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挑战近代的历史观以外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论 ,也即 “小写历史”,也有许多冲击 ,甚至可以说是齐头并进。近代历史学的科学化 ,主要表现在史料考证技能的成熟 ,史家认为可以运用核实过的史料 ,重建历史 ,让历史说话。法国近代有一个史家叫古郎治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他就说过 ,我写的历史书里面没有我个人的东西 ;我让历史通过我直接与读者见面,与读者对话 (大意)。这与兰克所说的 “如实直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这以后,许多人发现,事实并不如此。即使史家没有直接表述他个人的看法,但他的写作,还是会不知不觉地显露他的历史观。比如你研究一次大战的起源,就有一个顺序编排的考量。你是先讲德国还是先讲法国,还是先讲巴尔干地区,还是先讲奥匈帝国等等。你是讲各国外交家、政治家之间的博弈和协商,还是将突变的事件,如费迪南公爵的被刺。这就反映了你的历史解释和态度。所以海登·怀特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相似的地方就是,史家也要 “设置情节”(emplotment),也就是要把历史事件做序列上的编排,简单讲就是讲故事。而讲故事的时候,经常要用 “因为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怎么样之类的话”。这种序列上的考虑,其实就是怀特所讲的 “设置情节”的一种。
有趣的是,西方这种叙述史学,也即讲故事的方式写作历史,随着西方强权的扩张,成了近现代历史写作的基本模式。而叙述史学,一般都有时空的限制,你讲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但这些地区和国家,往往又是在西方兴起以后才决定的,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痕迹。比如近代的印度人要了解他们的过去,就不得不读英国人写的印度史,这是因为印度虽然以前也有统一的帝国,但没有统一的、印度的历史。印度有几百种语言,用什么语言写作,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非洲。非洲许多国家的形成,其实都是西方殖民的结果。你现在看非洲的政治版图,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边界,都是笔直的。显然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殖民国家瓜分之后的产物。所以所谓的印度史、坦桑尼亚史或者刚果史,其实都有西方殖民的痕迹。
更有趣的是,因为西方的扩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作用明显,因此西方人写作这些国家的历史的时候,甚至不用去那里收集资料。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詹姆斯·密尔 (JamesMilll,1773—1836)写的《英属印度史》,有三大卷,出版以后,成了英语世界了解印度历史的基本素材。但可笑的是,密尔并没有到过印度。他还申言,写作这部规模宏大的印度历史,只要参考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材料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材料的价值,远高于本土材料的价值。这样一种傲慢的态度,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写照。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中 ,近现代历史学就成为了一个焦点 ,因为其中集中反映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近代以前 ,史家写作历史 ,虽然也持有求真的理想 ,但同时也有求真之外的目的以及求真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到了近现代,史家反而不考虑这些问题了 ,认为写作的历史 ,只要如实反映历史就行了。所以兰克的名言 “如实直书 ”,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近代社会建立以后 ,西方成了历史行进的领头军 ,所以史家只要如实将这一过程写出来就行了。但问题是在战后 ,这一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 ,而且还为许多自身的问题所困扰 ,所以历史认知的问题就浮到台面上来了 , “大写历史 ”的基础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 ,也就引发了人们对 “小写历史 ”研究的兴趣。
质疑“如实直书”
这一研究 “小写历史 ”的兴趣 ,从本质上说是对兰克 “如实直书 ”的怀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 ,语言并不透明 ,语言所能起到的沟通作用 ,往往要在一定的文化脉络里面才能真正完成。所以历史研究在阅读和理解史料方面 ,就无法说有一种为所有人都认可的理解 ,而是常常产生各说各话的情形。再者 ,史家用史料写作历史 ,同样无法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更无法让读者完全体会自己的意思。所以 ,“大写历史 ”的瓦解和 “小写历史 ”遇到的困境 ,正是西方当代史学所面临的难题。就目前的情形来说 ,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大部分史家仍然没有完全放弃 “小写历史 ”的科学性。对于这一状况 ,亚历山大 ·麦克菲 (Alexander L. Macfie)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 ,‘小写历史 ’之所以能苟延残喘 ,继续以客观的、经验的、实证的和寻求真相为标榜 ,只是因为它的大部分信奉者仍然顽固地继续他们的老一套研究 ,鸵鸟式地无视和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质疑 ”。这一评述,显得有点尖刻 ,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个事实。因为历史研究自近代以来一直以展现 “事实 ”为目的 ,而搜索有关过去的 “事实 ”,必须经过辛苦、细致的搜寻、考证的过程 ,因此大部分历史学家 ,对于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问题 ,并没有太多兴趣 ,也不愿多花时间、多费笔墨。而且 ,由于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历史学家的论著 ,通常经过同行的评审、鉴定以后才得以发表 ,因此只要大部分同行认可其研究的扎实和辛劳 ,那么作者本人就不会特意追求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创新。当然 ,如此做法 ,也有其代价 ,那就是当代的历史论著 ,在历史学领域以外 ,已经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像亨廷顿那样,对当代历史的现实和未来走向 ,提出什么重要的思考和建议 ,又因为 “扎实”研究的需要 ,通常选择处理一些细小的问题 ,而且写作风格死板、单调 ,以求 “如实直书 ”,因此再也无法吸引一般的读者。
虽然大部分史家可以对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和变化 ,熟视无睹 ,采取鸵鸟式战略 ,但其实如果稍微考察一下 ,便可发现 ,所谓实证式的研究 ,仍然有其理论基础 ,而自 1970年代以来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 ,这些原来的理论基础 ,都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提倡后现代主义的当代历史理论家、《历史学再思考》( Rethinking History)杂志的主编之一艾伦 ·蒙斯洛 (Alun Munslow)对于近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基点 ,做了这样的总结 :“(1)过去和现在一样 ,不但是真实的 ,而且可以通过事实和证据的搜寻 ,用概念和语言加以如实表现 ;(2)论从史出 —历史的解释必须符合事实的推理 ;(3)展现事实不同于价值判断 ;(4)历史不同于小说 ;(5)历史学家及其写作的历史有所区别 (换言之 ,即使历史学家有偏见 ,但其著作仍然可以避免偏见 ); (6)真理是客观的 ”。对于蒙斯洛等人来说 ,这些理论规则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 ,已经无法自圆其说。后现代史学特征
具体而言 ,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 ,与之针锋相对 ,由马克 ·斯坦福 (Michael Stanford)概括 ,具有下列特征 :“(1)历史著述 \文本自成体系 ,与历史事实无关 ;(2)历史著述的好坏 ,不在它是否反映历史事实 ,而在于它文笔是否优美 ;(3)过去并不存在 ,而只有对过去的一些解释 —这些解释也许言之成理 ,但也许胡说八道 ;(4)无法用真假来评价历史著作 ;(5)历史著述通常是意义含混的 ,无法重新解说 ;(6)历史的过去只是 ‘建构 ’出来的 ,其实并不存在 ”。这些概括 ,有所夸张 ,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间 ,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总体而言 ,当代历史哲学的探讨 ,已经无法认同 “历史 =过去 ”这样的看法了。取而代之的是 “史学 =过去 ”。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 “历史 =史学 ”。换言之 ,“历史 ”再也没有了双重的含义 ,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表述和解释而已。当然 ,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并没有直接否认 “过去 ”的存在。他们只是指出 ,这一 “过去 ”即使存在 ,也没有哲学意义 ,因为人们无法回到过去。而要想对这一过去有所认知 ,则必须借助历史的著述和文本 ,于是就有了 “过去 =史学 ”的结论。
由此 ,史家写作历史 ,不但不讨论历史的规律性问题 ,也回避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美国历史学会的前任主席芭芭拉 ·瓦因斯坦 (Barbara Weinstein)曾撰文指出 ,最近十年、二十年的历史研究 ,很少注重历史因果关系。原来史家研究历史 ,比较喜欢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如前面说过 ,研究世界大战的人,比较注意研究战争的起源。但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当代史学界流行的是 “新文化史 ”,而这一 “新文化史 ”,注重的是一个细小的事件的描述,与文学家的工作很相像 ,或者正向文学家靠拢。从历史观念的发展来看 , “新文化史 ”的产生可以说是当今历史观的一个妥协物 ,因为原来 “大写历史 ”和历史叙述之间的融合一致 ,现在已经冲突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史家只能专顾一头 ,也就是叙述的完美和精致 ,至于解释历史 ,只能以后考虑了。
不讨论历史的规律和走向 ,也是因为 “大写历史 ”的瓦解。以《文明的冲突》闻名的萨缪尔 ·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在 2004年又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做《我们是谁 ?美国认同的挑战》。其中的主要观点就是 :原来美国有一个比较单一的认同 ,但随着各种移民的到来 ,如今这种认同已经逐渐消失了。用中国的话来讲 ,就是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美国人心态的多样化 ,使得美国将来的发展 ,就没有什么方向可寻了。这就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悲观。
其实亨廷顿在写作《文明的冲突》时,已经表达了同样的历史悲观。他的观察就是,当代的世界,呈现出西方文明地位的下降,非西方文明对之的挑战等等。这些已经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主线,而不再是西方领先世界的局面了。俗话说,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辉。史家写作历史,虽然有能力的限制,只能写一个事件,但往往希望以小见大。但现在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大的方向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无迹可寻了。
在结束之前,我想引用当代历史思想家、荷兰学者安科施密特 (Frank Ankersmit)的一段形容。这段形容我在《后现代与历史学》里面也引用过。安科施密特说,西方史学像一颗大树,原来的史家注重研究树干的延伸,但现在已经到了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缤纷,于是史家的注意力已经从研究树干转到研究每片树叶了。放弃研究树干,其实也就是放弃了 “大写历史”的研究。而研究树叶,甚至不想一叶知秋的做法,从当代的 “新文化史”的著作中,有典型的表现。我们会在下一讲具体讨论。
史学与真实
但悖论的是,虽然当代史家不研究历史的规律性走向,但这些问题仍然让人注意。比如上面说到的亨廷顿,就是一例。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对历史的方向性思考,可以属于历史哲学。还有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也明显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当代的翻版,虽然他所提出的观察,不为许多学者接受。还有未来学的研究,如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托夫勒 (Alvin Toffler)的一系列著作,如《未来的震荡》和《第三次浪潮》等等,都展示了一种预测历史走向的努力,也属于原来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总之,当代的历史研究,展现了一种内部的张力,也就是 “大写历史”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冲突。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 “小写历史”的问题来看,其实当代史家也有点过于敏感和过于悲观。史家写作,不可避免地会杂有个人的、主观的东西。换句话说,兰克的 “如实直书”,只是一个高尚的梦想。但知道这点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不写历史了?可能吗?有必要吗?我想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就像我们基本上都看电视,电视节目有新闻和综艺节目。我们知道有些新闻是有水分的,甚至是假的。但我们都知道看新闻和看电视剧、肥皂剧是不同的体验,虽然我们知道新闻里有掺假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就是观众没有那么天真。当然电视剧也反映了生活的现实。但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喜欢看电视剧,而从来不看新闻,只是从电视剧里面来了解这个世界。我想这个人可能不会有。
事实上,许多国家现在设置了专门的新闻台。这个创意来自美国的泰德 ·特纳 (Ted Turner),是个成功的企业家。特纳在1980年创建 CNN的时候,许多人对此并不看好,甚至有人感到特纳脑筋有点问题,谁会喜欢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新闻联播?但事实却是,这个创举成功了,而且还为许多国家效仿。现在 CNN也开设到了亚洲,而亚洲地区也有自己的新闻台,如台湾有 TVBS,中国的 CCTV有专门的新闻频道。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我看就是社会大众的求真的愿望。这就是一种需求。史家如果放弃探究历史的走向、放弃反映历史的事件,但因为需求还在,所以还是会有人提供这样的服务。如上面提到的政治学和未来学的研究。除此以外,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研究,而且是一种 “大写历史 ”的研究。该书的畅销,包括其中文版在大陆和台湾的受欢迎程度,也证明这些问题的持久吸引力。
不过,历史学虽然经历了上述的变化,经历了一种内在的冲突,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也有史家开始注意重拾传统。美国刚刚卸任的历史学会主席伽布瑞尔·斯皮格尔 (Gabrielle Spiegel)就主编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历史实践:语言学转折以后的历史学》,其中提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虽然对历史学的客观性提出了有效的质疑,但史家写作历史,不应就此完全放弃原来的课题,而是应该继续与社会现实相联系,为社会的变化提出历史的解释。斯皮格尔在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期间,在 2009年初召开了以全球史研究为主题的历史年会。其实全球史的研究,就代表了史家重拾传统,重新思考历史走向的一种努力。当然这一努力 ,不是为了恢复以前 “大写历史 ”的老路 ,而是强调西方与非西方地区的交流与互动。有关全球史的兴起及其在史学史和对整个历史研究的意义 ,我们会在以后详论。
总而言之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当代的史学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其结果就是原来传统的瓦解。“大写历史 ”走向衰落 ,“小写历史 ”的科学性、客观性也不断受到质疑 ,由此而形成历史研究内部的矛盾、冲突。就此现象 ,当代史家正在而且必须摸索对策 ,探索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