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以来，一些农民就打着弥勒出世的旗号，起来造反。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隋书》卷3《炀帝纪》）。不久，唐县（河北省唐县）人宋子贤，扶风（陕西省凤翔县）沙门向海明，“也都自称弥勒出世”，潜谋暴动。隋末各地多次农民起义，汇成洪流，很快冲垮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这样的政治传谣：“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指弥勒下生）。李家欲末，刘家欲兴。”（《册府元龟》卷九二二《妖妄第二》）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玄宗颁《禁断妖讹等敕》，说：“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利用弥勒下生为号召，广集群众，构成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农民出身后为宋军下级军官的王则，利用民间秘密流传弥勒教的“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传说，宣传变革世道的舆论，发动贝、冀等州的农民和士兵酝酿起义，并利用弥勒教和德、齐等州的农民和士兵建立联系，举行起义，建国号安阳。王则起义虽然遭到宋王朝的镇压而失败了，但它对统治者的打击是沉重的。
元朝后期，统治阶级走上崩溃的道路，广大农民更是频繁地利用弥陀降生的传说，积蓄力量，不断举行起义。早在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等人，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发动农民起来推翻元朝的统治，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有河南人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准备暴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一带农民翁然信从。刘福通推韩山童为首，以白莲教联系、组织农民，率众数十万进行反元斗争。与此同时，徐寿辉、彭莹玉（彭和尚）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占领有今湖北、湖南一带。这两支农民军都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又因都信奉弥勒佛，焚香聚众，又称香军。红巾军曾和元军主力进行英勇艰苦的斗争，冲击了元王朝的统治。
隋唐以来农民因不堪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多次利用“弥勒下生”为号召，积蓄力量，举行起义。弥勒菩萨的传说一直和隋、唐、宋、元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变动相联系，尤其是被农民起义军所利用，动摇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因此，明清时代的统治者都十分害怕弥勒菩萨传说的流传，严加禁止和镇压。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律因之。（参见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见《陈垣史学论著选》，1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佛教被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动员农民、组织农民的工具，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也是佛教社会作用的复杂性的又一个生动事例。
§§§第三节佛教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
佛教思想，尤其是佛教的重要思潮，对社会政治起什么作用呢？这也是本章所要回答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自汉至西晋时期，其政治作用并不大。经过东晋至唐代的繁荣阶段，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佛教渐趋衰落，它的思想一方面为宋明理学所吸取，通过宋明理学而发挥其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有时又被视为异端，限制了作用的发挥。对于汉至西晋和宋元明清这两个时期佛教思想的政治作用，本章都略而不论，这里仅就其他时期佛教思想的政治作用，作一鸟瞰式的评述。
一、东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思潮主要是般若学、涅槃学和因果报应论。
般若学是中国佛教学者继承印度佛教大乘空宗思想，并与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思想相融合的产物。般若学的中心观念是讲“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中国僧人约经历200年才理解印度大乘空宗的非有非无——不真空的理论。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是不真的，都是假号，都是空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事物，要证悟一切事物都是非有非无的最高智慧境界。般若学的这种理论，客观上并不能限制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专制剥削的执著，相反还起到了掩盖他们的贪婪行径的作用。对于劳动人民，按照般若学思想推论，就是要求他们超脱现实，不计较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区别，自然更不能从事起义斗争，这都显然是对当时统治阶级有利的。
晋、宋以来南朝的门阀士族制度日益强化，压迫更为严重，社会更加不平等。此时人们的社会心理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门第等级有高下贵贱，人性是否也有高下贵贱？门第地位是命定的，圣贤才智是否也是天生的？佛教学者竺道生以其特有的现实感用宗教理论形式提出和阐发了这样的问题，从般若学转而宣传涅槃学。竺道生的涅槃学主要是阐发涅槃佛性的学说，其主要论点，一是宣传人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内在根据），人人都可成佛；二是宣传顿悟成佛，也就是众生只要体证佛理，就可顿然而悟，成就佛果，达到涅槃境界。竺道生的理论，虽然也有众生平等，从而包含了对现实不平等的抗议的意义，但是，他以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以宗教心性的平等，掩盖了现实的严酷的不平等；他以成佛许诺来安慰人们，要他们安分守己，信奉佛教，引导人们走上非现实的解脱苦难的道路。不言而喻，涅槃学的现实作用也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
因果报应理论，是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为（“业”）都将按其善恶的性质，而得到不同的报应，或者是今生作业，今生便受报应，或者是下世受报应，也有的要经百生乃至千生，然后受报应。由于人们受因果报应律的支配，人死后就要依据生时所作业的善恶而转生为较高于或较低于今世的生物，或上天堂或入地狱。佛教教人要超出报应和轮回，以求得永远的解脱。而在这方面，信奉佛教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有罪后只要能信佛，就可免罪得福。这等于说，佛能灭罪赐福，人们可以卖罪买福。这种理论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种理论在中国专制社会中，是符合专制统治需要的。对于因果报应的这种社会作用，统治者看得非常清楚：
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沈榜：《宛署杂记》卷19）
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可以弥补专制统治理论和法律的不足，即作为一种统治的补充手段，能更有效地控制下层劳动者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基层政权的统治。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佛教鼎盛，宗派林立。当时一些重要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都阐发了各具特色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下面着重简要地揭示这些宗派核心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
天台宗宣扬“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观念。所谓一心三观，是讲一心可以同时圆满地从空、假、中（中道）三方面观察对象。天台宗认为，空、假、中不仅是三种观法，而且也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相状（“实相”）。由此又可以说，一心三观是在同一时间内一心观有空、假、中三种实相。这三种实相也称为三谛。天台宗还认为，任何事物既是空，又是假，这种空、假是事物的本性如此，即合乎中道，所以又是中。空、假、中三层道理在任何境界上都有，也就是说，并不是一种先后次第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互不妨碍，所以又叫做空、假、中“三谛圆融”。三论宗与天台宗的这些思想近似，都是强调事物的空、假的性质，不能执著。按照天台宗和三论宗的理论加以引申，势必把人们引上漠视现实、脱离现实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