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科学地研究佛教思想，最重要的是要读懂佛教典籍，深知其意，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读懂佛典，把握其中所包含的意蕴，绝非易事。我的体会是，要读懂佛典，一是，先要懂得佛教术语的含义，了解佛教的理路、体系和历史。二是，要真正读懂佛典，没有捷径、窍门可寻，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多读，反复地读。要设身处地地思考：佛教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论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等等，如此认真思索，深人体会，以达到真正理解为止。三是，认真做一点佛典的整理工作，也许是有助于提高阅读效果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逼迫自己全神贯注地去弄懂原意，并通过动手整理，而收到非眼看口读所能收到的效果。基于此，我做了一点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如和几位师友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标点，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汉代到近代，共四卷。我个人还对华严宗的重要著作《华严金师子章》进行了校释，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应约在原来校释的基础上，将原文译为现代汉语，撰成《华严金师子章今译》，由巴蜀书社出版。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是一种良好的专业训练，在切实把握佛教思想方面，对我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除了标点、校勘、注释以外，我还撰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系统地介绍《华严金师子章》的成书过程，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深入地解剖该书的思辨逻辑和理论实质，从现象与本体的关系、现象和现象的关系以及现象和主体的关系三个层次，分析该书的中心观念“无尽缘起”说的复杂内涵，指出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本书出版后，已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亲自撰写书评《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载《读书》1984年第9期），肯定了该书的整理方法和校释成果。后来他又在《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载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一文中，谈到古籍整理方法时，举出校释比较成功的四本书为例，《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被作为第二个例子，说：“书前作者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不是从佛教哲学加以论定，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论定。参校本引用了宋代承迁的《注释》、净源的《类解》、日本景雅的《勘文》、高辨的《光显钞》，对所有这些引文，都加作者《案》；特别在每章之后，作者还写一段《总释》。这种整理方法，特别在长篇评述上有明显的哲学倾向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不单纯在于校释引用之广泛。”我想，在校释佛教典籍时，综合校释成果，深入把握原书的内容，进而加以系统的评论，不仅对自己是一种学术收获，对广大读者也是一种有益的学术贡献。
应当看到，今后能读懂古籍和肯读古籍的人会逐渐减少，因此古籍的今译就显得更为迫切。古籍的今译如何保存原作的意味，是一大难题。应当承认，古籍经过翻译之后，原作的语感和情味是很难保存的，我们应当尽量做到符合文本的原意。我在《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一书中，力求使译文的意思与原文一致，力求语句通俗，以达到译文能较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帮助读者最大限度地读懂原作。
（三）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
1986年，我的《佛教哲学》一书问世，后经扩充于1991年出版了增订本。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它列入“人文丛书”相继再版。当时我写《佛教哲学》，主要出于这几种考虑：一是，近四十年来，我国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通史和断代史居多，而介绍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宗派的佛教三藏中的共性东西，即佛学的基本思想，却不多见，这难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二是，一些已有的佛学概论著作，多数是依据佛教论旨，用佛教术语组织和论述的，一般读者不易读懂。如何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介绍佛学的基本理论，提供一本学习佛教思想的入门书，是我长期积蓄心头的愿望。我写《佛教哲学》一书，在内容方面着重于如实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我认为，佛教哲学主要是由人生观、宇宙观、伦理学和认识论等方面构成，这几个方面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佛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为解脱论提供依据，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而人生观和伦理学又是融为一体的。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佛教宇宙观比起佛教人生观更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因而也较多地包含和积淀了人类认识史上一些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为此，我在书中突出的是佛教宇宙观的论述，并在增订本中增添了佛教认识论的内容。这样，《佛教哲学》增订本便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总结性的，着重从总体上介绍佛教哲学的构成和流派、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和重要著作，以便使读者对佛教哲学获得一种概括性的了解。第二部分论述佛教的人生价值论，介绍佛教最基本的人生学说和伦理学说。第三部分着重阐明佛教的宇宙观，对于在佛教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宇宙要素论、宇宙构成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逐一加以分析。第四部分是论述佛教的认识论，分别对佛教的禅观、般若中观、新因明、顿悟、三谛圆融、真妄心观等独特认识形态作了系统而简明的考察。通过以上四方面的论述，使佛教哲学以其别具一格的结构体系呈现于读者面前。
是否善于运用多元化的正确方法，对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只是作了些初步的尝试。我在撰写过程中，注意运用的方法主要是：1.从实际出发，力求适应现代人的需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佛教文献中筛选出现代一般读者应当了解的哲学思想诸层面；二是力求用现代汉语表述佛教哲学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标题的现代化用语、佛教术语的现代语言解说以及佛教哲学内容的现代化阐释等方面。2.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佛教哲学的发展，从小乘到大乘，从空宗到有宗，从显教到密教，由天竺而中华，由亚洲而欧美，蔚为茂林。面对这无比繁复的演变历程，我着重依据其发展轨迹，筛选其积淀着理论思维成果的主要概念、范畴、命题和论纲，依其固有的逻辑，阐释佛教哲学的思想内涵。例如，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书中追溯历史上次第出现的原始佛教的“业感缘起”论，中观学派的“中道缘起”论，瑜伽行派的“自性缘起”论，密教的“六大缘起”论，《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论，乃至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论，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和禅宗的“自心顿悟”论，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叙述结合起来，比较前后的异同和发展变化，揭示出各种缘起论的个性和共性。3.实事求是的评述方法。佛教发展两千五百多年，三藏典籍浩如烟海，拥有数亿信徒，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有很大影响。对这种世界性的宗教，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应当如实地把它作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同情了解，谨慎对待。我在论述中，极力排除主观好恶，淡化情感色彩，努力多作客观平实的叙述，并且着重挖掘其特殊的价值和贡献，认真揭示其失误与流弊，力求做到辩证分析，合情合理。
（四）佛教文化研究的开拓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与现今人们观念深处的传统文化劈面相撞。学术界的历史使命感和探索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升华，于是一股强劲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随之兴起。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我产生了探索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强烈冲动。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汇合，异邦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广，成为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现实文化与传统文化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割裂，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文化，就有必要反思过去，探寻佛教文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存在的种种因素，分析佛教文化在人们心中积淀的种种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吸取中国佛教文化中一切有价值、有活力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同时，当我撰写《佛教哲学》的时候，就感到书的内容偏于哲理性，比较适合于学术界的需要，而对广大的读者群来说，更需要的则是对佛教作全方位立体化介绍的概论性的著作。这又使我萌发出从宗教文化实体的角度来论述佛教的构想。这样，在完成《佛教哲学》之后，我又开始撰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此书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