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典的翻译不仅表现在文字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也涉及某些思想内容的改变。如前所述，佛典的翻译受到地理环境、译者素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佛教最初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内地，而是从西域地区传入的。这些地方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印度梵语，也就是说，印度佛教传到西域已经发生变化，传到中国内地，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由于印度、西域的佛典在语言文字、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种种困难，也给佛教中国化带来了需要和可能。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不得不采取中国固有的，尤其是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的名词、概念、术语，而导致原意的某些变异。更有甚者，译经者为了和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相协调，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对佛典描述的人际关系做了调整，尤其是删去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和性生活混乱的原文内容。有的还通过编译的方法，把佛教的慈悲观念和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加以沟通，宣扬仁道。所译佛典，有的构成中国早期的翻译文学，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道德等多种文化的发展变化。还应当指出的是，印度佛教有一个由小乘到大乘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传入中国时则是混杂在一起，不分前后次第，也就无从看出佛教思想发展的顺序，这既增加了翻译上的困难，也产生了判教的需要，实际上为中国佛教创立不同宗派埋下了因子。
（二）讲习经义
翻译佛典对于译者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事，译出了佛典人们也不易理解，就是对有文化的人来说，要把握佛教义蕴也是困难的，至于没文化或文化低的人，更是无从读懂经文了。这就决定了佛教的传播还必须采取讲习经义的方式。史载，一些译师在译经过程中就辅之以讲习，佛典译出后更是由寺院组织讲解，以向僧人和民众传播教义。到南北朝时，佛教讲经活动已十分盛行，规模也很大。讲经有一套分工和程式，如擅长歌赞（梵呗）和咏经（转读），善于阐释佛教义理的僧侣，称为"经师"，讲解佛教经典的僧侣称为"讲师"，协助讲师讲经，在讲师讲经时和讲师对话，使听者更加易于明白经义的人称为"都讲"。随着讲经的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僧人，他们用美妙动听的声音向一般民众传教，这些人称为"唱导师"。讲经活动的这种带专业化的分工，表明佛教宣传的正规化，它有助于提高佛教传播的效果。南朝梁武帝不仅聆听僧侣讲经，还亲设讲座，带头讲经，推动了讲经活动的开展。南北朝时一些僧侣专攻和宣讲某一部经或论，由此而形成众多的学派，为日后宗派的形成开了先河。隋代文帝亲设五众和二十五众的制度，由众主对本众面授相应的经论。这些众主多是由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高僧担任。由于经义深奥，听众绝非一次就能听懂内容的，要反复讲习才行，因此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复讲师"，他们是在讲师讲经之后再重复地讲一遍或多遍，以便使听者明白。还有的僧人巡回各地，深入民间，到处游化，称为"化俗法师"。唐代还出现了俗讲，有的寺院根据一年四季的不同情况，开设讲座，专门对在家人进行俗讲。俗讲的内容有讲经的，也有讲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教义的，还有讲佛教故事的，通俗易懂，生动引人，对于佛教深入民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讲经人对经文的理解直接受到个人的水平、传承关系，乃至原有思想的影响，是根据自己的所学所知讲的。听者一般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借助于自己原有的中国文化思想素养去理解和接受经义的。这种讲经和听经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思想与印度佛教教义的比较对照，融合会通。有些中国佛教学者既用儒、道的思想去阐明佛理，还交替讲解佛经和儒、道典籍。十分明显，这些对于转变印度佛教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促使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中国佛教的特点，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编撰佛典
随着佛教的持久流传，译出佛典的大量增多，佛教义理的日益明确，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理论进行独立研究，融会贯通，不断有所创作。由于研究者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研究成果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而且也多少不同地具有中华民族的内容。据统计，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共约600部，近4200卷。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标志和体现。
在中国僧人编撰的汉文佛典中，最能推动佛教中国化和体现佛教中国化的，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著作：
1.章疏：中国佛教同样奉印度经典为主要典籍，佛教学者经过学习研究，对佛典的理解、发挥，通常是在讲经时加以解释阐扬，有的也模仿中国传统的注经形式，热衷于撰写章疏，阐释经论。这类著作在中国僧人全部编撰的佛典中数量最多，占第一位。这些章疏往往引用中国古典著作的语句和传统思想来注解原文，甚至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以致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著作。
2.论著：中国佛教学者重视创作，撰写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论著。这些论著或为阐发总结佛经要义而作，或为发表独特见解而撰，也有的是在与儒、道两家争论中为"护"法而写的。例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的《摩诃止观》，法藏的《华严五教章》和《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宗密的《原人论》，契嵩的《辅教篇》等，都是这类非常重要的著作。又如僧编集的《弘明集》和道宣续编的《广弘明集》，是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和斗争的产物，既有弘扬佛教的著作，也有反佛教的文章，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重要记录。总之，这些著作都鲜明地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足迹。
3.经典：中国僧人还撰写佛经，禅宗创始人慧能的《坛经》是中国僧人唯一公开称经的著作。这部著作是在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吸取佛教某些因素而成的，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甚大。另一种是冒称为佛经的所谓伪经，如《父母恩重经》等，也是体现中国佛教特点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善书：如前所述，这是中国僧人为把佛教普及于民间而写的一种通俗著作，这类著作同样鲜明地体现了配合专制统治者的道德教化作用。
5.史书：各种僧传，如梁慧皎的《高僧传》，唐、宋、明各代续编的《高僧传》。各种教史和宗史，如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智炬的《宝林传》、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志磐的《佛祖统纪》和常念的《佛祖历代通载》等。此外，禅宗的灯录，是一种独特的体裁，这是以记录言论为主，又阐明传承关系的书，也是很重要的。
以上大多数著作，经历代皇帝批准列入藏经。自宋代以来，这些著作经过加工整理，印刷流通，对于佛教在中国的长期流传，对于佛教中国化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四）判教创宗
隋唐时代，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译，佛教长期研究成果的积累，佛教人才的成长，中国佛教的创造力空前增强；还由于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客观环境要求佛教统一。随着这种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各种佛教宗派相继成立。佛教宗派的成立及其消长，充分地表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一些宗派流传不久就衰落了，一些宗派则长年流传不绝，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宗派，如禅宗，就是典型的中国佛教化宗派。这是中华民族选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