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想象。传统士大夫也多桀骜狂放，这似乎有违儒士风范。无奈时不予他，当传统说教与心中理想冲突时，这些优秀的才子便不惜以生命和尊严去维护心灵家园，去和强权抗争。
孔融：辩才和坦率导致了“覆巢”
从来言多令事败
有才华和名气的人往往都很有性格，孔融也是如此，他不缺少脾气和架子。孔融确实能言，与之辩论很难取胜。如果让孔融的观点占据上风，然后流于民间，后果则非常不妙。封建统治者杀个人固然要理由充分，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孔融是孔子第20世孙，儿时聪明知礼，“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的故事使这位名门之后得以妇孺皆知，时人称其“神童”，可见智商不低。
有故事可以为此佐证：孔融10岁时，跟父亲到洛阳见权臣李元礼，当时要结识李元礼的读书人非常多，李元礼不堪应酬之苦，声明只接见亲戚朋友。
这个类似于逐客令的声明没有吓跑孔融，他告诉李府守门人说：我们是李大人的亲戚。李元礼觉得有趣，想知道“亲戚”二字从何而来，便接见了他们。
孔融言语有礼道：“我的祖先孔子曾问礼于您的祖先老子李耳，老子算是孔子之师，我们应该算是世交了。”这番话让李元礼赞不绝口，但李元礼的宾客却讥讽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孔融即反驳道：“看来您小时候一定很了不起。”那位宾客被驳得满脸通红。
儿时的机敏预示他未来的聪慧和话语锋芒毕露，及至弱冠之年，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他和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这样的大智大勇之人在38岁就当上了北海相，当时正值董卓当政，孔融在北海多次被黄巾军围困，“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这就很不体面，从中也可以看见他不适宜从事实际工作。
言语惊人、纸上谈兵都可以显现人的才华，但人的才华在乱世中最有用者当属大智大勇，不能“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以至于获得“城坏众亡”的结果。
但名流毕竟是有价值的，曹操特意请孔融到许昌，使之历任少府、太中大夫，是御前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曹操对他的重视不是虚伪的，有才华、有思想的孔融，正是曹操当时需要的人才。而孔融虽然以礼闻名，但是有话直说，博学多才的他尽管广受尊敬，也委实得罪了不少人。
当曹操打算公报私仇，杀掉袁术的亲家杨彪太尉时，孔融觉得不妥，引用《周书》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话来指责曹操的错误，曹操见他有理，只好说是皇帝的意思。孔融并没有为其搬出来的牌位吓倒，又引出“成王要杀召公，周公焉能不知”的历史判断说明滥杀无辜对曹操事业不利，话语铿锵有力，杨彪和袁术连兄弟都算不上，更不能“加罪”了，孔融的暗示很清楚：你若执意要做无礼的事，我明天就罢工，要是上班就不算好汉。人才重要啊！“万人敬仰、聪明豁达、处事公正”的曹操见状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打算。
孔融与王粲、陈琳、刘桢、徐、阮、应合称“建安七子”，实为诗文宗师，他真正的作为在于文化传播，以及“荐达贤士，多所奖进”，曹丕称其诗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孔融毕竟参与政事，处事的方式就不能过于率真，但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他经常找碴儿讥讽和挖苦曹操，以发泄其在政治上的不满，不免让曹操很不舒服。
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将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妾。孔融致书曹操：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了。曹操还以为真有此事，问他这段历史的出处，他则抛出一句不冷不热的话：“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曹操为之脸红。
为了节省粮食，曹操一度颁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孔融表示不同意见，说天上有酒星，地上也有酒泉，人中还有酒德，酒是不必禁的，“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更何况，古今都有女人祸国，干脆禁女人吧！这话让曹操更不舒服，但是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找机会，“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在曹操的猜忌下，孔融依然我行我素，不但在言语上进行讽刺，更在政治上进行抨击，这显然并非是曹操想要的结果。孔融参政是多方面的，当他的刻薄转到政治路线上，就让曹操忍无可忍了。
他几乎反对每个决议，当时曹操要用兵荆州，孔融对刘备的感情不一般，曹操遂起杀机。但孔融是名流，“懔懔焉，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随便拉出去砍头是不合适的，曹操特意派与孔融不合的郗虑搜集孔融的罪证。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郗虑的工作效率很高，有个叫路粹的举报孔融曾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者“刘”也，这是谋反之罪，其妻儿都要受到株连。在这个“莫须有”的罪名面前，孔融便被推上了断头台，足见曹操对他的怨恨之深。
曹操杀孔融还有其他意义，因为孔融说过两句很不中听的话。一是父子无恩，子母亦无爱，都是情欲发作的客观结果；二是若逢饥荒，父亲不慈不爱，可以拿去喂人。这让曹操抓住把柄，认为比谋反还恶劣：“融违天反道，虽肆市朝，尤恨其晚。”这样一举两得，既可除去隐患，又可匡正风气。以礼闻名的孔融说什么也想不到，自己竟死在无礼上，成为时人的反面教材。
孔融对历史不乏研究，其诗曰：
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
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
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
但这种对历史的理解置身事外，或认为己之智远胜古人之愚，真的如此吗？
孔融对曹操也不是不尊重，其诗曰：“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惨惨心悲。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既然如此歌颂曹操，何必又说很多不堪之词，让人家没面子，名士自有风流，有时候过于看重风流，就不免失去比风流更重要的生命。
孔融的《临终诗》写得很不错：“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这个不懂政治的封建知识分子死得冤枉，却也非常典型，当权者让世人怀疑其人品，以期遗臭万年，他的机敏和才智临终时化做“万事毕”的“长寝”，不必在纷纭世事中“多所虑”了。
名士往往不能思虑清楚复杂的政治，政治家可以容忍名士，在关键时刻也可以牺牲名士，全在于其对政治安定有没有伤害，名士伤害政治的时候，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但他们项上的人头很快就不在了。
祢衡：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狂士
腐儒舍剑乃自杀
佯狂有时是封建知识分子的自我标榜，意为不同于流俗也，但这样的佯狂往往误人误己。祢衡大概不乏狂妄的资本，他在音乐、文学、历史、地理、天文等方面见解不凡，但才识为人推崇与过度自恋不可同日而语。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祢衡的际遇可当为戒。
“怀才不遇”常被某些人挂在嘴边，但为何“怀才”会“不遇”？他们很少扪心自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才”，即便有，有的又是哪种“才”。在这方面，祢衡堪称代表。
祢衡的才干几乎人所公认，“少有机辩”，“淑质贞亮，英才卓烁”，“目所一见，辙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曹操也觉得“祢衡文章，播于当今。”可这个才子刚愎自用，总愿意唱反调，话语间很随意。据说孔融的两条罪名就是他无意间随口传播的，因为他们是挚友，彼此无话不谈。而祢衡得识曹操乃是孔融举荐的结果，曹操当时笼络士人，听说祢衡之才，有容纳之意，谁知这样的开始却将祢衡推向了悲剧的结局。
对祢衡来说，他的悲剧不止在于“怀才不遇”，更大的原因是“恃才傲物”。在他眼中，只有他才堪称才子，其他人都是庸人，这种不平衡的心态使他每每口出狂言。
与曹操初次见面时，仅仅因为没被赐就座，他便仰天长叹：“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继而将不满发泄到满朝文武身上：“荀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许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点名辱骂了14人，其余只用几个不堪的词汇就概括了，其出场注定以令人极度反感为第一印象了。
在他眼中可“击鼓鸣金”的张辽当即建议曹操：“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别着急，曹操还没有听他骂完，至少还没有涉及曹操，接着的话就更难以入耳了：曹操“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
其处世与世俗如此格格不入，殊不知，“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如今之世当方圆并用”。处于“乱世”的祢衡口出狂言、恶言，所以很难有美好的前景。
对他过激的评价，曹操大怒而问：“汝有何能？”祢衡毫不客气：“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
这样的狂言换来的是“鼓吏”的身份，祢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轻人耶？”
他的鼓敲得确实不错，只是没穿工作服，当着曹操的面，脱得赤身裸体，“坐客皆掩面”，他则扬长而去。
这件事连赏识其才的孔融也看不过去了，着实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言明曹操爱才之意。祢衡答应再见曹操，曹操为之大悦，可是一直等到午后，祢横才不紧不慢地走到营门。这次出场干脆就是找碴儿，他穿着单布衣，头戴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棍，骂得抑扬顿挫，实在有些不知好歹了。
曹操这回着实被惹恼了，他怎么会让丝毫不懂得礼数的人扰乱政治清明呢？刚烈的他当即表态：“祢衡小儿，算什么玩意儿！孤要除之，若斩一麻雀耳！”祢衡实乃咎由自取，他大概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把好朋友孔融弄得里外不是人，其自高自大毫无意义毫无内容，只是一种神经失常的膨胀罢了，当时有人建议他跟陈群、司马朗等名流多交流，他说不可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好朋友孔融在他眼里也只是“大儿子”而已。
祢衡孤芳自赏，从其《鹦鹉赋》中不难看见不能“比德于众禽”的自得之志，“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全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绿衣翠矜。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
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这样的“灵鸟”留之无用、杀之可惜，曹操大概是怕失身份，表面上不与其一般见识，但他不愿忍这口气，“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
刘表有宽和爱士的好名声，按说祢衡到那里应该是“良禽择木而栖”，但任何宽和爱士的人都不可能容忍这种狂士，祢衡临走时，送行的人端坐不起，祢衡放声大哭：你们已经在死柩之中，为什么不哭泣？众人回敬他：就算我们将死，可你已成了无头狂鬼。
祢衡见刘表后，表面上歌功颂德，实则内含刻薄的讥讽，刘表焉有不知？他看出了曹操别有动机：“使我受害贤之名”。刘表不愿意乖乖就范，他假手于暴躁的黄祖。某日两人大醉，黄祖想在名士的口中讨几句好听话，谁知祢衡旧病复发，不知死活地说：“汝似庙中之神，随手祭祀，恨无灵验！”
被说成是“土木偶人”的黄祖顿时恼羞成怒，“令伍伯将出，欲杖之而骂不止，遂令绞杀”。祢衡死时才26岁，本会大有作为，竟因为对别人极度轻视而招来杀身之祸。知祢衡者有谁？
“感平身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躇。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于薄躯。期守死以抱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对祢衡来说，这样的知己终生未遇！
在封建中国，“狂鼓吏”的命运大抵都不佳，肯定的描述往往出自文人的演绎，在这个意义上，祢衡的做法过于超脱现实，从人之生活务必调整其与所处环境的关系而言，封建知识分子很多似乎颇有风格的做法很难说有价值，其悲剧似乎不值得同情，“才子多傲，傲便是不才。”在曹操看来，祢衡的结局是“腐儒舍剑，乃自杀矣”！尽管事实上是黄祖酒后斩祢衡，但以祢衡所为，即使黄祖不斩之，红祖、绿祖可能也会斩之，封建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靠胡说八道而平步青云的运气。
狂傲的行为和言辞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值得提倡。《菜根谭》尝云：“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碎；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高旷、缜密、冲淡而严明，才能恰到好处游刃有余，无谓的激烈无益于人生，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祢衡的际遇可当为戒。
谢灵运：死于权力欲的山水诗人
立身之道与文异
在南北朝这种政权变化多端的时代，皇帝是“兵马强壮者为之”，大诗人谢灵运应该知道与皇权有杀叔之仇的他对朝廷是有威胁的。他渴望凭自己的能力当个好官。殊不知，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缺个好官比多个可能的乱臣有意义得多。
诗人的创作是“斯痛久已忍”的爆发，总要迫近极端，以激烈的方式展示真性情。谢灵运是不乏真性情的大诗人，这位生活在东晋与刘宋之间的诗人是因淝水之战而闻名的名将谢玄的孙子，8岁时袭封为康乐公，后世因而称其谢康乐。
谢灵运出生不久就被寄养在钱塘杜家，青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其才识很为其族叔父谢混赏识，他与从兄弟谢瞻及谢晦都是家族精英。他年轻时即出任大司马行参军，次年做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毅和刘裕对峙时，谢混因支持刘毅而被刘裕杀害，但刘裕对谢家以礼相待，提升谢灵运做太子左卫率。
礼节上的尊重有时候只是形式，当不得真的，刘宋王朝仍然怀疑谢灵运。他见自己得不到重用，就跟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往来密切。义真有可能当皇帝，可刘裕死后，置身王权争夺中的他被杀死了。谢灵运此后辞官，出入深山幽谷间，纵情自然奇观中。他亦以这种放达的方式同权力阶层近乎公开对抗，纠集众人非议朝政，由于“唯以文义见接”，宋文帝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令他撰写《晋书》。按说这也是份不错的差事，可他觉得不被重用，才能名望远不如他的人都身居要职，所以他没有完成《晋书》的编纂，而把心思都放在愤愤不平上。
谢灵运之为后世言说在于其文采惊人，“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他是靠创作实力闻名的诗人，在诗歌史中也无疑是了不起的，东坡云：南台二谢无人继。即指公与眺也。何况他还是有名望的豪门中人，在重视门第的当时无疑拥有重要的资本，“学而优则仕”，按照这个逻辑，学而极其优则应当做大官。没得到重用的他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忍不住触及权力。适逢太子的承诺极其动人，“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谢灵运终于流露出造反情绪，不久以叛逆罪遭弹劾，流放广州之后被杀死，时年49岁。
这位处在宫廷斗争中的诗人遭遇火中取栗的结局，他的一生是以悲剧的方式演绎的，这固然与其家族背景有关，但其矛盾的人格也对命运发展起到不好的作用。阅读其诗能感受到自然流畅的环境美，因为纵情山水也能到达旷达的境界。我们不能忘记，谢灵运的山水诗开辟了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流派，尽管他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但以景启情浑然一体，从中可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面貌。其艺术实践为后来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热心政治的他早年曾信仰道教，后又转而奉佛，与名僧慧远交往，其间广泛结识佛徒，精研佛理，长于史学书法，其著名哲学论文《辨宗论》阐述顿悟，折中儒家和佛教的理论。谢灵运还注释过《金刚经》，和名僧慧严、慧观等润饰过其他佛经，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与原来的“北本”对称“南本”。
可他却“自谓才能宜参权要”，这似乎只是他的一相情愿而已，因为当权者认为他“多愆礼度”，说白了就是觉得他不安全，可是他的文化能力又明摆着，不能让他无所事事，于是就给了他个闲职干。
这样也说得过去，可谢灵运看不起这个闲职，天真的诗人绝对不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如果为叔报仇，起兵反抗刘宋统治也好，但他没有这种权力要求，或者说没有这种支配权力的能力和可能。
失望的他后来“称病不朝”，领着一群人游山玩水，其“陪游者”达200人之多，以至于惊动地方，以为来了山贼，诗人的骄横狂妄使他不买地方官的账，于是人家说他“谋反”，他就真有了“逆志”。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大诗人谢灵运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美丽点缀，可以装点门面，却不可以重用以举事，他的任务主要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殊不知，“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古诗源》对其品德和政治态度作了精辟的点评，结合诗人的身世经历，深刻剖析了其政治思想实质，之所以谋反在于其权力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其“叛逆”归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和倾轧。至于说谢灵运自比为恢复汉国而终生努力的张良和反对秦国吞并四处出谋划策的鲁仲连，似乎是欺人之谈，无非在于其有粉饰自己的愿望。
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是由京城外放任永嘉太守时所作，诗曰：“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禄反穷海，卧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诗中描写贬官永嘉、久病初起之时登楼所见所感，抒发仕途不得志的感伤情怀，全诗“于汉、魏外别辟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但参政不是作诗，毛泽东不同情其政治作为，也不赞赏其品德，而认为矛盾是导致诗人毁灭的原因。
立身之道与文异，为文作诗不能缺乏性情，但置身政局是万万不能感情用事的。放达的性情与复杂的政局从来不可兼容，要么纵情山水，要么稳坐政坛，不可坐此山而远羡彼山。
山之闻名或因其高耸，但高耸只是独特的一种原因，因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在自己的山中，种自己的粮食，结自己的果实，岂不快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何必贪恋不该属于自己的风景，垂涎他人的果园？当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无疑是愚蠢的，至于举事矛盾重重者更应三思而后行，诗人政治家与政治家诗人根本不是一回事，谢灵运之言行举止，当可戒之矣！
李白：“诗仙”的入世与出世
谪仙岂是蓬蒿人
普通人和诗人之间似乎总有难以消除的误解，前者无法理解后者的孤傲、癫狂和痴顽，后者为前者的不智感到悲哀、遗憾和愤怒。诸类感叹都有夸张的成分，普通人偶尔也有诗兴大发之时，所以诗人要写出传世佳作，不应事实上也不能躲避人间烟火。
什么是诗人？诗人并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中、不食人问烟火的神仙，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文采、激情与敏感，将现实中的喜怒哀乐转变为美丽的诗篇。没有不了解现实的诗人，也没有与现实无关的诗句。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诗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之间，因其于实然世界所感，而用浪漫的笔触描画应然景观，或曰很多看似清高的人往往都有其现实抱负。
李白大抵如此，这位青莲居士出生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5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少年时好剑而博识，20岁诗名远播，其浪漫主义情愫似乎与生俱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其抱负毫不遮掩地透露出真的性情和真的可爱。
看似张狂的他颇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曾“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不愿通过选拔以获得官位，而欲以广泛声誉获得赏识，“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的渴望已酝酿在得意中了。
起初确如其所愿，因玉真公主等人推荐，他被召入长安，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贺知章见其文赞之为“天上谪仙人”，其情状可以从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看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当时李白有办法让皇帝高兴，“玄宗燕诸学欲便殿，顾谓李白曰：‘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这样的好话，多情的李隆基肯定愿意听，能说出好听的话取悦皇帝，说明李白不是书呆子，他懂得粉墨登场的舞台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应该在舞台上如何表演。
从这段时间的诗歌中可见李白春风得意，“处事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但时值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把持朝政，政治日趋黑暗，李白的仕途逐渐不畅。
这种生活情状反映在其对唐朝后期的腐败批评揭露的《古风》等59首诗歌中，他把自己比做“中天挫折”的大鹏，遗憾政治抱负不能成为现实，愿以战国时代的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而飘然引退，“一醉累月轻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在出世入世之间矛盾着，有政治抱负的他不能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于是得罪权贵。做了不到两年的官，竟辞职不干了。
皇帝没对他的出走表示足够的遗憾，这也促成其诗歌创作趋于成熟，不少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注意描绘农民、船夫、矿工的痛苦，体现出渴望宁静的生活，并尖锐批判残害生命的战争。
龚自珍说李白的诗歌熔屈原、庄周于一炉，这个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只是浪迹江湖的他渴望重新被任用，关注两淮战事，甚至铤而走险地投身于反叛者李的幕府。
李国文先生说：“为李白辩者，常从这个共赴国难的角度，为他应召入永王幕表白。但那是说不通的，很难设想关心政治的李白，会糊涂到丝毫不知这个握兵重镇的李，正在反叛的事实。他所以走出这一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诗人是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压上这一宝的。他哪里想到，这一步铸成他的大错，这一错加速他的死亡。”斯言足为高见，因之获罪而流放到夜郎的李白很快死于醉酒，此说源自《旧唐书》，民间传说他泛舟于江上，误以水中月为天上月，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终结了名誉、抱负和创作。
李白诗洒脱飘逸涵盖忧愁烦恼，他大抵只能在浪漫主义歌咏中遨游。“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这个多产诗人用创作消解烦忧，今存其诗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
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诗中有“白浪如山”的长江、“咆哮万里”的黄河、“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及“回崖沓嶂凌苍苍”的庐山，展露其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
笔者曾在安徽铜陵偶知几首李白诗，其中有表现田家乐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凋胡饭，月光明素盘。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还有关于铜官乐的歌咏：
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
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
绝非远离生活之作。诗人还有很多歌唱友情爱情的诗篇，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意境、自由的体裁和优美的语言表现出奔放的感情，很能打动读者。他反对雕章琢句之风，诗歌浑然天成，韩愈、李贺、苏轼、陆游、欧阳修、龚自珍等都从中汲取过营养。
李白终身浪漫，也终身追逐现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居于诗人的才情与抱负中。作为生活境遇的折射，快意人生时多有浪漫的佳作，追求的失败使诗人转为悲愤之鸣。
诗歌总是要超越时代的，但这种超越基于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趋势，李白诗歌中的壮志与生活中的尴尬之间矛盾深刻。对抑郁不得志的诸多封建知识分子来说，李白毕竟洒脱如意过，传说中的他多为狂放不羁的谪仙人，其追逐现实的苦楚后人多未提及，其实这才是生活之真所在。
李白身处乱世，他的苦楚并非偶然，只是以浪漫主义表现的“这一个”，而多少“蓬蒿人”冻死饿毙在街头，在盛唐急转直下的时代，中国百姓与诗人多不易！
蒲松龄：不怕鬼更不怕人
情之至者通鬼神
古之放达者，多将抱负埋藏于文字中，见闻之摹绘、奇闻之构思皆脍炙人口，但其内心世界的孤独谁人知？“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超越自身的困厄和烦恼，在黑暗中歌颂光明极其难得，实乃不屈而伟岸。
深刻洞察此岸世界的“人”，高超的创作者可能在“人”的基础上想象出“人”之外的“鬼”“神”世界，作为对此岸世界不完美现象的诗意补充或对此岸世界不公正事情的另类说明。
《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传奇著作正是以“浮白载笔”“成孤愤之书”，为世俗之人拂卷解读世间滋味。在值得寄托的另外的“世界”审视现存，超越自身的困厄和烦恼，蒲松龄的际遇可以成为上述观点的明证。
蒲松龄出生在商人家庭，据说其父做了一个怪梦，看见披袈裟的瘦和尚病病歪歪走进他妻子的内室，醒后方知儿子刚出生，“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儿子胸前的痣竟与瘦和尚仿佛，这样的怪事为蒲松龄后来自述，颇有文学色彩。
他19岁时应童子试，他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补博士弟子员，“观书如月，运笔成风”，本可以接连秉笔而上，从此平步青云，谁知后来屡应省试不第。
究其原因在于文风不符合八股，应童子试之所以夺冠，在于考官施闰章乃清代大诗人。封建的八股有其规则，逾越规则者难得高分，仅凭文学描绘与情感抒发是不能成功的。
蒲松龄固然才思惊人，但八股考的不是才思，凭的是熟读《四书》，才思遇八股，有梦自醒来。他此后遇到的考官并非文学家，因而当了半个多世纪的秀才，直至古稀之年才成贡生。
由于“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遂至生活窘迫。为养家糊口，他应宝应知县孙蕙之请，做幕宾数年，此外，他还在西铺村中做塾师，虽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仍以“累代书香”舌耕笔耘。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坎坷遭遇和长期艰辛的生活加深了他对黑暗腐朽社会的认识和了解，蒲松龄发誓“足迹不践公门”，“骥老伏枥壮心死”。
蒲松龄生活在明清交接的时代，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连年水旱灾害使民不聊生，“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
与乾隆同时代的亚当·斯密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当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老百姓的日子可以想见。
蒲松龄的家境不乐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这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清醒的认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气愤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得不到入仕为官的发展机会，蒲松龄开始专注于著述，壮年时“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他常设茶炉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贴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
这个知识分子生活中穷困潦倒，“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高龄时常顶风冒寒，终于博得岁贡功名，但他心态平和，“人生苦乐，皆有定数”，借鬼讽人，置身于妖鬼之间，不觉得可怕，反觉得可亲可爱，“幻化美女”以了结情缘，为报恩投往人世间的鬼狐衬托出人类的贪得无厌，暴露封建官场的黑暗，“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老舍先生曾言，《聊斋志异》可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实乃孤愤佳品。
蒲松龄《客邸晨炊》诗曰：“大明湖上就烟霞，茆屋三椽赁作家。粟米汲水炊白粥，园蔬登俎带黄花。”这样的饮食如今可谓健康食品，对降低甘油三酯或有作用，但蒲松龄并非肥胖之人，肚子里缺油水，只能以精神的愉悦填补物质的匮乏。
他以毕生的精力完成《聊斋志异》，做了近40年教书匠的他在71岁时才撤帐归家，这位被称为柳泉居士和聊斋先生的文学家完成《聊斋志异》后，因家贫而无力刊印，只好藏稿于家。直至他逝世50余年后，《聊斋志异》才刊刻问世。
“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该书凡490余篇，其讲述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逸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人格化，表达他的爱憎和美好的理想，“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由于内容丰富多彩，情节跌宕多变，文笔简练有致，《聊斋志异》被誉为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创作启发很大，后有多家翻印。
他试图用超越现实的创作力量惩恶扬善，这种创作态度注定直面现实，其尖锐的批评极有力度，在黑暗中歌颂光明极其难得，实乃不屈而伟岸。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文学努力“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反对强迫婚姻及贪官污吏的暴虐，“主张自由恋爱”，“反映了人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因而也“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在面对恶鬼的时候，“你怕，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所以，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都不怕。”
蒲松龄《浣溪沙》词曰：“旧向长堤缆画桡，秋来秋色倍萧萧，空垂烟雨拂横桥。 斜倚西风无限恨，懒将憔悴舞纤腰，离思别绪一条条。”这个封建知识分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不乏现实思考，毕生著述颇丰，借鬼讽人之外，有文集、诗集、词集、戏本，《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等传唱俚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杂著，总计200余万言。
从蒲松龄著述中可见其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生活阅历，“学能克己非高士，文可开愚是圣人。都说庄生善养性，不知老子最天真。”文政公所言极是。
纪晓岚：书生的可爱与有用
托孤鬼以抒己见
“说”的力量往往逊色于“做”，但“说”毕竟具有社会功能，对“做”必然产生各种影响。清代才子纪晓岚凭三寸不烂之舌、两排伶牙俐齿，屡屡让对方狼狈不堪，频出洋相的对方吃尽苦头却无可奈何。
“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大概是精神对物质的作用不够直接，书生“只说不练”。“说”其实也是“练”，语言具有社会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说”之“练”与“做”之“练”并不是一回事，“说”往往只是“纸上谈兵”，想法多但不能落实，比不上脚踏实地的工作。但是，“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有些场合，“说”往往能起到“做”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在民间传说与历史剧中，最能体现“说”的价值的人，非纪晓岚莫属。他巧舌如簧、妙语连珠，总是让对手没有还“口”之力。纵横书海里的他还在皇帝面前插科打诨，甚至让乾隆承认过错。
上述场景是历史剧的戏说，演绎事实背后的伎俩，应该不是历史原貌。等级森严的清王朝不是民主、自由的和睦大家庭，晚年的乾隆让很多文人的脑袋搬了家，比如沈德潜极受乾隆赏识，但在其死后，乾隆发现沈氏咏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又听说沈氏曾透露为自己代笔作诗，勃然大怒而骂其“卑污无耻”，开棺戮尸仆其墓碑。
纪晓岚也好不到哪里去，虽说“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但这毕竟是嘉庆御赐碑文的客气话。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纪晓岚稍稍透露江南财力枯竭，遭到乾隆大声呵斥，话说得露骨至极，让颇为自负的他通体透凉：“看你文学上有点儿才华，才给你官儿当，也就是当娼妓养罢了，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但纪晓岚敢在语言中纵横也是历史真实。
出身书香门第，其父纪容舒曾任知府，文才、政声皆佳，有点儿文化上的贵族癖好是很正常的。更何况，他才思敏捷，21岁中秀才，24岁为解元，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受命总纂《四库全书》，“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
民间传说和与纪晓岚的“对弈”之语颇多，其出发点不仅在于肯定后者的才华，更多的乃是批判前者的气焰。
比如和问纪晓岚：历代的清官有多少？纪晓岚说如凤毛麟角。和又问贪官如何？纪晓岚说如黄河之沙。寥寥数语将腐败的社会风气揭露无遗。
再比如在纪晓岚担任左都御史时，员外郎海升的妻子死于非命，其弟状告海升将其姐殴打致死，海升说其妻是自缢而亡。海升是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有意包庇，上告者却不依不饶，以至于皇上特派他开棺验尸。这很让人头疼，阿桂与和长期明争暗斗，告状者得到和暗中支持，目的非常明确，纪晓岚见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其他官员硬说尸体的脖子上有伤痕，他便说自己是近视眼，有没有伤痕看不太清，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没有问题，遂与验尸官签名具奏：“共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
上告者仍然不服，说办案官员有意回护。乾隆怀疑案情，又派人复验，结果纸包不住火，由于纪晓岚言语巧妙，乾隆有意帮其开脱：“朕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且他于刑名事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严加论处。”
书生的角色就是这样，尽管置身宦海，但在封建体制中还算不上是完整的人。
纪晓岚确实参政议政，曾提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等良策，但其闻名之由并非来自政坛，而仅来自文坛。
纪晓岚《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其担任总纂官的《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此举用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其撰著《阅微草堂笔记》令人拍案叫绝，可以同《聊斋志异》相媲美，这种“追录旧闻”的方式和内容得到鲁迅先生的认可：“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孤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民间还传播其诗句楹联，他的启蒙老师精读经史、工于诗词，在教授对联课上常教诲他：“世间绝没有不能够属对的事物，只要认真思考，总能找到对得上。”这透彻说明了语言纵横的真意，语言纵横对应实践纵横的习惯，可能伴随终生。纪晓岚诗清新淡雅，譬如《绝句》云：“蹀躞骄骢看杏花，樱桃会后暂还家，烟波一片孤帆影，便是仙人贯月查。 放眼澄江万里秋，飘然一叶似渔舟，谁知水驿停桡处，楼上珠帘总上钩。”
据说有一老太监冬天见纪晓岚穿皮衣，手执一把扇子，遂打算拿对联来嘲讽他：“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他听老太监南方口音，因对曰：“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一部春秋”确实可读，“那个东西”已然不在，对仗字句工整，妙不可言。
对于纵横艺术来说，语言和行动互为依托，特别是后者往往是前者可能自由发挥的基础。当这种基础逐渐减弱时，前者的力量具有含蓄的味道，具体到这位封建书生身上，我们能看到其追求和社会认可程度的落差，恰恰是这种落差让他找到了自我的纵横方式，从而以健康的思维对待周遭，用以自保。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力量总是在看不见的时候发挥巨大的作用，能看得见的往往只是置身于雾中的文化外衣。
纪晓岚晚年自叹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鱼。”宦海只是浮沉，书丛终将不老，此乃封建知识分子最可自负者。纪晓岚是个会讲故事，也被别人当做故事主人公的人，有故事的人往往有其缘由，纪晓岚之令民间赞誉处在于批判假道学、伪君子，即鲁迅先生所极力批评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者。
“处世贵宽，论人欲恕”，纪晓岚并不刻薄，和不是白丁，不仅在语言上，也在行为上把很多事情做得很文化，很仁义，很道德，但纪晓岚一针见血：男盗女娼罢了！“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为社会表彰，守节的“烈女”是万世妇人的楷模，何也？“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言之凿凿，朝廷甚至为此表态：“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未得到表彰的“不屈”者从此得旌，能如此成功地反传统，封建中国曾有几人哉？
王国维：人憔悴，终不悔
悲欢都作点点萍
今人关注王国维，不仅在其学识，还在其自沉昆明湖的选择。王国维的放达始终在其营造的世界里，对于他来说，活着比死亡更加痛苦。纵有凌云傲世之才，亦不能摆脱经济压力，知识分子的境地可见一斑。
笔者刚到清华读书的时候，时值初秋时节，每日晚饭后散步园中，品识人文风物，穿过二校门，清华学堂对面的安静处，立有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为陈寅恪先生所撰，由林志钧书丹，梁思成设计，马衡篆额。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对国学大师而言，这样的评价不算过誉。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候是农历五月初三，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他大概不愿抢屈原的专利而提前告别，衣袋中有这番遗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于国无力而为，于家已无牵挂，可以放心地走了。
王国维是自重者，他始终标榜屈原情结，期待挥发烦恼，这位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的“教授的教授”让人产生战栗和遗憾，关于其辞世的理由，有多种研究成果，却很少有人把他的放达当回事儿，因为他悄然窒息于昆明湖的淤泥朽草之间，不似放歌四海的达观中人。
马叙伦《石屋余渖》曰：“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某报载何天行‘王静安十五年祭文’，意在发明静安本心不在为遗老，其死则困于贫。夫静安是否不愿竭忠清室，其人死矣，无可质矣；至于其死，实以经济关系为罗叔言所迫而然，则余昔已闻诸张孟劬，惜未询其详。后又闻诸张伯岸，则未能言其详也。”纵有凌云傲世之才，亦不能摆脱经济压力，知识分子的境地可见一斑。
所谓人生的三境界出自王国维追求的为文三层次，一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时人所著评传不乏高度肯定王国维之意，“翻脸逼债”、“罗王交恶”，使人们同情大师的际遇，大师遇见商人，没什么道理可讲，尽管这种经济往来绝非其自杀的唯一原因。
王国维祖上几代贫寒，屡应乡试不中而放弃科举，22岁结识罗振玉，并得其资助和推荐，两人结成儿女亲家，此种感情并非“翻脸”、“交恶”所能诠释清楚的，何况罗振玉也并非胸无点墨之人，早年与王国维同为溥仪皇帝的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当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时候，罗振玉亦曾与王国维相约投金水河，王国维辞世后，罗振玉为其治丧、悼祭，此种情由值得深思。
王国维对于自杀现象不乏研究，他曾经指出：“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导致王国维自杀结局的确实是“绝望”而一时冲动，“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绝望的因素非常复杂，感到“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世变方亟，事不可为”时，“入于绝望之域”。
“高城鼓动兰，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欢乐和悲伤与人生似无差别，都只是“风前絮”而已，欢也好，悲也罢，萍起时水声或似孤鸿之鸣，有睡意，有醉容，终不能忘却灵魂的清醒，学人因而飘零。
因为朝代变迁，因为文化的沦落，因为商人“罗振玉逼迫”，因为性格悲剧，因为长子之丧、挚友之绝……他感到无法承受。这个始终以遗民自居的人即使在留辫流亡日本时，也自称“亡国之民”，提及“我朝”、“本朝”、“国朝”、“大清”时都很动情。他曾热切期盼辫帅复辟成功，曾为“救国大计”作过周密谋划，表达“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之愿。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流露出对其“得国”而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这番执著大概是拙于谋生的他认可的人格操守。
“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之主，虽有贤者，当官守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但当时的清廷“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赤县竟无干净土”，“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其实这“湾水”在当时也是泥草丛生。
在“作者”和“作品”之间，封建社会的书生可能更为看重后者，以“立言”辅“立功”与“立德”之人生作为。罗振玉曾对王国维“以亭林相期”，他则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
因为曾得到罗氏物质上的支持，他又不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产权拱手相让，也不愿做跑龙套的“傻蛋”，他以放达的方式洒脱地回应，似乎步步为营，却非运筹帷幄，王国维以撞击的方式伤于对方，以致罗振玉名利双失，其后裔百般辩驳亦无济于事。
“试向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他期待的放达之理由渐渐远去，置身于麻木、冰冷、迟钝的存在，纠缠不清的处境让他看到屈原、李贽、顾炎武……他们大概在说什么，似乎听清楚了，似乎又没有听清楚，生逢乱世的王国维找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感到人生的悲凉，对于他来说，活着比死亡更加痛苦。
他虽然以自杀结束了并不漫长的一生，但其名著《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传世，证明他在经史、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等领域研究水平之高及中西文艺观比较之绝妙，后人研究论著与论文颇多，《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王国维诗词全编》等亦出版，斯人已矣，其思尤可怀。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舍王国维其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