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宣称基督教应当为出现的生态危机负责，因为基督教的“在造物主外”的创造者上帝观念，为中世纪的神学和文化对物质空间的“去神圣化”，并继而在现代初期为人类将自然日益作为开发利用的资源库找到了正当的借口。他明确指出，传统基督教对自然的这种态度，是造成西方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他肯定了中世纪圣方济各(天主教方济各修会的创始人)谦卑地对待其他造物的态度，提议将圣方济各立为生态主义者的守护圣徒。他的文章一发表，便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及支持者与反对者们激烈而旷日持久的争论。
尽管怀特的论点广被征引，也为西方一些环境主义者所接受；但是，仅从《创世记》第1章第26至28节引申，进而断定《圣经》是“以人为中心”思想的根源，把生态危机归咎于《圣经》的世界观不免有些简单而轻率。何况在汤因比和怀特的著述中，“就西方科技发展与基督教的历史关系、基督教的创造论如何引致大自然的神圣本质被剥夺、一神论如何导致西方的物质力量远超于它的道德精神力量等等问题，其讨论则非常含糊、简略”。基督教的生态观以“神”为中心。基督教总体上属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上帝是所有关系的起始点和终结点。人类和自然依赖于神的存在，并从神性存在及其创造中获得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而生态失衡的思想渊源是人类中心主义。
在哲学史上，最早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即只有人才是万物存在与否的标准，因而，人居于中心地位。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接受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自然万物服务于人的目的，他宣称：在造物中人是最完美的存在，天主为人本身的缘故而给人提供恩典，给其他物提供的神恩，仅仅是为了人类。但阿奎那并未否认天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真正意义的“人类中心论”起源于16世纪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萌芽，形成于17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论证是从笛卡尔到康德完成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69-1650）主张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启蒙运动强调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启蒙运动高举理性大旗，认定理性是人类达至真正自由的动力。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包括康德、休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机械论宇宙观。这样的宇宙观认定，宇宙本质上由机械规律赋予特征，并能通过科学加以描述和推理，其中不需要假设上帝。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提出著名的命题：“人是目的。”他认为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而且，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启蒙主义者强调人的主权和理性至上，把人变成绝对主体，同时又依据机械宇宙论把自然抽象为单纯客体，人和自然就被化约为主客二分的关系。这种极端的人类中心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导观念，也是根植于工业文明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念。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洛克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的伟大思想家。培根（1561-1629）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他认为，人类为了统治自然需要了解自然，科学的真正目标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洛克（1632-1704）认为，人要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以这种价值观为指导，人类活动常常以损害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对自然价值造成损害。这种对自然的权利和统治的思想伴随着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损耗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进入了现代社会。现在这种损害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生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7页。尽管在20世纪兴起的基督教神学中有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如德国激进神学家潘霍华（DBorlhoeffer）在其《伦理学》一书中就提出：注视人！在人之世界中与上帝调谐。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家弗莱彻（JFletcher）在其《处境伦理》一书中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这种道德以挚爱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似乎只适用于人际之间，包括国家、民族的利益。
历史学家汤因比、怀特将大地“非圣化”(desacralization)归咎于基督教信仰将大地上所有物件的“灵”的驱走，大地内蕴的“灵性”被解除，人对大地的尊重亦相应消减。然而，宗教学家伊利亚德(MirceaEliade)研究欧洲现代宗教的情况与欧洲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指出：“具有宗教情操的人要活在‘神圣’之内的渴求，其实与他要活在客观的真实世界的渴求是完全一致的，他不愿让自己被纯主观经验的无尽相对性所瘫痪。他要活在真实并有效的世界，而不是幻象中。”MirceaEliade，TheSacredandtheProfane，NewYork：AHarvestBook，1959，p28同时，对于具有宗教情操的人，“大自然永远不会只为‘自然’，它恒常充满着宗教价值。这是极易理解的，因为宇宙是神圣的创造；由神的手造成，世界满溢着神圣的性质。”MirceaEliade，TheSacredandtheProfane，NewYork：AHarvestBook，1959，p116于是，大自然之神圣内涵被剥夺，主要原因是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背后的动力乃是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而根源正是启蒙运动。
基督教伦理以《圣经》伦理为基础，这是一种以神人关系为中心的伦理。它建立在上帝的关怀、爱护的基础之上，而且即使从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依然是以神人关系为中心的。
在西方，一些学者也认为在基督教传统中，人与自然的二元论是不存在的。宇宙的物理特征与人类的道德善恶是一致的。因为人和自然均由上帝所造，所以人类之善直接相关于创造者上帝之善，也与其余的造物之善直接关联，这种关联既被人类对上帝有罪的叛逆而损毁，也被显示于其中。原始的描述出现在《创世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后来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对造物的神圣拯救被圣保罗等人诠释成一种范式。就像这拯救对整个造物有意义那样，原始的对上帝的叛逆不只对人类或人与上帝的关系产生影响，而是对整个造物都有影响。如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大地及其上的非人类居住物也成了人类罪恶的牺牲品。当人类的罪恶通过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予他们“流奶与蜜之地”而被赎回时，这个原始的约不只限于人类而包括了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居民，它作为一个“宇宙的约”发挥作用；所以，居住在这块土地(迦南)上的以色列人后来追随异教的神灵并抛弃上帝统治其“特选子民”的律法而获罪于上帝时，惩罚的不只是人类，大地本身也遭受这种罪的株连。在《以赛亚书》中，不难找到这种声称：把穷人从土地上逐出，大地的肥沃就丧失。可见，人类不正义与环境退化有着原始而内在的关联。正是这种关联为当代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辩护提供了底蕴深厚的精神资源。
人类生态环境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系统，人口、资源、环境等生态问题与人类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生态危机之所以产生，并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程度，主要是由于人类无休止地索取自然、破坏自然的结果。约翰·斯图特（JStott）就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的贪婪，即通过丧失环境获取经济收益，是忽视或违反了生态规律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它根源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西方而言，是自笛卡尔—牛顿二元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致使人与自然分离，造成现今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大规模无节制地向自然开战，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近现代工业文明。然而，过分的掠夺和污染，使人类面临着无比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APecci)所说，人们在陶醉于自己的能力和眼前的成绩时，“并没有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明天将为今天的收益付出重大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人已经丢掉了的整体感。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现代社会应该恢复这种观念”。
诚然，生态危机也使人类冷静地反思其思想文化根源，重新寻求正确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环境伦理学的探索中，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如李约瑟、卡普拉、罗尔斯顿、卡利科特、纳斯等，都纷纷向东方文化传统寻找出路。东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的生态伦理思想传统成了他们构建自己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所以自然地在环境哲学中引发了一种转向东方文化和亚洲宗教的倾向。但怀特本人并不主张以东方宗教取代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而只是提倡在以生态精神改革传统基督教的前提下，建设性地汲取东方文化传统中的智慧，而无须全面引进东方思想传统。
(二)西方生态神学的兴起
怀特的观点在教内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虽然其观点难免失之偏颇、夸张，并曲解了《圣经》教训的原意，然而这些指控却促使神学家们对生态危机、基督教传统伦理观进行深刻的反思，也促使基督教神学家们更深入地挖掘《圣经》、基督教教义中的生态涵义，探讨圣经教训对大地和自然的真正看法，思考上帝、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他们对生态危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从神学和信仰上对这一问题予以回应，从各自的神学传统出发，根据现代生态学的思想对基督教经典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由于参与的神学家的关注点和思想倾向性不同，因而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生态神学。
生态神学，又称绿色神学，即从生态平衡角度阐述上帝、人、自然三者关系的神学，用基督教术语说，是阐述如何留存(survive)上帝的创造物的神学。它从“生态学”的观点去研究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基督教对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态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信仰与科学的关系，实现基督教教谕的现代化，承认上帝、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这些有关生态伦理的神学都是在基督教传统生态观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和发挥，仍然是以《圣经》为其神学建构的依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基督徒发现上帝的创造物越来越处于危机之中。生态神学正是他们为捍卫上帝创造物的一种努力。
依据《创世记》的描述，上帝在前五天里创造了天地日月、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自然界，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如此，《圣经》的创世说就隐含着上帝与自然、上帝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在基督教传统信仰中，这三种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并非等量齐观，其核心是上帝与人的关系，这在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和神学各方面凸现出来。《新约》通过耶稣的诞生、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等一系列事件，叙述了整个历史就是上帝进入人类的历史，是上帝与人共同上演的一部戏剧，自然只是这部戏剧的背景，仅有衬托的作用，不是关注的焦点。传统信仰对上帝与自然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的退隐或疏忽既是最受西方生态运动非议的部分，又是生态神学建构的基点。
生态危机使神学家从生态学的视角去审视神学，认为有必要将生态学规则与伦理纳入基督教的教义中。基督教生态神学在讨论上帝与人类、自然的关系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流派，但总的趋势是西方教会对环境愈来愈关心。如果把基督教自由派视为左派，那么主流派中的多数人及福音派和天主教中的环保分子就是中间派，而最保守的基要派则是右派。当今西方教会中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征服（统治）模式、管理模式和伙伴模式。他们代表了当今西方基督教会对待生态环境的三种态度。
征服（统治）模式为右派的基要派采取的模式，其原因有神学的，也有政治的。在神学方面，基要派素以维护《圣经》的正统性自居，对《圣经》的理解完全根据其字面意思，认为《圣经》字字是真理。另外，《新约》中基督的救赎也只是针对人类而言，也就是耶稣基督只是为拯救犯有原罪的人类而死，而不是为救赎自然而牺牲的。基要派据此认为：第一，人是绝对不同于并超越于万物的，只有人是按“上帝的形像”创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是；只有人与上帝有直接关系，分享上帝的神性，而其他万物则都不具备。第二，上帝把统治万物的权柄交给了人，因此人就是万物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地球，地球或自然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为人所用。第三，人从堕落中得救赎的标志，是人再次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形像，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第四，自然是受上帝诅咒的。基要派反对环境运动也是从右翼的政治立场出发。他们支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支持美国政府对外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强权政治，指控自由派倡导的环境运动和社会正义是受世俗人道主义影响的左翼政治运动。自1995年以来，共和党受这些宗教右派支持掌握了国会。1996年，由于宗教右派及其他保守势力的反对，国会推翻了“濒临物种保护法”，其理由是此法案“歧视了在其土地上拥有这些物种的人”。
就多数天主教、新教主流派信徒以及福音派中的环保分子而言，他们在环境问题上所接受的神学模式可以归为管理模式。美国联合神学院教授拉里·拉斯马森(LarryRasmussen)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督教中最具影响的是一种类似花匠与花有关系的生态管理神学。这种生态伦理神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花匠与花的关系，并试图从《圣经》中为这一说法寻找根据。根据《圣经·创世记》1：26-28，他们作出了与基要派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在肯定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创造的同时，认为人与自然既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它们都是受造物，从生物学上看，人类与动物一样，要吃、要呼吸、要繁殖；不同的是人类能像上帝那样创造、爱、思考，因此，处于上帝与自然之间。人既在自然中，但是又高于自然，人仍然是地球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