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即度脱，度脱烦恼生死之苦而得解脱。慧能认为，人的度脱是自性自度。所谓自性自度，第一，"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同上书，[35]。）。成佛要向内用功，不要向自身以外另求佛土。第二，依靠自力，才能自识本性，才能得度，而不是凭借他力包括佛力所能度的；成佛是他人所不能越俎代庖的。第三，要舍离文字义解，而直彻心源。慧能认为"佛性之理，非关文字"（《曹溪大师别传》。）：佛性与文字并不相关，从文字上下功是难以识见本性的。总之，自度是不向身外追索，不凭借他力，也不沉湎于义解，而是依靠自力，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慧能认为，自性自度、由迷转悟的形式是顿悟。《坛经》结合慧能本人的宗教体验说："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同上书，[31]。）所谓顿悟，是顿然悟得菩提智慧，直接契证本性（觉性）。"本觉超于三世"（王维），"超于三世"就是顿悟。"本觉"智慧是般若之智，是自性般若，是人人先天本具，只要一念相应它就会实现。顿悟方式的特点是：直接性，直接契合本性；刹那性，觉悟不需分种种层级或阶段，一念相应便悟；整体性，顿悟是既不要什么积累，也不受时间限制的。慧能的顿悟说与强调觉悟要有阶段性，要循序渐进，借着种种方便渐次由较低境地进于较高境地的渐悟说形成对立。3.
与自性自度、顿悟成佛的论说相应，慧能对禅与定、定与慧、禅与日常活动等关系也都做出了新的厘定，扩大了禅法的范围，改变了禅修的风格。印度佛教的"禅"是静虑的意思，"定"一般是指心凝住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状态和作用。典籍中未见慧能有静居打坐禅定的记载，但在思想上，他继承并发展了印度佛教的禅定理念，他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外禅内定，故名禅定。（敦煌本《坛经》，[19]。）
这是从自性清净的基本理论立场出发，强调对外境离相为禅，进而以自性不乱为定。慧能严格地区分著相与离相，突出以离相为禅的规定，并以离相为自性不乱的前提，同时又确定自性不乱为禅与定的根本规定。戒、定、慧三学是佛教修行者必须修习的三种最基本的学问。戒是止恶积善；定是止息念虑，使精神集中；慧是如理思维，体认真实。三学也是佛教的实践纲领，即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基于"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同上书，[28]。），一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言下大悟"（《行由品第一》。）的顿悟经验，对于三学，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惠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别，定惠体一不二，即定是惠体，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时定在惠，既定之时惠在定。"（敦煌本《坛经》，[13]。）这是说，三学中，定慧是根本；定慧一体，是体用关系：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定慧同时，不分先后。慧能还扩大了定慧的范围："至于定无所入，慧无所依"（王维）；定，并不限于打坐，慧与定为一体，定慧双行。"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同上书，[14]。）"一行"，一种修行方式；"三昧"，精神集中，深沉冥想，也即禅定。"一行三昧"是借着一种修行，使心灵贞定下来。慧能是将"一行三昧"活活泼泼地推广到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进而归结为"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一举一动都不离道场，不论是用心用情，都同样归于性海。也就是说，一切智慧都以自性而生；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这样，慧能禅法的修证是从无念着手，并贯穿着无相、无住的根本精神。他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同上书，[17]。）的禅修实践纲领，主张禅修时要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于性（人的本性）而不住。慧能本人有从砍柴、舂米等日常劳务中悟道的切身体验，他为协调禅定修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为禅定修持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指出了新方向。后来洪州宗越来越把禅的意味渗透到日常生活里，使之成为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如上所述，慧能皈依佛门后长期没有正式出家，他的顿悟体验也不是独自在深山里打坐时发生的，所以他提倡禅修要在世事上实践，他说："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同上书，[36]。）后世改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般若品第二》。），强调佛法与世间两者的相即不离的关系。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同上书，[36]。），认为不一定要远离尘世，深居庙宇，在家同样可以修行。还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疑问品第三》。），认为修行重在心平行直而不是持戒修禅；要讲恩重义，孝顺父母，上下同情爱护。这是强调佛法、禅修不能脱离世间、人间，提倡在世间、人间修行。此说极大地缓解了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佛教与世间的矛盾。
4.慧能还就禅修的境界、目标提出了新说。佛家修行的目的、果位是涅槃境界，其内容通常是"三德"具足。所谓"三德"，一是般若，即如实了悟事物的智慧；二是法身，即真实常住的法性；三是解脱，即远离烦恼、束缚而得大自在。慧能把这样的涅槃境界提到因位作为禅修目标，或者说把因位与果位统一起来，强调在禅修时要随时体现这样的境界。他把禅修视为"直开宝藏"（王维）。"宝藏"，比喻人的本来的自性，即佛性；"直开宝藏"，是要求禅修者的心地不受污染，随时随地都能灼然朗照，也就是要求禅修者的一切行为始终着力于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自己直开宝藏，就是顿门，是"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敦煌本《坛经》，[19]。）。修行者一旦顿悟，则般若、法身和解脱"三德"具足，凡人也就转化为佛。对于念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慧能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强调心净是成佛的关键，心净则佛土净，净土自在身中，随所住处恒得安乐，因此他不赞成身外求佛，不赞同求生西方净土。（参见《疑问品第三》。）综上所述，慧能创立的禅宗，是一个崭新的佛教体系，可谓佛教中的新教。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禅宗呈现出重人本、重平民、重自性、重现实、重顿悟、重简易等思想特色，这些特色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中华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儒家和道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完善人的素质和品格，提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慧能禅宗的基调不是泛谈众生的普度，而是强调人生的觉悟，使人获得真正的"自我"——精神自由。这与中华固有儒、道思想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慧能的禅法不是寻章摘句地去了解佛理，也不拘泥于通常所说的静坐习禅功夫，而是要求直截了当地把握成佛的根源，"见性成佛"，这适应了平民的需求。因此关注下层平民的精神需求，构成了慧能创宗的一大特色，并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慧能还高扬中华文化的自主精神，强调中国人不用念佛求生西方，而是要寻求自身中的净土。禅宗充分自信，以慧能的施法记录为《坛经》，并以该经为宗旨，"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敦煌本《坛经》，[47]。），淡化了中印异质文化的差别，缓解了夷夏之辨的情结。慧能还把人生觉悟、人格提升安置在开发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充分肯定人的心性本体和人生的实践主体，从而不仅使禅宗与儒、道文化的价值取向接近，而且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上也与之保持了一致。如儒家孟子讲"所不虑而知者"的"良知"（《孟子·尽心上》。），即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认知本能，慧能则讲"本觉"与良知的含义是相通的。孟子还讲"尽心"、"知性"（《孟子·尽心上》。），这是儒家的一种反省内心的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慧能禅宗的明心见性禅修方法也是与孟子的理念相一致的。慧能把禅修与日常生活行为结合起来的主张，也和道家的"自然"概念所内含的本性和无为无造的思想是相近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慧能禅宗的修持方法是儒、道修养方法的佛教翻版。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重家庭团聚、重农耕、重现实生活，相应地，中华文化也是重入世、重社会伦理、重人文教化的。慧能对中国社会实际有真切的体察，他提倡在家修持，提倡孝顺父母、上下相爱；还主张禅修要与日常行为统一起来，使禅修与现实生活隔阂减少，甚至趋于一致，这构成了慧能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慧能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也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如，慧能反对执著经典文句，提倡体悟精神实质，这与《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认为语言不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的观点是一致的。又如，慧能以灯光比喻定慧的体用关系（参见敦煌本《坛经》，[15]。），也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体与功能、实体与作用的体用观念相一致的。
总之，慧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创立禅宗，在心性义理、修持功夫和成佛境界等诸方面都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这是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三、慧能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作用与思想启示
慧能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由于慧能创立的禅宗是隋唐佛教诸宗中佛教中国化程度最高的宗派，因此后来日益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这一格局至今未有改变。慧能禅宗既是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是印度佛教的发展。有人以印度佛教的性空说或唯识说来否定中国佛教的性觉说，进而否定禅宗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从印度到中国，其义理、修持方式和礼仪制度等都是不断演变的，否定佛教的发展也就否定了佛教本身。（2）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首先，推动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如前所述，慧能禅宗适应中华文化的特点，融摄、浸润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而使佛教进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禅宗还推动了理学和全真道的产生，使两者分别成为后期的儒学和道教的新形式，影响很大。再次，禅宗还为诗歌绘画等创作带来深刻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慧能创立禅宗、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实践也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思想启示：（1）慧能的成功是他的个人人格特质与历史机遇相结合的结果，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有两点：其一，慧能从不迷信书本，而是珍惜和尊重实践经验，可以说，一部《坛经》就是慧能本人修持实践的真实写照和理论总结。其二，与隋唐佛教其他宗派创始人相比，这些人几乎都是饱学之士，唯独慧能是文化水准很低的樵夫；然而历史表明，在隋唐诸创宗者中，慧能的创新性最高，慧能禅宗的中国化特色最浓郁，影响最大，流传也最久，这是值得深思的。（2）力求适应本土人民尤其是平民的精神需求。与精英佛教、贵族佛教的三论、唯识、华严诸宗不同，慧能创立的禅宗是大众佛教、平民佛教。前者偏于义理探求，往往只限于士大夫圈子，后者偏于修证实践，有着广泛的平民群众基础。因而慧能禅宗流传久远不是偶然的。（3）与中国儒、道固有文化的磨合。慧能虽不是知识分子，但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处理佛教与儒、道关系方面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为：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存在尖锐矛盾之处，如对于孝道，慧能采取肯定孝道的鲜明立场，吸取中华文化的人文教化成果，来调适、革新佛教，创立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他还提出一套禅修理论，弥补儒道文化的局限、空缺。如此，慧能禅宗才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