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张先生退休以前的十年 ，是他事业的巅峰期 ，是因为在那段时期 ，他在法国史和外国史学史研究上 ，齐头并进 ，不但著书论说 ，而且还担任学术领导的职务 ，推动学术的发展。譬如他在 1979年与中山大学的端木正、华东师大的王养冲、陈崇武及杭州大学的沈炼之等一起 ，创办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并担任了第一任会长。差不多同时 ，他也开始在北大招收和培养法国史方面的研究生。1980年他在参加第 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 ，与法国史研究的国际同行多有交流 ，并于 1983年被选上法国大革命史国际委员会的理事 ，成为亚洲学者担任该学会理事的第一人。张先生借助其广泛的人脉、娴熟的外文 ，不断安排法国史学名家到中国各地讲学 ，促进中法史学交流 ，劳苦功高 ，恕不详述。
张先生能在研究法国史和外国史学史方面 ，齐头并进 ，是因为他同时关注这两个领域 ，并且都有引人瞩目的建树。上面已经提过 ，他能注意到 “年鉴学派”的新颖之处 ，得益于他在法国史和欧洲史方面的知识背景。但是他也看到，在 “年鉴学派 ”蒸蒸日上的同时 ，其它学派 (如马克思主义学派 )并没有全面走向式微 ，而是与 “年鉴学派 ”有着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1970年代的法国史学界，因此并不是 “年鉴学派”的独霸天下。在张先生与法国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也没有局限于那些 “年鉴学派”的史家。他在 1978年就观察到，所谓 “年鉴学派 ”，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相反，它是开放、多元的，以《年鉴》这部杂志的编辑为中心活动，但其中的成员均有自己独特的史观和治史方法。譬如布罗代尔的 “长时段”理念，就不为他的继承者、《年鉴》的新编辑们所认同，而布罗代尔亦不以为忤，乐意把领导权交给与他自己观点 “直接对立”的学者。张先生对战后西方史学多元发展的观察，与西方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和伯克教授的研究结论，不约而同，十分一致。
其实，张先生在1970和1980年代注意到 “年鉴学派”的重要和潜在的深远影响，并致力于开展对外国史学的发展和从事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足以显示他过人的史识。因为战后以冷战为标志的世界局势，到了 1960年代末，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由此而导致了历史观的显著变化。伊格尔斯教授在1975年用 “新方向”来形容，而到了 1990年伯克教授回顾法国史学变化的是，则用了 “革命”一词，可见 “年鉴学派”等新的史学流派的出现在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意义。这一转折的基本特征，就是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是史家主张写作 “自下而上”的历史，摒弃原来注重精英作用的十九世纪史学传统。正如张先生所概括的那样，在 “年鉴学派”引领史坛风骚之前，史学界总共有两种史学倾向，一是研究历史中个人的作为，二是希图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总结、概括历史演变的总体规律。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无可分割的联系。譬如兰克史学注重精英人物为主的政治、外交史，是因为在兰克眼里，民族国家的兴起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的潮流，成了一个历史演变发展的新规律。而二十世纪初年号召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流派，如美国罗宾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等人所倡导的 “新史学”派，虽然追求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以探求历史演变的总体规律，但他们的眼光还是没有、也不可能落实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布罗代尔的治史方式，主要承继的是这一 “史学走向社会科学”的传统。可是如同上述，张先生已经注意到，“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人物，已经在追求和实践与布罗代尔明显不同的治史理念。而在法国，这一 “年鉴学派”的新发展，以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勒华 ·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为代表，又号称 “新史学”。以拉杜里的研究而言，这一转变十分明显。他在1966年出版《郎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一书，从人口变化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变，其风格十分接近布罗代尔。该书出版以后，奠定了拉杜里的学术基础，但又被人称为 “没有人的历史”，因为拉杜里一心想勾勒历史的结构性变化，所以他的书充满数据、枯燥无味，无法卒读。但拉杜里在九年之后，又出版了《蒙塔尤》(Montaillou)一书，其内容与《郎格多克的农民》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蒙塔尤》充满了对人的活动细致入微的描写。而这些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换言之，在张先生投身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正是史学观念日新月异、新的方法层出不穷的大好时机。他不但亲眼目睹了这些史学潮流的递嬗、更替，并与那些主角人物大都有私人的接触和交谊。就张先生的国际交往而言，他在1980年开始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时候，不但与法国史的同行相知相交，而且还与法国的卡蓬内尔 (Charles-Olivier Carbonell)、罗马尼亚的博伊亚 (LucianBoia)和美国的伊格尔斯教授等一起，参与了国际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的早期工作，并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代表中国的会员。1983年，也即在张先生被选为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的理事的那一年，他也参加了国际史学史委员会在法国蒙贝利埃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再次与伊格尔斯教授晤面。此后他与伊格尔斯教授继续交往，相互之间成了好朋友。而同期在国内，张先生也大力开展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于 1984年开始在北大招收西方史学史的硕、博士研究生，并在 1985年秋受教育部委托，假武汉大学召开《西方史学史》的教材编写会议，参加者有西川大学的谭英华、卢剑波，东北师大的朱寰、丁则民，北京大学的张蓉芳，复旦大学的张广智等专家。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也到会祝贺，并宴请与会者。其他受邀参与编纂的还有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北京师大的李雅书、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杭州大学的丁建弘等专家。因此此书的编写者，集合了当时国内世界史、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可见张先生在史学界的威望和号召力。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没有能最后编成。张先生在那时，还希望能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的讨论会。虽然此计划没有能实现 ，但他对国际史学史委员会的活动的兴趣 ，却始终如一 ，积极参与。可喜的是 ，到他晚年 ，张先生应邀参加了两次由该委员会参与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是在 2006年11月他到日本甲府 ，受国际史学史委员会的现任主席佐藤正幸的邀请 ，参加了 “21世纪的历史学 ：学问、方法、教育 ”的国际讨论会。张先生以他与西方及日本学者交往的经历为出发点 ，在会上谈了对中外史学、特别是中日史学、文化交流的看法 ，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在一年以后 ，他在上海华东师大参加了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 ：区域性与国际性 ”的国际讨论会。张先生一如既往 ，不顾自己年高体弱 ，全场认真参与 ，并在会上就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传统的冲击 ，提出了自己坦率的看法。
张先生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看法 ，在任何人面前 ，都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这一作风 ，使他与国际一流的史学大家交流的时候 ，以其坦诚、直率的态度 ，赢得了对方的尊重。而在国内 ，他又以敢于直言而闻名 ，不怕得罪人 ，也不怕讲所谓 “不合时宜 ”的话。譬如 ，张先生对于国外新的史学理论 ，虽然并不全部认可 ，但他向来认为 ，中国学者应该寻求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 ”，而应想到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注意并研究国外史学理论的动向。1992年他在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 ”的短文中 ，借用了邓小平的话来勉励同行 ：“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放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 ”。在 2000年，他又在《史学理论研究》撰文 ，直接以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为题 ，再次强调要在国外开始研究全球史、注意非西方地区历史的时刻 ，促进中外史学的交流，更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张先生一生以 “教书匠 ”自许、自勉 ，也许没有留下一部大部头的专著 ，他甚至多次自谦自己并非一个学者。但他在中外史学上的造诣 ，却使他具有敏锐的史识和卓越的史才 ，常能提出高人一头、先于时代的观察和见解。他在 1989年就已经指出之后的中国历史研究 ，将会以 “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文化交流史 ”等为重点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笔者相信 ，张先生在 21世纪之初提出中国史学将乘全球史的新潮 ，逐步走向世界的预见 ，也会为今后史学的发展所证明为真知灼见。中国史学的传统向以“鉴往知来 ”为鹄的 ，张先生作为一名史家能有如此洞见卓识 ，已足见他一生治史之高度成就 ，亦足以让吾辈钦羡不已了。
张芝联先生千古 ！
2008年6月敬作于美国费城南郊
(本文的写作 ，承蒙北大历史系李隆国先生帮助收集资料 ，特此鸣谢 ！)
附录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无欲则刚———怀念郭圣铭先生
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研究 ，慢慢多了起来。有些人也已经将自容闳以来到西方留学的几代中国人 ，加以比较研究 ，指出他们遭遇之不同。对于新一代的留学生 ，更有诸如 “海归 ”、“海燕 ”和 “海带 ”等术语 ，用来形容他们 (我们 )的种种举措和行为。的确 ，就留学人数和留学地区而言 ，自然以 1980年代以来为最多。但如果以人生经历的复杂多变而言 ，则当数上世纪中期的一批留学生为最。本文的主角郭圣铭先生 (原名郭节述 ，1915—2006)，便是其中的一位。的确 ，这批留学生 ，属于 “五四 ”的学生辈 ，不但在文化上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激荡 ，也曾身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 ，在政治上面临过国难家亡和以后文革的种种考验。由此意义上看 ，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可惜的是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 ，都已作古。因此笔者写作本文 ，不但是为了表达我对郭圣铭师的深切悼念 ，也是为了呈现自己对这一代学术前辈的崇敬之意。
记得第一次与郭圣铭先生正式交谈 ，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 ，自己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时候。作为 “文革 ”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 ，自己也为当时尊重知识、渴求知识的风气所感染 ，因此打算在毕业之后 ，报考研究生 ，继续深造。那时中国开放不久 ，正处在又一个 “开眼看世界 ”的时代 ，因此青年人对西方学术和文化 ，兴趣颇浓。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世界史研究 ，颇有声望。除了郭圣铭先生以外 ，尚有王养冲、林举岱等前辈学者 ，还有中年辈的孙道天、李巨廉、王斯德先生等 ，在一些专门史的领域 ，建树亦多。我在本科求学期间 ，便聆听过郭先生的 “西方史学史 ”课程 ，有幸考上郭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又在他的指导下 ，逐字拜读了他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该书是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发展的开山之作 ，于是郭先生开始招收这一领域的研究生 ，而我与几位同学 ，也侥幸成为他的 “开门弟子 ”。
说道 “侥幸 ”，是因为当时我对郭先生的生平 ，并不了解 ，而且在成为他的弟子之后 ，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夸耀自己的身世和学历。我只知道郭先生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 ，曾在美国留学 ，1950年代初回国任教。而在平时的交往中 ，郭先生也从来没有故意显示他的 “洋气 ”。他常常身着中山装 ，脚穿黑帮白底布鞋。我们去他家上课 ，也喝的是浓浓的中国茶 ，常常杯子里的茶叶比水还多。其实 ，郭先生也不有意给我们这些弟子什么特别待遇 ，而是他鼓励我们去上我们喜欢的课程 ，扩大我们的知识面。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和 “文革 ”的关系，当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师中间 ，也产生了不少矛盾 ，有时甚至可用 “剑拔弩张 ”来形容。郭先生为人谦和、谨慎 ，但也有自己明确的立场 ，但他从来不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选课。他的教育宗旨是遵循韩愈《师说》的名言 ，所谓 “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他一再嘱咐的是 ，“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些说法 ，他常常挂在嘴边 ，但却让人很难想像这些话出于一位喝过 “洋墨水 ”的教授之口。那时我刚刚步入史学之门 ，听到这些教诲 ，还无法真正理解郭先生的苦心 ，因为很难想像自己能青出于蓝 ，但对郭先生的鼓励，则又铭感在心。
的确 ，我们这些在 “文革 ”的风雨中长大的一代人 ，要想在学业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谈何容易 ！多年以后方才知道 ，郭先生出身书香之家 ，其祖父曾是清末的进士 ，父亲亦曾为中学老师。因此郭先生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以后他考入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学 ，师从朱希祖、沈刚伯等先生 ，前者为中国现代史学名家 ，后者以后亦荣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因此郭先生可谓史学科班出身 ，学养深厚 ，远非吾辈所能及。1944年郭先生又考上教育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 ，成为那年史学门的 “状元 ”，因为那时教育部留英的名额 ，史学门往往仅取一名。另外的机会是清华留美的名额。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吴于廑 (本名吴保安)，便是在1940年考取清华留美的名额而留学哈佛大学的。吴以后回国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亦是郭先生的老友。顺便一提的是，当今史学名家何炳棣，则是在 1943年考取的清华留学美国的名额，而一代学问宗师钱钟书，则于1935年考取的文学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
但考取留英的名额以后，郭先生又将它放弃了，因为那时他已结婚，而师母又正怀有身孕，而作为留学生去英国，并没有夫人 “陪读”的经费。如果将师母留在战乱中的重庆，也让郭先生不放心。因此前他曾考上外交官，于是决定携师母来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一边在领事馆工作，一边在杜伦大学 (Tul University)研究所攻读。他考取庚款留英又将之放弃的作法，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譬如曾留学美国，以后长年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秉莹教授，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能记得郭先生当年的 “荣耀”及其出人意料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