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很多精彩的阐述，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刘辰翁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修养，又有创作的亲身体验，对杜诗高超的艺术往往能心领神会。刘辰翁特别赞美杜诗的现实主义。他认为杜甫的诗所以特别有艺术性，特别感人，是他善于将现实生活的经历和心灵感受非常真实形象地表现出来。《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云：“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而折，或见其背，或见其面，非身离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其三“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下云：“独行中路，间关忧患，累百言不自愬者，一见垂泪。”“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下云：“只‘影静’‘心苏’字，每日跋涉扰扰，危不自保，皆可想见，而此喜亦未易自言。他人无此苦，有此苦，无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耳。”评点认为，杜诗超越一般作者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善于描写一般作者所没有的人生经历与感受，并且描写得极好。刘辰翁认为杜诗还能写一般诗人所不能写或不愿写的。《北征》“生理焉得说”下云：“北征精神，全得一段画意。他人窘态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评点说得很好。杜甫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在于他作品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其他作者。特别是敢于写那些最能表现生活特征与本质的事物，而又写得非常生动，在眼光、胆识和功力上就高出一般作者。《南邻》(卷七)“野航恰受两三人”下云：“浅溪小艇，本是实景，然写此有自足之味。”结尾云：“看几过后，见朱韦斋举此，倍举有怀，有浓有淡，当由实历故见。”《无家别》(卷五)“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下云：“经历多矣，无如此语在目前者。”评点都着眼于杜诗描写的鲜明的形象性。刘辰翁的评点还注意阐发杜诗艺术的真。《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其六“兴移无酒扫”下云：“五字自真。”《同元使君舂陵行》(卷一七)云：“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真是艺术的灵魂，杜诗的成功和它表现出特别的真有重要关系。刘辰翁的评点有利于读者具体而深入地把握杜诗的真。
（三）善于从意境的角度看待杜诗。《登岳阳楼》(卷一九)“乾坤日夜浮”下云：“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下两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适等。”认为“亲朋无一字”二句在意境方面与“乾坤日夜浮”二句有同样高的意境，很有见地，对读者很有启发。《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卷一九)“湖阔兼云雾，楼孤属晚晴”下云：“远近浓淡，暮色有情。”这也正是从意境着眼来批点，因而非常新颖。
（四）善于对诗中字、句和段的艺术进行评论。评点虽三言两语，但针对具体诗句来评论，实实在在，把作品的佳处告诉读者，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令读者佩服。《望岳》(卷一)“齐鲁青未了”下云：“望岳而言，即‘齐鲁青未了’，五字雄盖一世。‘青未了’语好。‘夫’字谁何跌荡，非凑句也。齐鲁跋涉广。”评点说“齐鲁青未了”雄，说“青未了”有创见，说“夫”有韵味，都很有见解。《李监宅二首》(卷一)“杂花分树映，娇燕入檐回”下云：“点缀纤媚。”《夜宴左氏庄》(卷一)“风林纤月落”至“春星带草堂”下云：“景语闲旷。”《赠卫八处士》(卷一)“世事两茫茫”下云：“‘阳关’之后，此语为畅。”《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四)“宫殿风微燕雀高”下云：“壮丽自是。若非‘微’字清洒，不免痴肥矣，谩发此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其四“藤蔓曲藏蛇”下云：“又极幽僻。”其一“出门游水住”下云：“水自无住，但出何氏林便觉境别如此，最是妙意。”这些关于艺术的评点，有的一语中的，读来有醍醐灌顶之感；有的则启发人思索，令人回味无穷。
（五）对杜诗整首诗的艺术特色也有评论，特别着重于诗的艺术创新。《饮中八仙歌》(卷一)云：“不伦不理，各极其平生醉趣。古无此体，无此妙，谓为八仙甚称。八篇近之，吾意复如题画，人目一二语，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见佳趣。第难为拘检者道耳。”认为杜甫有意不讲条理，运用近似醉态的语言，近似题画诗的笔法，集中用一两句诗勾画人物形象，是艺术上极大的创造。从诗的语言、结构、人物形象和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评价，高屋建瓴，以小见大，其评点非常精妙。《羌村三首》(卷三)其一云：“当时适然，千载之泪，当在人目，《诗》三百不多见也。”认为杜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感染人的艺术力量；认为《羌村三首》的艺术性不亚于《诗经》。《诗经》在古代被认为是艺术的最高典范。刘辰翁的评价是很大胆的。《新婚别》(卷五)云：“曲折详至，缕缕凡七转，微显条达。”对杜诗研究精细，见解自然超越一般评论者。
（六）对杜诗的艺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批评杜诗不可解。《一百五日夜对月》“仳离放红蕊”下云：“五字本不可解。”《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青春不假报黄牛”下云：“难解。”批评杜诗用词不当或语言笨拙。《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一四)“作歌挹盛事”下云：“‘挹’亦无谓。”《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卷一四)“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下云：“‘途中’‘查上’语何拙也。”“披拂云宁在”下云：“亦不可解。”批评杜诗在艺术上存在多种缺陷。《往在》(卷一三)“天子唯孝孙”下云：“无味。”“罘罳行角弓”下云：“罘罳下着角弓，颇无意谓。”结尾云：“虽大篇，无甚肉也。如‘天子唯孝孙’‘元元归始终’，一似牵补，末更衰乏。”这里，整篇艺术上否定甚多。客观地说，刘辰翁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他对杜甫的批评没有什么恶意，他心中怎么想，评点就怎么写。因此，我们对评点的批评应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分析评点的批评，应该说刘辰翁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艺理论所局限，有些批评是错误的(如认为“‘挹’亦无谓”即是错误)，但也有些批评很有参考价值。至少，它启发人们换个角度来欣赏和评价杜诗。杜甫在宋代被视作圣人，杜诗被奉为作诗的圭臬，刘辰翁是历史上第一位比较多的具体批评杜诗的学者，表现出非凡的胆识。
（七）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杜诗和杜诗研究作了很多评论。谈版本文字的正误。《游龙门奉先寺》(卷一)云：“若‘天阙’‘天阔’，岂不牵强？”(今按刘辰翁评点本作“天阙”)认为他本作“天阅”、“天阔”误。《题郑十八著作丈》(卷四)云：“伤悼之作，谓之‘题’，何也？”虽是提出问题，但也非常好，此“题”字，文字当有误。《奉赠韦丞相二十二韵》(卷一)“白鸥没浩荡”下云：“‘没’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语势，当是‘没’字相应。”认为“波”字有意味，但从句式来看，应该作“没”字，分析得极有理。注解文意，指出旧注的错误，自创新意。《画鹰》(卷一)“素练风霜起”下云：“素练如霜，谓未画时绢色耳。注误。”认为未画之绢颜色如霜，甚是。《送韦书记赴安西》(卷一)“白头无藉在”下云：“‘藉在’如‘聊赖’语尔，谓无人复慰藉如韦也，故与‘哀怜’为对，以为通藉，殊舛。”释“藉在”为“聊赖”，很新颖，而且文意通畅。《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卷一)“方丈三韩外”至“诣绝古今迷”下云：“言其出使荒远绝迹，特非常语，故未易谕耳。旧注皆误。建标：犹立柱，仿佛其持节之意。”释文意，释词“建标”皆有新意。足见刘辰翁的评点在文献学方面也有很多发明，订正了不少旧注的错误。
（八）对历来的杜甫的生平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杜甫生平研究，历来有杜甫安史之乱陷贼中，为乱军所拘一说，刘辰翁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可能是人们对杜诗的误解造成的。《述怀》“去年潼关破”至“脱身得西走”下云：“诗中未见为贼所得一节，岂非以‘脱身西走’语致误耶？但自鄜州出即脱身也。”刘辰翁的说法很有道理，杜甫是否为贼所拘，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两唐书杜甫本传认为杜甫饮牛炙白酒而死，刘辰翁对此也表示怀疑。他认为从杜甫诗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二〇)“兴在北坑赵”下云：“子美将死，犹愤愤诗辞。‘兴在北坑赵’，殊不衰飒，此岂甘以醉饱失身命者。”评点从杜甫胸襟和修养说明，杜甫绝不可能因贪嘴丧生。虽然证据显得薄弱，但所说道理却值得人们研究与思考。
刘辰翁的评点是杜甫研究史上的一枝奇葩、一块里程碑。可以说，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第一部重要的评论著作。就评论的精湛和论述作品的广泛而言，宋代没有第二部。同时，它所涉及的杜甫研究问题十分广泛，可以说杜甫研究的一切重要方面均涉及了，并且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此同时，刘辰翁创作了评点这种独特的评论形式。它短小精悍，自由活泼。刘辰翁运用这种形式，使他的评论内容如鱼得水，相得益彰，而使得有些评论有如格言，耐人寻思。有些评论带有生活和感情气息，更有韵味。这样，刘辰翁的评点既是杜诗评点的创始之作，也是首部评点的经典之作，故而也就成为后代评点的开风气之作。自元代印行刘辰翁的杜诗评点之作后，评点之作很快便风行天下，云蒸霞蔚，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其间关于杜诗的评点之作尤多。因此，刘辰翁关于杜诗的评点之作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人们对刘辰翁的评点之作评价甚高。
一六文天祥
一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今江西吉安市)人。举进士，帝亲拔为第一。累官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湖南提刑。德祐初，诏天下勤王。文天祥起兵，有众万人。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除知平江府，除知临安府。宋降，仍除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奔循州。后驻军南岭。卫王立，加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为元军所执。被送至元大都囚禁。不惧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至元十九年，英勇就义，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者。其著作有《文山先生全集》。
二
文天祥在战争中被元兵俘虏，囚于大都。狱中，他研读杜甫的诗。其《读杜诗》云：“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年夔府有诗在，一夜采(耒)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文山先生集》卷一四《指南后录》)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觉得杜甫的诗完全写出了他的心里话。于是，他突发灵感，决定用集句诗的形式，用杜甫的诗句来表现宋末的政治时事，表现自己抗击元军侵略的历程，抒发自己坚贞的爱国思想感情。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为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时，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
集句诗本是一种特殊的创作作品，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对原诗的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故也有很强的学术性。文天祥的《集杜诗》是文天祥重要的作品，也是重要的杜甫学成果。
从学术的角度说，文天祥的集杜诗之所以作得特别好，是他在三方面下了特别深的功夫：
第一，熟读杜诗，至烂熟于心。要作二百首杜诗绝句，数量非常大。只有将杜诗全部读熟，将诗句理解透彻，集句时才能得心应手，表现准确精致，如自己创作的一般。
第二，掌握杜诗的主要思想，寻求自己与杜甫思想的契合，再寻求杜诗的相应的诗句来表达。从而从整体上保证集句完美深刻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做到集句不仅形同自己的创作，而且神也如自己创作的一般。
第三，掌握杜诗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它“诗史”式的特点，并充分运用来表现宋末社会的政治与抗元斗争，表现自己的抗元经历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集杜诗》也有三大特点：
首先，诗人在确立集句诗表现宋末的政治时事、表现自己抗击元军侵略的历程、抒发自己坚贞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后，用标题和序表现宋末的“世变人事”(文天祥《集杜诗自序》)，确立了诗的“诗史”性质。
其次，将所集杜甫诗句精心组织成诗，既用来描写，也用来议论和抒情，使集句诗与诗题和序完全融为一体，珠联璧合，最终将所集的杜诗，完全变成文天祥自己的诗。
再次，文天祥的集杜诗成功的根本是文天祥抒写了其伟大的人格、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经历与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集杜诗以现实的文天祥为基础和背景，使诗的艺术形象和现实的文天祥融为一体，因而比一般的诗的形象更鲜活，更丰满，更有魅力。而集杜诗又将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诗的感染力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