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265—420）以来，佛教在我国民间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并逐渐浸润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汉地民间风俗习惯为之一变。中国的古老文化和民俗传统对佛教的熏陶影响，也使印度佛教原有的外域色彩渐趋淡化，而汉地佛教民俗气息日见浓郁。在这里，我们要谈的，主要是佛教给汉地习俗带来的种种影响和变化。
信仰观念
佛教在思想上对人们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信仰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命运观念和鬼神观念的变化。佛教认为因果关系是宇宙的法则，因果报应是人生命运的铁则。“未作业不起，已作业不失”，“业”指各种活动，是说人们的命运是由各自前世所作善恶业决定的，今世所作的业则决定来世的命运。佛教的因果论和中国传统报应观念相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命运论，即善得善报，恶得恶报，人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长期以来支配了不少平民百姓的人生观，而且改变了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根据《维摩诘经》所塑造的形象，维摩诘居士十分富有，又恬淡寡欲，以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的差别为他的最高思想境界，一度成为士大夫们最高理想人格的楷模，导致不少人以居士自诩。如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取名为王摩诘，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宋朝苏轼为东坡居士等。这些人都热衷佛法，以追求精神解脱。
佛教引发的鬼神观念包含了多重层次。首先是神灵崇拜。佛教尊崇的佛、菩萨、罗汉等种种神灵，成为民间膜拜的主要对象，佛教寺庙成为民间的信仰中心。“初一十五庙门开”，百姓到庙宇烧香拜佛，求神问卜成为普遍的风尚。一些寺庙还在佛教节日或固定日子举行“庙会”（庙市），吸引周围百姓辐辏而来“赶庙会”。有趣的是，庙会除念经拜佛以外，还成为远近的集贸市场和娱乐场所，发挥了宗教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综合功能。史载，河南开封相国寺曾每月开放五次，供万民贸易。旧时北京隆福寺每月九日举行庙会，百货云集。在神灵崇拜中，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佛教神灵的等级结构，在中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佛教突出地尊奉观音、地藏、文殊、普贤四大菩萨，分别为他们安置了四大名山（普陀、九华、五台、峨眉）的专门道场。他们在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实在佛祖释迦牟尼之上。尤其是观音菩萨，因据佛典说能救苦救难、随时解除人们的现实痛苦而成为佛教诸神中最受崇敬的对象。为了适应中国的传宗观念和满足农业劳动力的需要，在中国寺庙里，观音菩萨的塑像还由中性衍变为女性，成为送子观音，格外受到人们的崇拜。相传阴历二月十九是观音菩萨诞生日，是日，汉族和满族地区普遍举行盛大的观音庙会，成为民间的重要信仰节日。此外，在诸佛中，阿弥陀佛（又称接引佛）能慷慨地接引众人到西方净土。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最美妙的天堂，在这里大家过的是自由、清净、幸福的生活。这对于苦难深重的人们的心灵具有极大的抚慰作用。由此，死后“升天”，“上西天”就成了人们的憧憬与希望。
其次，鬼魂崇拜。中国古代盛行人死变鬼、灵魂不灭的迷信观念，认为鬼有超人的力量，能够对人进行监视、报复和赏罚。为此，人们设祭献祀，以崇拜和取悦鬼魂。佛教传入后，以“六道轮回说”改造和充实了中国固有的鬼魂观念。佛教认为，人死后要转为另一种生命形态，根据善恶报应的法则，分别在六道（天上、人间、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中轮回。在六道中，鬼处于低层，此类甚至比畜生还低。鬼类世界的生活苦不堪言。这种观念带来了我国民间丧礼的重大变化，死者家属要举行佛教法会，以超度鬼魂。
最后，龙王崇拜。中国古代是农业国，水是农业的命脉，先民一向特别重视对雨神、河神的崇拜。战国（公元前475—前221）甚至有河伯娶媳妇的祭礼。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经载，佛教的护法神之一龙王，能够兴风作浪、呼风唤雨。这样，具有降雨功能的龙王与中国民间的龙神信仰相融合，取代了雨神、河神的地位而成为司水之神。不少著名和尚，如惠远、法藏等人，在旱年都曾设坛诵经祭拜，向龙王乞雨。在农村也普遍修建龙王庙，龙王成为遇旱降雨、遇涝免灾、祈求调风顺雨、五谷丰登的崇拜对象。
丧葬习俗
佛教三世轮回观念和对死者的处理方式，给我国的丧礼制度带来多方面的变化。佛教轮回观认为，人死后的四十九天以内，分为七个阶段，根据生前所作善恶业转生。我国自北魏（公元386—534）以来，在人死后四十九天内，死者家属要斋僧、诵经，每七天一次，共七次，称“七七斋”，为死者消弭恶业。后来，有条件的丧家还要举办隆重盛大的“水陆法会”（一种遍施饮食以救度水陆鬼众苦恼的法会），一般以七天为期，也有四十九天的，以超度死者亡灵。苏东坡就曾设水陆道场，超度亡妻王氏的幽魂。他还曾撰《水陆法赞》十六篇。佛教对我国火葬习俗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在某些地区就流行火葬，但是“归土为安”，土葬仍是我国普通的葬法。而佛教规定，僧人死后一律火化。一般僧人的骨灰装进瓦罐，埋葬在寺院或其附近，有地位的僧人死后更要筑龛或建塔安放骨灰。佛教这一葬俗也影响到我国民间。有的寺院还设有房间，专供俗人停灵之用，并为遗体举行火葬。火葬逐渐成为仅次于土葬的一种重要葬法。现在我们也提倡火葬，火葬已成为普遍的习俗。再如，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宗法制度，特别重视祖先崇拜，通常在宗庙里举行祭祖活动。佛教传入中国，其扫佛塔的礼俗与中国民间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了扫墓的风俗。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留清明扫墓的习俗，以追念先人的业绩。此外，佛教的传入也引起了妇女守节方式的变化。中国传统礼教提倡“夫为妻纲”，妻子要绝对服从丈夫，要求夫死不嫁，从一守节。有的甚至自尽殉夫，以获“节妇”、“烈妇”的美名。而佛教传入后，为寡妇提供了一条不必自尽、又合乎守节要求的新的出路，即出家当尼姑。古时有些皇族或贵族妇女，在丈夫死后，就削发为尼，青灯长夜，了结一生。一些不出家的寡妇，为了已故丈夫的转世和自身消除罪孽、求得解脱，也常年吃素念佛，终身不怠。
节祀文化
由于佛教的制度、节日和活动的影响，中国民间形成了新的节
祀文化，主要有中元节、腊八节和元宵灯节。佛教规定，每年阴历七月十五僧人要举行检举忏悔集会，称为“自恣日”。这一天还要举行“盂兰盆会”，以供养诸佛和超度祖先。南朝信佛的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依据佛经说法，率先举行盂兰盆会，此后逐渐成为民间习俗。阴历七月十五，也是道教的“中元节”，是日，道士诵经，以使饿鬼囚徒获得解脱。盂兰盆和中元两节长期并行，后来盂兰盆节日益汉化，约在南宋（公元1127—1279）期间，“中元”就逐渐取代“盂兰盆”，成为社会通行的孟秋望日之节日，并完成了由佛门法事和道门斋醮向民间常节的转变，成为民间庆祝农业丰收和祭奠先人的盛大节日。我国民间腊八节和喝腊八粥的习俗也是导源于佛教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把腊月初八佛祖成道纪念日和中国原有的腊月初八祭祀诸神的传统习俗统一起来，在这一天，各寺院都要举行纪念仪式，并煮腊八粥供佛。这种习俗流传于民间，自宋代始，喝腊八粥成为流行的习俗，并赋予它以庆祝五谷丰登、驱逐鬼邪瘟疫的意义。我国民间的元宵灯节是从佛教法会演变而来的。灯，是佛像前的供具之一。佛教认为，灯火表示佛的光明，能破人世的
暗，摧凡人的烦恼，给人带来光明清净。又称，东土正月十五是佛祖示现神变、降伏神魔的日子，为此要在是日举行燃灯法会，以表佛法大明。在这种佛教燃灯法会的影响下，自唐代始，元宵张灯渐成民间习俗，并延续到现代。
公益事业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是佛教对民间习俗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公益事业是关系社会群体的生活和利益的大事，在中国古代，主要由官方和民间兴办。佛教提倡“诸善奉行”、“普度众生”，它以此开导众生，也以此要求信徒。在大乘佛教的六种修持方法（六度）中，第一条就是布施，强调要用自己的智力、财力和体力救助贫困者和满足求索者，为他人造福成智，也使自己成就功德。这也就是所谓乐善好施、广种“福田”。所谓福田，是生福善之田，有福之田。佛教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对于赢得世人的赞扬，扩大宣传教化的效果也是重要的。广种福田的思想对世人影响广泛，甚至深入人心。在古代中国，佛教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是：（1）治病救人。为世人施药治病，被有的佛经定为诸福田中的第一福田。中国古代医院的形成与佛教有不可分的关系。唐代（公元618—907）寺院设“悲田养病坊”，有的“病坊”有养病者数百人，规模颇大。宋代朝廷设“安济坊”，派僧人管理，治病救人。寺院设专科诊治，有诊堂、药室。如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历史悠久，遐迩闻名。（2）救灾济贫。这是佛教社会公益事业的又一重点。在古代中国，国家的救贫赈灾工作也常常委托佛教寺院代理。寺院也曾设“孤独园”、“居养院”等慈善机构，收容鳏寡孤独者和老人，犹如今日的养老院、孤儿院。（3）造桥铺路。佛教为了方便交通、济度人民，也很重视造船、架桥、铺路。据载，福建泉州多水，历代造桥260座，其中仅宋元（公元960—1368）年间佛教参兴建造的就有60座。遍布城乡的桥梁和道路，其中不少都凝结有僧人的心血。（4）植树造林。佛教寺庙除在都市以外，多地处山村，为了发展生产，保障生活，有的开垦荒地，辟为菜园、果园；为了绿化和美化寺院周围环境，大力植树造林，红墙、黄瓦和绿荫、蓝天融为一体。史载，有的高僧为了预防水灾，说服地方官民，在易于泛滥的河道一带种树，造福后人。此外，还有挖井，供民取水；建造公厕，方便路人；等等。
饮食习俗
佛教对我国饮食结构影响最大的有两项：饮茶和素食。茶最早是作为药物使用的，后来成为民间最普及的饮料，这是和佛教传人直接相关的。坐禅是佛教徒的基本功，必须双足交盘而坐，头正背直，不得倾斜委倚，更不能昏沉睡觉，有时还要求连续坐3个月。长时间的坐禅，有人不免疲劳困倦，这就需要清心提神。佛教规定过午不食，也不准喝酒，而具有兴奋神经、解除疲乏功效的茶叶就成为坐禅僧人最理想的饮料。寺院都提倡饮茶，饮茶成为僧人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风尚。许多寺院地处山村，利于种茶，有的寺院还设有茶场，加工茶叶，制作名茶。如著名的碧螺春茶，产于江苏吴县洞庭山碧萝峰。该茶原名“水月茶”，是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的。著名的乌龙山茶的始祖是福建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宋元以来武夷寺僧制作的最佳。相传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紫砂陶壶，也是明代江苏宜兴金沙寺一位老僧创制的。寺院饮茶十分周到讲究，有“茶头”，专事煮茶、献茶待客。设“茶堂”，以品尝名茶。置“茶鼓”，击鼓以召集僧众饮茶。还有“施茶僧”，在寺院门前为游人供应茶水。有的寺院还举行“茶宴”进行品尝，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活动。种茶、制茶、饮茶是山寺僧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名山、名刹、名茶几乎是三位一体。佛寺的饮茶方法和饮茶风气流入民间，形成民间的普遍的饮食习俗。种茶和饮茶之风还随着我国佛教东传朝鲜、日本，也成为这些国家的佛寺和民间的重要习俗。
佛教素食对民间饮食习俗也有重大影响。印度佛教徒托钵乞食，肉食和蔬食不能选择，也没有特定要求。只是禁食葱、蒜等气味浓烈、刺激性较强的食物。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食品也没有严格规定。梁武帝根据禁戒杀生的教义，提倡茹素，并在汉族僧人中普遍推广实行。佛教素食的发展，形成了净素烹饪流派。和荤食一样，素食也为人们所喜爱，而成为民间的一种饮食习俗。
综上所述，佛教对汉地习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有些习俗，如信仰观念的作用是消极的，其他不少习俗则具有积极意义，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有人说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从习俗方面来看，这句话也有一定道理。
（原载《现代中国》，19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