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宋代文人活動空間與文學形態研究》10YJA751101）；成都大學校青年基金項目《宋代城市空間與文學形態研究》（2010XJR19）。
①案：又《周易·文言》有“（君子）修辭立其誠”，《周易·繫辭》有“聖人之情見乎辭”，也透露出語言對性情的表徵作用。
②案：據鄭玄的理解，文指文章，獻指賢才（參見何晏《論語集解》卷二，《四部叢刊初編》本）。從言傳到書傳*
——宋代古文家對印刷術的接受與文統的印本接續
楊挺
隨著印刷技術的成熟，宋人文集迅速被刻印傳播，但宋代文人出於對政治風險的防範，對文集付刻深表擔憂，對印刷技術的接受也顯得謹慎。不過，一旦遠離政治風險，他們迅速認同於這一技術的强大傳播能力，積極將文集付印。於是，印刷——這一新的媒介技術，使“斯文”傳承獲得了新的物質載體，促使宋代古文家對於文統維護的行為與觀念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引子：孔子的口語交流與德行傳承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孔子的話：“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可見他認識到言語對心志的表徵，也注意到文采（修辭）施予語言的功能增强。①孔子也提到了杞、宋歷史不能言之的原因是“文獻不足”。他説“足，則吾能徴之矣”，可見他對文獻的記載功能也有充分的信心。②
需要堅持的是，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丘，何晏《論語集解》卷二，《四部叢刊初編》本。正體現了春秋時代人際交流口語媒介的主導地位。周月亮《中國文化傳播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13頁。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McLuhan，1911-1980）指出：“我們説話時傾向於對每一種情景作出反應，甚至對我們自己説話的行為本身也用語氣和手勢作出反應。”［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15頁。也就是説，當人們以口語為媒介進行交流時，情感的參與是比較强烈的。我們可以推想，在一個以口語為主要媒介，有著强烈情感參與的交流情境中，强調德行（往往體現為情感規範）就顯得非常自然。
在孔門四科中，將德行居語言與文學之前，表示孔子已經有所軒輊。他所説“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在强調必要與否的同時，也透露出本末區分。孔丘，何晏《論語集解》卷七，《四部叢刊初編》本。孔子還説：“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軻，趙岐《孟子》題辭，《四部叢刊初編》本。在他眼中，空言終是不如踐履。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孔子困於匡時曾經説過的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丘，何晏《論語集解》卷五，《四部叢刊初編》本。這裏的“予”更多地表現為心志（心靈）和德行（行為），流露出孔子以己身為斯文之傳的責任承擔。我們可以作如下理解：由於對口語媒介的倚重，在原始儒家眼裏，斯文傳承的重點就在於德行的傳承。
一、從言語到文詞：漢唐語言的表現功能
與文化傳承的文詞承擔
揚雄《法言·問神》有曰：
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揚雄《揚子法言》，《四部叢刊初編》本。
揚雄看到了書（書面語）、言（言語）、心（心靈）之間的逐級表徵關係，也看到了表徵的不充分性，但他認為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面相之，辭相適”，可以表達得清楚。在他看來，在内心表達方面，語言是最為合適的；而在事實記載方面，文字纔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案：漢代書肆已經發達起來，此處揚雄所説的“書”主要指書面語，也兼指書籍（可參見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王充《論衡·自紀》説：“口言以明志。”認為語言可以彰明心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指出文字更為持久。王充《論衡》，《四部叢刊初編》本。可見，揚雄、王充對語言的表達、文字的記載功用是抱有充分信心的。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對“斯文”的起源進行了追溯，他對“文”的認識是從廣義的紋理、紋彩（“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逐步收縮到文化符號，又最後集中在語言符號上的。劉勰説：“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意指言辭之所以能彰明“斯文”，在於“辭”本身就是“道”的體現。在他眼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語言是心志的自然外現，也是斯文的天然選擇，似乎有了語言，就已經足夠。案：這裏的“斯文”既包括自然的天文地理，也包括人類的社會制度與文字典籍，但劉勰集中討論還是文章（見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上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中唐時韓愈《爭臣論》説：“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韓愈，朱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四，《四部叢刊初編》本。有修辭以明道的自我期許，他將斯道的復興與語言的革新聯繫起來（這與孔子將斯文傳承寄託在“予”上不同）。他在《答陳生書》中説，“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韓愈，朱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四部叢刊初編》本。由好道而及好辭。他又在《答李秀才書》補充説：“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韓愈，朱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四部叢刊初編》本。表示好辭在於好道。簡單説來，好其道，所以好其辭。但其弟子卻進一步發展了他尚辭的一面。李翱《答李載言》説：“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工”，李翱《李文公集》卷六，《四部叢刊初編》本。顯然，語言是内在盛氣的外現，文詞則是文章成功的條件。這裏從“辭”到“詞”，有著口語向書面語的挪移與轉換。他又説：“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進一步指出文詞是文章傳承與傳播的必要條件。這樣，韓愈“修辭明道”與“氣盛言宜”中對道德傳承的留戀逐漸被置換成了對語言（書面語）傳承的强調了。分析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從兩漢至中唐，傳承媒介有口語向書面語的演進，並由於韓門對書面語的倚重，斯文傳承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了文詞傳承。
二、政治風險與技術凸顯：從蘇軾的“欲毀其板”
到唐庚的“庶廣其傳”
沈括《夢溪筆談》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技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魏了翁云：“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為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淛、庸、蜀之鋟梓徧天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四部叢刊初編》本。發源於隋唐，成熟於宋代的印刷技術，案：活板在近代以前雖一直未能成為主要印刷方式，但作為一種技術創新，足以證明當時的技術興旺（參見印刷印鈔分會編《活字印刷源流——〈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之二》，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頁）。使文學的媒介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到“斯文”的承載與傳載，需要宋代文人作出理論應對。
當時坊間對此技術並無違礙，不僅刻印前代文集，也積極將當代文集付刻。目前發現較早被刻的當代文集是李覯的《退居類稿》。其《皇佑續稿序》有云：“覯慶曆癸未（1043）秋，錄所著文曰《退居類稿》十二卷。後三年（1046），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韙。心常惡之，而未能正。”李覯《旴江集》卷第二十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也就是説從1043年到1046年三年間，李覯新近寫作的百餘首作品被人盜印，以“外集”的名義流傳。李覯對此盜印行為極為厭惡，而又深感無奈。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指出：“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蘇軾《蘇軾文集》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9頁。表示他對於印刷作為一種技術的傳播能力是清楚的。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中對《錢塘集》的審查報告，則正好透露出蘇軾對印刷媒介的社會影響的態度：詩案之前，認識不足；詩案之後，又心存畏懼。［日］内山精也《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係》，《新宋學》第一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56頁。元祐年間《答陳傳道五首》其二有云：“某方病市人逐於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蘇軾《蘇軾文集》卷五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74頁。正表現了他對印刷術的畏禍心理與抵觸態度。足見當時文人對於印刷術總是防範多於接受，對其强大的傳播能力也就難以認可。案：當時官方多從國家安全出發，要求對印刷品流入異邦進行監管和限制。可參見祝尚書《試論宋代圖書出版的審查制度》（《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6期）。
其實在面對新技術與新媒介時，遠離政治漩渦，反倒可以更為積極。在地方文集刻印方面，士大夫態度就顯得比較通達。熙寧五年（1072）孔延之序《會稽掇英總集序》，有曰：“題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諸紙。苟欲誦前人之清芬，搜斯文之放逸而傳之久遠者，則紙本尚矣。”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是肯定印刷傳播對斯文傳承積極作用的最早表述。在他看來，積極利用印刷術來進行地方文獻刻印，從而推動地方教化與斯文傳承，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徽宗宣和四年（1122）唐庚文集的付刻，也能説明這一問題。呂榮義序稱唐庚賃居京師時，呂與之“比舍”，故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為文”，曾經“請其本以傳”，但遭到唐庚的婉拒：“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可見唐庚對文集付刻心懷畏懼，與蘇軾有著同樣的擔憂。據鄭總序載：“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可知最早一次刊刻是書商發起的，他們發現唐庚詩文受到太學士的歡迎，抄錄速度又太慢，不能滿足需求，故而乞本以刻。此處可知鄭總對印刷術的復製速度遠優於抄寫是有認識的。等到其弟唐庾刊印兄集時，就表現出更為開放的心態。當時唐庚去世已經兩年，自然也就遠離了政治風險。他對其所為甚為自矜，引李漢編序韓愈集、呂微仲為杜甫集作年譜二事為先賢盛舉，“予與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子焉。”認為自己的編次刊行是可以比肩前賢的。“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故而將“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首，《四部叢刊初編》本。在北宋文人對待刊刻的態度上，唐庾體現出來的觀念很值得重視：文集經過編次可以發揮餘藴，借助刊印可以擴大傳播。
三、文化傳承與媒介倚重：孔延之的“紙本尚矣”
與黃沃的“寄之紙上”
加拿大傳播學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曾提出“該媒介輕巧而便於運輸的時候”（這顯然包括了紙與印刷術），“它也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而不是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加］哈羅德英尼斯，何道寬譯《傳播的偏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英尼斯進一步指出：“紙在中國的大量應用……儒家勢力由於國家的影響和儒家經典的大量刊佈而壯大。”他注意到了印刷術對儒家勢力壯大的推動，但卻對印刷術予以儒家思想歷時性傳承的積極作用卻未予足夠的重視。事實上，中國文化頑强的延續性與紙本及印刷術有莫大的關係。
我們上面提到的熙寧五年（1072）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序》，其中有云：
予常恨詩書之闕亡，使善惡之戒，不詳見於後代者，蓋編脱簡落，不能即補之故也。後之為文章，自非藏之名山，副在緗帙。鏤之板屋，室有時而變；勒之石岸，谷有時而易。況火於秦，莽、卓於漢，割裂於六朝、五代，則木石之能不散蕩者，幾矣。
正所謂“題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諸紙”，孔延之認為紙本比題板、刊石都更具有持久性，對紙質載體穿越時空的傳播能力作了充分的肯定。“苟欲誦前人之清芬，搜斯文之放逸而傳之久遠者，則紙本尚矣。”印本正是追誦前作，傳諸後世，托載斯文穿越時間與空間的渡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