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佛教研究史表明，以下四个研究重点和路向几乎贯穿于全过程：一是重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与撰写。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以及众多学者撰写的佛教史、佛教思想史、断代史、宗派史等，无不反映出佛教研究中的中国史学传统和外国史学方法的巨大影响。二是重视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从早期南京支那内学院整理、出版《藏要》，直至80年代以来，佛教典籍的整理越来越被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是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自杨仁山从日本引回法相唯识学的典籍以来，一时在僧界和学界激起了法相唯识学研究的热潮。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和武昌佛学院成为佛教界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三大重镇，欧阳竟无、吕澂、韩镜清等都是教内唯识研究的专家。在学界，如熊十力先生对法相唯识学做了独创性的研究。近二十年来，西方现象学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又进一步推动了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四是禅宗的研究。20世纪推动禅宗研究的学者，当首推胡适。正是胡适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禅宗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黄夏年主编：《胡适集》，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引起了僧界和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论。学界的一些泰斗和佛门的龙象，都卷入了论争之中。禅宗的创始人问题，直至今日尚无定论，除胡适的神会说外，还有菩提达摩、道信、弘忍、慧能乃至马祖道一等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研究长盛不衰的热点，还与它的修持方法、教学方法直接相关，尤其是禅宗的"顿悟"直觉方式和大量"语录"，更是和世俗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哲学等文化形态兼容相通，一直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青睐。禅宗是中国佛教研究的恒久课题。
二、启示
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简略回顾中，探求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各种重要因素，分析中国佛教研究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的优长和缺陷，也许会从中得到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佛教研究的有益启示。
（一）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诸因素
1.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全过程来看，中国佛教研究几乎一直是依附于传统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发展的。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宗教学的一个分支，中国佛教要开展现代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一般说来只能依附在与它关系密切的人文科学中；同时，又主要是高等学校文史哲学科的学者才有兴趣、有可能和有条件从外部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中国佛教。这种研究的好处是，有助于从多种角度揭示中国佛教的内涵，也有助于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但这种研究有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端，就是难以深入把握中国佛教的特质，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佛教的全貌，甚至模糊了佛教之为宗教的本性。
2.研究者的素质对中国佛教研究成果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类人的贡献最大，一是学贯中西，掌握多种语言工具，熟悉西方相关研究方法的学者，如汤用彤、胡适、吕澂等人；二是精通古汉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造诣的学者，如熊十力等人。他们都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世著作，都提出了后来学者难以逾越或难以绕过的新观念。这为我们培养、造就中国佛教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指明了方向，表明逐渐造就一批掌握多种语言、视野开阔、了解外国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的青年学者，对进一步提高中国佛教研究水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思想观念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立场、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宗教研究几乎停顿的状态下，确实具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巨大作用，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开拓。又如"佛教是迷信"与"佛教是文化"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必然导致佛教研究窒息，甚至把研究引向单纯的批判，而后者则有助于开辟从文化角度研究佛教的新天地。至于对佛教持崇信或反对的两极立场，以及是否必须亲身实践体悟佛教义理才能研究佛教的不同看法，都将影响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而且对研究成果是否最终为社会与学者所认可也有一定的关系。
4.经济对中国佛教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经费的投入。佛教学者必须长期坐冷板凳，坚持不懈，潜心研究，才会有所得。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研究只集中于南北方少数几个佛教团体和个别高等学校就与经费状况有关。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在有些高等院校成立宗教系、设佛教研究重点基地，在社会科学院系统陆续设立研究佛教的机构，并给佛教研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这就使中国佛教研究得到了重要保障。二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当前，出版界有些人会吸引有些相关学者撰写适应普通读者需要的通俗读物，这种通俗读物的写作与出版也是需要的，但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正常的学术研究，因此有关单位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佛教学术研究精品的写作与出版是很有必要的。
（二）优长与缺陷
通过百年回顾得到的启示并结合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大陆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大致有四个优长和四个缺陷。四个优长是：
1.中国拥有汉文、藏文和巴利文三系的佛教典籍，是保存佛教文献最完整、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又拥有大量的佛教文物，且时有考古的新发现，这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佛教得天独厚的特殊有利条件。
2.从研究中国佛教学者的素质来看，由于母语文化与所处国度的关系，中国学者占有阅读、理解中国佛教典籍的方便条件，因此专业知识的积累较为扎实，拥有过硬的基本功。中国学者大多具有较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对于了解在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诸宗，深刻地把握中国佛教宗派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实质极为有利。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也多富有理性精神，能够冷静地对待佛教，客观地研究佛教；也长于分析和综合，善于宏观地、整体地研究佛教。
3.从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的整体队伍来看，经过不断培养，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三十至五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博士，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构比较合理的专业队伍。这些人分布在宗教、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文物等各领域，有利于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说，在今天的佛教研究行列里，中国学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4.经过不断努力，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经典性的著作和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历史积累，为尔后的佛教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四个缺陷是：
1.观念有时失衡，视野比较狭窄。一个群体长期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会很自然地形成一定的学风、风格、传统和优势，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潜伏着某些缺陷和不足，清醒而及时地调整观念，是保持研究不断前进的前提。我们以为在中国佛教研究的观念上，存在着重外在轻内在、重历史轻现实、重经典轻实践的缺陷。也就是说，研究佛教史，重视佛教外在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忽视佛教内在的演变原因的研究，就成了缺点。探讨佛教外在的社会思想背景，重视儒家、道家的影响是必要的，但忽视本土的宗教（包括汉代以前的中国宗教，汉代以来的道教、民间宗教）的影响，则是片面的。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但忽视研究正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佛教内容，是不妥的。研究中国佛教经典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忽视广大佛教信徒的修持实践，这种研究是不完整的。调整这些观念，并付诸实践，必将使中国佛教研究出现另外一番面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外，重整体的直线性研究与论述，轻地域性的调查与研究，即对不同地区佛教的不同特点，以及都市与乡村佛教的差异，缺乏深入研究，也是研究观念失衡的一种表现。观念失衡，就会导致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狭窄。佛教是有自身特色的、内涵丰富的社会实体，是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而以往，佛教的戒律、仪轨、修持方法、生活制度、组织结构等往往多在研究视线之外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表述显得呆板。在中国佛教研究中，以批判性研究为主的多，科学性的客观"描述"方法、哲学性的规范"理解"方法、文化性的相互"对话"方法，都运用得很不充分。即使是运用较多的客观"描述"方法，也多是在历史的重复叙述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在理解和对话的研究方法方面，更是缺乏从现代哲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的深入诠释和相互沟通，致使我们的研究在总体上缺乏时代气息。此外，我们还较多地重视宏观研究，忽视微观研究，如对典籍的注释，对佛教人物、事件、制度、仪式、寺院等的具体研究都显得不够充分；也忽视田野调查，很少把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这都是我们今后要认真改进的。在表述上，中国佛教研究论著多为"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围多为人物、宗派、论著，结构不外乎篇章节，再加上一些"进化论式"的描述。这种写法自然有其可取之处，而且也是必要的，目前优秀的教科书著作也不多，且过于泛化，如把研究著作也写成教科书式的，就显得呆板机械，束缚了我们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致使我们的研究多为通史类、概论性的，既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深入的专题研究，又没有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
3.缺乏灵活的体制和先进的手段。中国佛教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与陈旧的科研体制也有很大关系。我国的佛教研究，一方面存在着许多空白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填补和加强，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的现象，这与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很大关系。在现有的科研体制下，学者的研究工作多是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随意性很强，学者之间、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合作，没有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资源的效率，尚未形成严格统一的学术研究规范。现代化佛教研究的发展，不仅要有合理的科研体制作为保障，而且还要充分运用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目前我国的佛教研究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人人共享、方便快捷、较为完备的专业资料信息库、专业资料检索系统和相关的信息交流渠道。虽然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但是我们看到，限于各种条件，仍有一些学者尚未深入到这一领域（包括笔者在内），还没能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来改善自己的研究手段。
4.经费不足，缺乏切实保障。中国佛教研究的经费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投入力度仍然不够，影响着资料购置、课题立项、田野调查、学术著作的及时出版、研究队伍的稳定和人才的培养，看来经费拮据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展望
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情况，下面拟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前景做一展望，不一定准确，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展望中国佛教研究，就是要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未来的走向、趋势、特点，以及新变化、新发展做出判断和预期。可以说，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佛教研究，也必将在研究的观念、领域、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转型轨道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一）随着观念的不断转变，研究理路将逐步趋于完善。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走上了既不同于信仰主义，也不同于教条主义的客观理性研究之路，对于忽视中国佛教的内涵特性、现实作用与实践活动的片面性的研究现象已经有所醒悟，随着中国佛教研究的进展，也许将逐渐形成一个佛教学体系，和形成一个佛教学的理论框架，由此又必将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国佛教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不断补充、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中国佛教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意义。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过程，就是从文献学方面做文本的研究，进而到义理的研究，从历史学的研究到哲学的研究再到文化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不断突破的过程。今后中国佛教将有可能进一步展开多元研究，除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之外，还要从伦理学、心理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建筑学、美学、天文历算、地理、医学、民俗学诸多方面展开研究，不断拓展中国佛教研究的领域。为此，今后将会注重多学科的专门研究和综合研究。与此相应，同行之间的合作、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大陆与港澳台学者的合作、中外学者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提倡，并必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形式。
（三）现实性课题的研究将重点展开。如上所述，佛教研究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佛教博大精深，它所包含的丰富资源，必将推动自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在研究课题方面，与现实相结合的课题将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共同重视和关注，诸如佛教的现状如何，佛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方式、作用及影响如何等一些问题，必将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就佛教界来说，结合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来重新诠释和阐发佛教的教义，是极为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当前，佛教界内部的有识之士同学术界合作研究的一些课题，如发掘伦理道德资源，为建设社会精神文明服务；探讨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新方式、新途径；研究佛教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等，这些课题都是符合现实要求，具有时代意义的。此外，藏传佛教将会继续是研究的热点，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也有可能逐步展开。
（四）随着佛教信息网和类似网站的建立，中国佛教研究将逐步进入网络时代。但在网络时代，同样也要求研究者重视佛教重体悟重实践的特点，走进原典，深明其意，体察修持，深入理解，以不断提高研究的效率与质量。
（后记：撰写这篇文章，友人张新鹰先生、黄夏年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