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更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对儒家要旨的确定起了促进作用。一些涉及儒家心性修养的典籍如《孟子》、《大学》和《中庸》被突出出来，再与《论语》相配合，合称为“四书”。四书为儒家的要典，既用来与佛教相抗衡，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其二是推动了儒学学术旨趣的转移。宋明的新儒学和过去的儒学风格不同，已不只侧重社会政治伦理、少言性命之学，转而重视修心养性，成为性命之学了。其三是佛教各宗派都强调众生的本性是清净、觉悟的，只是被妄念浮云所遮蔽，为各种情欲所窒碍罢了。宋代理学家受这个观点的启发提出人有“义理之心”和“物欲之心”的说法，即天理和人欲的对立。理学家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学说依据的是《大学》的著名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同时又吸取了禅宗的“直指本心”论，以人格的自我完善为齐家治国的出发点；又以遵循包括天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天理”为自身人格完善的唯一途径。这样一来，就如同成佛的信仰是佛教徒的内在要求一样，儒家的德道伦理也由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人欲由一种自身的自然需要变成了外在的罪恶渊薮。佛教所讲的人心的本性是与万物的本体相统一的，理学家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也把心性论和本体论统一起来，从人生本原和宇宙本体的结合方面加以论说，把封建伦理观念上升为宇宙的规律、本体。其四是理学家还吸收了佛教禅定的修炼模式，提倡主静、主敬，以为习静才能去私欲，合天理，打通小我与大我的关涉，与大我（天地宇宙）相通，以与天地合其德。可以这样说，佛教的心性学说为理学的心性论铺设了理论基石。
佛教的伦理道德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本是严重对立的，由于佛教采用了比附融汇的态度，不仅在消除对立方面作出努力，而且还突出宣传忠孝观念，对于忠孝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积淀为厚重的社会心理起了辅助作用。佛教的道德标准是大慈大悲、利己利他。特别是大乘佛教极力鼓励佛教信徒要奋发精进，勇猛无畏，提倡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必要时，甚至舍己救人。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近代，章太炎、谭嗣同等一批民主革命的先驱竭力宣扬佛教的道德观念，借以改造国民道德，激励人们为民主革命而献身，推进国家、社会的进步。他们都十分推崇佛教“自贵其心”的思想，注重培养自强自尊的品格；他们提倡“头目脑髓，都可施于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章太炎、谭嗣同等还将佛教的“我不下地狱，谁入地狱”当作人生信条和座右铭，以此要求自己随时为解救民众的苦难而赴汤蹈火。谭嗣同就是怀着“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精神，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当然，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人人成佛是一种美丽的虚构，然而为追求这虚构所需要的执著、牺牲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密切的领域恐怕当属艺术了。佛教的传播，佛教的存在都离不开艺术，离开了艺术活动，它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同时，佛教艺术的传入和发展也为中国传统艺术增添光彩，带来了活力，成为传统艺术园地中一枝奇葩。
佛教建筑是佛教艺术的重要代表。如古老的石窟寺，有举世闻名的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石窟寺的造型和格局大都以印度风格为基础，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中国民族风格和特点形成为中国式的石窟。又如佛塔建筑最早起源于三国时代，多为木塔，后改为以砖砌塔。其形式除部分为印度式，多采用中国传统的阁楼式样，形成可供凭眺的阁楼式寺塔建筑。至于寺院建筑，最古老的是东汉明帝时在洛阳建造的白马寺，这是以当时官府建筑的形式布局而建造的。佛教的建筑点缀了祖国的山河大地，为多娇的江山增添了色彩，也为中国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佛教建筑吸取了传统建筑艺术，传统建筑艺术也不断接受佛教建筑的影响而丰富发展自己。例如中国古代建筑普遍采用的台基为须弥座式，就来源于印度佛教建筑。据佛经说，须弥山直插云霄，以它为中心，外有八大山八大海环绕，整个世界有如圆形。须弥山顶有33个天宫，是帝释天的居所。所谓须弥座就是仿须弥山形的座台，取其高妙坚固的意义。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就是建在2000多平方米的汉白玉的须弥座上的。奠基于须弥台座上的建筑风格几乎成为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独有形式了。
佛教绘画是佛教艺术的又一枝奇葩。佛教绘画艺术成就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早在梁代就有善画佛像的张僧繇，他创造了笔法简练的“张家样”，被赞誉为“笔才一二，而像已立焉”，在南北朝后期影响很大。另外还有北齐的著名佛画家曹仲达，他创立了“曹家样”，他绘画的特点是衣服紧窄下垂，与印度笈多王朝的雕刻风格颇为近似，后成为唐代盛行的四大风格之一。唐代的吴道子创立了“吴家样”，其特点是衣带宽博、飘逸感强，更具浓重的中国风格。“曹家祥”与“吴家样”风格迥异，相映成趣。佛教的壁画更是异彩纷呈。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光辉灿烂自不必说，而佛教石窟壁画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可谓石窟壁画之最。敦煌570个洞窟中至今保存的壁画约有6万平方米之巨。这些作品的题材多取自佛经故事，如净土变相壁画绚丽多彩，画师们把人们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画成视觉可触的具体形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以可望而又可即之感，缩短了极乐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以激发人们往生净土的热情。
佛教的绘画及石窟壁画的艺术水平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构图之严谨，色彩之绚丽，形象之优美，神态之逼真，令人有呼之欲出的感觉。画师们巧夺天工的技巧，不独影响了当时的绘画风格，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它不仅给人以审美的情趣和享受，也为绘画创作提供了艺术源泉。
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的作用，是宗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佛教音乐传入之初称为“梵呗”，即是用印度曲谱咏唱经文，歌颂佛德。约在三国时，“改梵为秦”，开始用中国本土的音调来配唱经文，逐渐形成了中国的佛教音乐。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独具，地方的民间音乐及风俗习惯的不同，推动中国佛教音乐在形成创作过程中，又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佛教音乐如佛教绘画一样，也是在唐代进入极盛期，佛教音乐家辈出，在创作、演唱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且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走向。佛教每逢庆典时要演奏佛曲，以示对佛的礼敬及供佛愉悦。随着佛教得到唐最高统治者的扶持，佛曲也深入到宫廷内部，成为宫廷音乐的一种。据《乐书》记载，唐代乐府曲调中就有26首佛曲，供朝会宴飨和外出游行时使用，佛教乐曲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另外，当时甚至还有些传统乐曲被改编为佛曲。可以说在唐代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弥漫着的佛曲，影响改变了当时的传统音乐唐大曲、唐散乐、唐戏弄、唐杂曲等的风貌。佛教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给传统音乐带来了生机，丰富充实了传统音乐，至今我们还会在某些民间乐曲中听出丝丝缕缕的佛教音乐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