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对可比性应该有不同的形式。“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范畴，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或对象的本质与关系的一种概括，一种思维结果，因而它是主客观的统一，在比较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就表现出不同的可比性。”“可比性原则实际上在比较文学不同的跨越中体现出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其具体地表现为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几个层面。”比较不是简单地把这一个与那一个加以比较，而主要是两个带有根本性范式差异之间的比较。通过比较，把研究者从已有的方式中唤醒，使之意识到自己的局限；通过引进另一种不同的体系，对原来的理论范式进行一种根基性的突破，而走向一种更广大的新境界。
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做学问，并非就不可以寻“同”（钱钟书先生一生都在寻“同”），而非要寻“异”。无论找“异”、还是寻“同”，都不是文化相遇研究的Sachlichekeit（实处）。“异”就是“异”，“同”就是“同”，看到“异”抑或“同”，都算触到Sachlichekeit。重要的是，要看到真正的“同”或“异”，不要搞错——为此往往需要在“同”中见“异”，或从“异”中见“同”，从而，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寻“异”找“同”所依赖的划分尺度（Nomos）。
刘小枫追问：“理解古典，就得回到古典的视域。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中国与西方的古典相遇过吗？”这种追问开启着以意逆志命题现代诠释未尽之义。
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诠释，从孟子方法、儒家方法到中国古典诠释方法、一般诠释方法的扩展，所依赖的是以意逆志说《诗》的文化经验。这种经验在传统语境中显示为经学经验，在现代语境中转换成为美学经验。也就是说，这种经验在传统语境中是作为解经的法则而扩展，而在现代语境中是作为存在经验而扩展。可以说，其现代语境中的扩展是现代文化审美独立性建构的产物，以意逆志现代诠释是现代审美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
徐复观从文学方法到思想史方法的扩展，反对“今人所谈的科学方法应用到文史方面，实际还未跳出清人考据的范围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而主张以意逆志的追体验方法。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了文学经验的普遍性与基础性。黄俊杰论诗教传统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论以意逆志的经典诠释传统方法，以及运用以意逆志方法理解传统。张伯伟论说以意逆志法在传统文学中产生的意义，并强调“这些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实可旁通于艺术，更能上推至文化”。他们把孟子针对说《诗》提出的以意逆志命题放在现代语境中文学经验上，并阐释这种经验的一般方法论意义，赋予了文学经验的普遍性与基础性特质。而文学经验的普遍性与基础性正是现代审美文化的核心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以意逆志方法的逻辑形式与传统意义，把以意逆志说《诗》的文化经验从经学经验转换为美学经验，实现了审美现代性的现代文化建构。
总的来说，从文论学术史的角度看，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中国知识，形成了中西比较的文论学术方法。从文学思想史角度看，以意逆志方法与逻辑的建构现代诠释学知识，确立了文学作为独立自主的审美经验是现代文学思想。
$第三节 多维视野中的以意逆志诠释史
包括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方法与逻辑建构在内，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一直到当下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不同学科论域、不同时代论题形成了纷繁复杂的诠释形式、丰富多样的诠释经验。
整体上看，以意逆志诠释史包括不同学科出现的字词解释、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传统语境中赵岐开始语言训诂形式、朱熹显示思想阐释方式，现代语境中顾颉刚是历史研究的代表、徐复观与黄俊杰是现实运用的典型。
首先，从形式来看，以意逆志命题本身作为古代命题、思想产物、历史存在与语言形式等不同层面的意义空间，使得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以字词训诂、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展开。汉语命题本身具有的词语、思想、现象等不同层次内涵是诠释方式产生的对象因素，而语言学、哲学与历史学的不同思维差异是产生诠释方式差异的主体因素，语言变化、观念转变、学术转向与文化转型等导致现实需求不同是以意逆志诠释差异的语境因素。
其次，从历史经验来看，孟子提出具有明确问题意识、方法观念与模糊语义空间、有限使用范围的以意逆志命题，在后世的诠释中出现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阶段与主要方法。
赵岐与朱熹代表了从汉到宋的历史时期中，侧重语义拓展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第一阶段。赵岐、朱熹是在不断扩展以意逆志命题的使用范围的同时，拓展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内涵。顾镇与顾颉刚代表了从清代以来到近代的历史时期中，注重边界限定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第二阶段。顾镇、顾颉刚是在总结历史传统的视野中，设定以意逆志命题的边界。与从外在寻求的边界限定不同，内在逻辑建构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现代方向。徐复观、黄俊杰、张伯伟、周光庆代表了现代的历史时期中，关注逻辑建构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第三阶段。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在遭遇西学的文化背景中，建构以意逆志命题的逻辑空间。
最后，字词解释、思想阐释、历史研究、现实运用等诠释形式的有机统一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突出特征。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之中，历代诠释者都有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解决其自身问题的方法。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既解释文、辞、志、意、逆等关键字的语义内涵，其“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语义梳理又凸现了孟子命题平心以待的理解思想；同时，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又是超越已有解释，以追求孟子本义为目标的历史研究。而且朱熹自觉运用以意逆志命题，建构了其读书之法的现实论题。同样，赵岐提出以意逆志不但施于说《诗》，是其解决注释《孟子》的方法；徐复观诠释以意逆志的追体验方式，是其文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而认同以意逆志命题，作为其《诗经》学方法、释诗方法的诠释者更是层出不穷。
一、传统与权威
不同时代论者在不同学科论题中以不同形式共同关注以意逆志命题，呈现出多个历史阶段、不同经验结构构成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从现代诠释学视野看，以意逆志命题这一个生成于子学时代的命题形式，成为后世诠释对象的关键在于其传统性质与权威作用。
首先，以意逆志命题是先于诠释者存在的语言形式，同时又是使诠释者存在的形式语言。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传统存在而成为诠释对象。
所谓传统，词典的含义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哲学家揭示的含义是：“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的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于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合。”“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
通常含义与哲学含义共同显示了传统是先于我们存在的文化构成要素，同时是使我们存在的文化构成过程。“传统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语言和言语作品，为现时代提供过去人们创造的各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和知识系统，亦即文化学所津津乐道的经典型文化。”因此，传统就是先于诠释者存在的使得现在与过去得以关联的纽带。
以意逆志命题是先于诠释者存在的语言形式。对赵岐来说，以意逆志命题是早已存在、“孟子以来五百余载”一直被诠释的文本，是关于理解问题五百年前就有的答案。对于21世纪的论者来说，以意逆志命题是两千多年前的回答。
以意逆志命题作为先于诠释者存在的语言形式，但同时又是使诠释者存在的东西。赵岐、朱熹与黄俊杰等人都是通过诠释而成就其经学、理学、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并在其建构中形成诠释者身份特质。通过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者建立其当下语境与孟子时代的联系，并确立其诠释者的身份与性质。诠释者因着其理解而从不可见的深处不断流淌出来、并按照其所理解的方式构成着其传统。
其次，以意逆志命题作为诠释对象起着权威作用。在丰富多样的先于诠释者存在的文本中，孟子文本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被凸现出来关键在于其权威作用。所谓权威，是“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或“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
自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说《诗》原则之后，“以意逆志”经过历代批评家的运用和阐发，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最大、发展最充分的批评原则、批评模式和批评方法。“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成为历代批评家的共识，“以意逆志”作为他们经常宣称和遵循的说诗原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也就是说，孟子命题的传统性质与权威作用直接决定着以意逆志诠释史。换言之，孟子命题的传统权威性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形成的基本力量。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孟子命题的权威性是影响历代诠释者的重要因素。权威与传统直接影响着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诠释形式、诠释主题以及命题内涵。
孟子命题的传统权威性本身是一个历史建构之物。随着孟子权威的确立，以意逆志命题逐步显示其权威的特质与传统的力量。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状况与孟子的地位紧密相关。赵岐称孟子为亚圣，宋代把孟子升为道统，这种背景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的有效解释是以扩展为特色。在语义上，赵岐“以学者之意逆诗人之志”，朱熹释为“以读者之意迎取圣人之志”。这种把以意逆志命题内涵具体化的同时使之成为论者认同的理解法则。
传统学术体系中以语义拓展的方式实现权威作用，而现代学术背景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以逻辑建构的方式实现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权威作用。现代论者不是接受传统思想而另造他词，而是拓展传统命题的意义空间。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逻辑建构也是一种权威需求下的产物，其凭借现代逻辑形式重塑传统命题的权威面貌。
对于以意逆志命题而言，历代论者都是出于现实的需求选择孟子命题。赵岐、朱熹以字词训诂的诠释形式，实现了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拓展。赵岐感受文辞与文意的距离，认同五百年前的以意逆志命题，建构以意逆志的解《孟》方法。朱熹、徐复观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也是一方面建构现实理解的方法，另一方面认同孟子命题的权威。传统学术体系中，历代论者面对丰富的传统材料，在建构儒家方法时以意逆志凸现出来；现代学术体系中，在诠释学方法论说中，以意逆志方法突出出来。
朱熹是在其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中生成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先关注文辞问题，后关注意－志关系从而完成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与其为学方法观念同步形成，在方法论观念的视野中选择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而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建构方法论观念。同样，黄俊杰在论孟子命题的历史状况之后，才有认同以意逆志方法，并自觉使用孟子论题以表达其自身理解观念。因此可以说，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是传统认同与权威建构的历史。传统的存在、权威的需求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其历史的内在原因。
作为传统的以意逆志命题在不同时代的论者世界中呈现，诠释是论者面对传统的必然。无论是认同还是批判，作为在文化中生成的论者，传统是其不可避免的存在。
我们的一切理解的内在语言条件都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对于推动我们向前的意义的那种模糊的陈述可以被逐字连接起来，并且因此成为可传达的东西。在我看来，一切理解的集体性无不建基于其内在的语言特性之上，同时，这种集体性又构成解释学经验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当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时，我们也就是在不断地塑造着共同的视界，并且因此也是在积极地投身于我们的世界经验的集体性之中。
无论是传统学术体系还是现代学术体系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都是建构文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正是要把先秦文化经验纳入经学文化系统之中，才有赵岐、朱熹、顾镇等人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正是要把中国传统经验纳入现代文化的共同体之中，才有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文学诠释学——东方与西方》、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等等论著与叶维廉传释学、李清良中国阐释学等等论题展开的比较视野中呈现以意逆志命题诠释。
以意逆志诠释史作为传统权威生成的历史、传统权威作用的历史，具有哈贝马斯所揭示的意识形态作用。权威和知识并不结合在一起，“为了根本分清武断的承认和真正的意见一致，就需要有那种以未受控制的普遍意见一致为条件的原则。从合理谈话的原则这一意义上说，理性意味着是一块基石，但实际的权威却一向猛烈地加以撞击，而并非以之为基础”。
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看，以意逆志命题作为权威，其语言形式本身遮蔽了后世论者主张的新意或命题应有的思想意义。虽有朱熹等人创造性的诠释，但现代论者更强调：“本来‘以意逆志’这一理论命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由孟子提出，其有关文学释义的基本理论内涵也由孟子作了界定，但孟子以后的两千多年里无数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几乎都在无休止地重复这一理论命题。尽管人们对该理论命题的‘意’是作者之‘意’还是读者之‘意’有过喋喋不休的争论，但从理论上并未提出超越孟子的新见。”以意逆志诠释史中存在运用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修辞术语，借助其外部力量来获取修辞效果。
尽管孟子主张“不以文害辞，不以文害志”，但后世“害辞”、“害志”的注释者及其辩护者偏偏从孟子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不仅“以意逆志”被借为“断章取义”的幌子，而且本来有关“尚友之道”的“知人论世”之说，也被扯进阐释领域，当作“以诗为史”的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