、希腊文和希腊哲学，喜读《庄子》，与陈衍有所交往，陈赠以五律，艾克则为陈摄影寄回国刊布。戴密微还是通过他才结识陈衍。（参见《侯官陈石遗年谱》，305页。）他与鲁迅似也相识。（参见《鲁迅全集》，第11卷，5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后来艾克移席北京，任教于清华、辅仁，致力于中国建筑、绘画、雕塑、艺术和青铜器研究，尤其是研究红木家具，认为自康熙时起，西方家具即受中国影响，在世界艺术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参见《汉学在德国》，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北，国际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2。）1933年中德文化协会成立时，他也出席。（参见《中德文化协会成立》，载《读书月刊》，第2卷第9号（1933年6月）。）这些年轻学者与中方筹委会委员及协会董事中的丁文江、袁同礼、胡适、傅斯年、贺麟等学者均有所接触。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鉴于域外研究日显重要，法德两国的东方学尤其发达，王国维、陈垣等人均主张选派于史学有根底者前往留学。早在民初蔡元培留学莱比锡时，就由该校中国文史研究所孔好古（AugustConraty）教授介绍，得以进入大学。孔氏曾任京师译学馆教员，通梵文，常用印度寓言与中国古书对照，著有《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等书。（参见《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298～300页。）他的文言不错，阅读现代中文报刊却有困难。20世纪20年代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受到他的热忱欢迎。（参见刘慧英编：《林语堂自传》，90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以后如姚从吾、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毛子水、罗家伦、施学济、陈枢等，均留学德国，不过所学专业或西洋历史，或自然科学，或历史哲学，与中国关系较直接者为东方语言学及中亚历史。（参见《史学系派遣留德学生姚士鳌致朱逷先先生书》，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465号（1924年5月9日）。）
与德国汉学家接触最多者为姚从吾和陈寅恪。姚于1923年2月入柏林大学，从福兰克、海尼斯专攻蒙古史及历史学方法论，毕业后相继任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中文讲师、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至1934年才归国。（参见札奇斯钦：《姚从吾》，见中华学术院印行：《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370～371页，台北，华冈出版社，1971。）据说福兰克热衷于中德文化交流，甚至分时间照顾留德中国学生的生活。（参见UrsulaRichter，“PortraitofaGermanSinologist：OttoFranke”，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期（1987年3月）。）姚从吾曾于1936年在《新中华》第4卷第1期载文《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介绍乃师的学术。另外中国学人蒋复璁1930年留学德国，经柏林大学副教授西门华（W.Simon）介绍，也与福兰克相识。（参见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载《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中国政府曾授予荣誉奖章，以表彰其沟通中德文化之功。（参见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载《国学丛刊》，第1期（1941年12月）。）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蒙元、中亚史的新进多往德国学习相关语言。
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成就不及法、德，但与中国的关系却由来已久。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历史悠久，1858年即创刊机关刊物，会员曾达600人之众，为英国远东研究的中心组织，1902年在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上，还代表中国与会。早期来华外国人士对中国研究感兴趣者，多与该会联系，先后担任会长、书记、图书馆长者除英国人外，还有美国的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法国的考狄，德国的佛尔克、夏德等人（参见［日］石田干之助：《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关系の诸杂志（中）》，载《东
亚》，第7卷第11号（1934年11月）。），甚至日本留学中国的狩野直喜也主要以该会图书馆为活动场所。不过，该会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似较为疏离，始终缺乏积极联系。
在学者中间，理雅格与王韬的交往在近代中外学术交流史上可谓具有里程碑性质。连并非学者的孙中山，也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道格拉斯（RobertDouglas）有过接触。进入20世纪，由于英国汉学迟迟没有起色，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相对较少。中国学者前往英国，多是为了看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卷子。1917年，董康游历欧洲，与翟理斯结识，以后继续通信往来。（参见董康著，傅杰校点：《书舶庸谈》，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翟理斯还认识北京大学的萧一山，屡称“其一生深恨外国教士著书言中国事”（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载《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翟氏自号翟山，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变化发展，1923年，曾获中国政府授予的民国二等嘉禾勋章。（参见《ヂヤイルズ博士の讣》，载《史学杂志》，第46编第8号（1935年8月）。）1931年翟理斯85岁寿辰时，清华大学的傅尚霖曾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发表长文介绍其生平业绩，以感谢他向中国政府提供孙中山亲笔自传的副本以及为研究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参见“OneGenerationofChineseStudiesinCambridge：AnAppreciationofPro-fessorH.A.Giles”，in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15，no.1（Apr.，1931）。）受其影响，其四子翟林奈（LionelGiles）一生从事中国研究和汉籍整理，退休后原打算移居北京以度余年，因战争而未能如愿以偿。（参见［日］石田干之助：《ライオネル·ヂヤイルズ氏の讣》，载《东方学》，第17辑（1958年11月）。）他除与胡适交往外，还认识不少中国学者。1930年吴宓访欧，以袁同礼作函介绍，前往拜访，并由其导观敦煌经卷及中国藏书。（参见《吴宓日记》，第5册，131页。）
英国来华学者中，庄士敦在中国时间较长，与新旧各派学者联系较广泛。后来他归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ofOriental Studies）中文系教授，中国学者访英，多与之联系。1931年吴宓在伦敦与之相见，两人系旧识，庄以人才询，吴宓首举陈寅恪，并详告此人之价值。庄此时参与庚款用于文化教育之事，答应如能实行，必视己力所及，聘陈来英讲学。此外吴宓还会见了伦敦大学历史讲师鲍威尔（EileenPower）、同校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颜慈（Walter Perceval Yetts），助后者考释中国碑文，并代将照片及其释文寄回北京，请陈寅恪相助。是年10月，欧洲汉学界预定集会于伦敦，邀请吴宓参加，吴以开学在即，谢之。（参见《吴宓与陈寅恪》，78页；《吴宓日记》，第5册，167、169页。）太虚访欧，也曾应翟林奈之邀，前往大英博物馆参观。1935年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展，傅振伦等人乘机走访有关汉学家。此次展览虽然对于欧洲关注中国艺术影响很大，筹备过程中却风波不断。
当时欧洲传统汉学家对中国学者不无偏见，只需其提供资料，而认为中国学者缺乏批评与辨识能力。洪业探望知名汉学家时，屡遭冷眼。他在牛津会见苏熙洵（William Edward Soothill），后者“特意给他几个质难问题，见洪业应付裕如后，才对他平等相待”（《洪业传》，101页。）。英国聘请中国人任教，多为教授语言，待遇不高。如舒舍予、萧乾先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只能聊以维生。比较受到礼聘的是陈寅恪先后应征牛津、剑桥两校的汉学教授之位，此事中国学术界引以为荣，其实这一职位在英国相当冷落，招不到学生，也找不到人继任。
与中国学者关系较好的一是维列（Arthur Waley），二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前者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去英国的中国学人如陈源、凌叔华、萧乾等，多与之交往，受其关照。后者则来到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大后方与不少学者结下友谊。他后来得以完成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大业，得力于许多中国学人的帮助。
此外，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阿克敦也是一位业余汉学家，他与陈世骧合译过现代中国诗，与梁思成等人有所交往，同时又是京剧爱好者和昆曲翻译者，发表过对英译《金瓶梅》的书评，自己则翻译《长生殿》。阿氏酷爱中国，尤其是北京的生活，喜欢住四合院和逛厂肆，几为中国文化所同化。日本占领北平后，他被迫回到英国，但不喜欢钢筋水泥的巨厦，盼望早日返回中国。在伦敦期间，他继续与中国学人如萧乾等交往，引导其参与当地的社交界活动。（参见《萧乾选集》，第2卷，348～351、3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关心中国前途的英国人士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从物质、政治和道义上援助中国的抗战，英国的汉学家也积极参与，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鲍威尔和维列担任副会长，牛津大学中国哲学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等人的加入，则使援华会能把教会方面的力量汇合起来。（参见王礼锡：《在国际援华阵线上·英国的援华组织与运动》，见《王礼锡诗文集》，422～42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本来汉学家“把中国的古文化向外国介绍，使人对中国古文化发生一种崇敬的感情，由于这种崇敬的感情，对中国及中国人发生一种由衷的爱好”。但过去“汉学家们对中国古文化的爱好，不过像对古器物的爱好一样，对于产生这种文化、制造这些古器物的国家与人民之受威胁，虽然不胜其惋惜之情，也不过仅仅惋惜而已。他们因为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对于中国民族早有不胜惋惜之情，觉得这衰老的民族，总是不免于继一切古国之后而消灭了。或者误解中国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以为中国对付侵略的正常方式是始而无抵抗，继而起同化作用。因此对于中国的被侵略毫不介意”。中国展开全民抗战后，这种倾向完全改变，“一切真正汉学家，对于中国的抗战，是表现无限的钦服与喜悦。抗战使他们知道，创造他们所爱好的古文化国家与人民竟没有衰老，竟能在全世界文化受侵略者威胁的今天，站起来不让侵略者通过中国的土地。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为了世界。这证实他们对于这文化的爱好不是一个幻梦之境，而是一个有骨有肉的文化，这喜悦是远超过于一名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星球的感受。同时对于要来毁灭这个文化的侵略者也就不胜其憎恨之情。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是同仇敌忾，和国际主义者一样”。
1938年，担任援华会副主席的王礼锡归国，英国的汉学家们纷纷写信，向中国的领袖和人民表示敬意与支持，维列写到：“这个创造丰富、为世所称道的国家，现在是很英勇的在为生存而抗战。我，和这里一切知道中国在文学艺术上的功绩的人们一样瞻仰中国人的奋斗，而深表其同情与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