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内容是我们所作的一次尝试性研究。我们试图运用心理学的部分观点和方法，尤其是有关人格结构的理论来解析刘宗周的心性哲学。
在心理学中，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其人格特征的反映，这一点在注重心性修养的儒学思想家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我们认为，儒家的心性哲学反映着他们的人格心理、思维方式，其中的工夫论又指导着他们的日常行为。作为宋明理学殿军的刘宗周自然也不例外。他心性哲学中所谓的独体是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谓工夫，也就是其心理结构内部诸要素起作用的方式。如果以心理学的知识视角来研究刘宗周的心性哲学，我们就能看到形成这种心性哲学的心理因素，并了解它起作用的内部心理机制。
(第一节 刘宗周哲学及其人格结构
一、关于人格结构
由于下文着重于刘宗周人格结构的分析，故这里有必要对将要运用的人格结构理论做一简略说明。
这里所依据的主要是弗洛伊德后期的人格结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人格结构分为本我（Ｉｄ）、自我（Ｅｇｏ）和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三个部分。本我是人格形成的基础，由先天的本能、欲望组成，以性本能为主；自我由本我分化而来，按现实原则活动，是本我与环境冲突的产物；超我由自我分化而来，加强对本我的监控，它实质上是一个被内化了的社会过滤器，抑制着所有被社会和文化所禁止的冲动。其中本我和超我基本属于无意识领域，只有部分自我是被意识的。
弗洛伊德的理论起自本我，这个“本我”只相当于宋儒所谓的“气质之性”。后来，荣格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了修正，用心理能量取代了颇有争议的性本能，使之中性化，也更具解释性。同时，荣格标示“自性”，发现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并创造了原型、情结、阴影等概念，丰富了人格结构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结合心性之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画出了下面的人格结构模式图：
在这幅图中，我们将荣格所说的个人无意识分为个人先天无意识和个人后天无意识。个人后天无意识包括后天被压抑的事件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个人先天无意识包括本我冲动以及个体所蕴涵的气质方面的潜能。在个人无意识之下，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此处乃是宇宙信息蕴集之地，深广无比，潜藏着各种各样能量巨大的原型。在集体无意识以下，即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心性哲学中所说的自性。图中间向上的箭头是人格结构各部分产生的心理能量的运行方向，人格结构的各部分也是借着这股能量获得自我表达的。
超我的作用便是对这股能量进行监控。当这股能量通过超我之门的时候，超我将不符合社会及文化的能量冲动压抑下去，不使之演化为行为，但各种冲动会经过装扮，以符合超我的形式获得变相表达，而当超我的监管力度不够时这股能量就会获得突破并直接表达，导致人的行为失控。超我是引发人的羞愧和内疚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也导致人的自律行为。
另外，通过这幅图可以看出我们对自性的看法：人的自性是被尘埋的。人的初始阶段心理能量应是集中在本我的层面上，只有通过后天的引导和启发，才可能实现自身的潜能，并使得自性得以敞现。同时，自性的展现需要突破心理结构中各个层次的障蔽和干扰，在自性之上的任何心理层面都有可能被误认为是自性。所以，识认本体的工夫和后天葆任的工夫皆不可少，前者错了，一切皆错，而忽视后者，则最多不过是拨弄光景而已。
二、刘宗周的心性哲学及其人格结构
要了解刘宗周的人格结构，我们仍需要回到他最重要的著作《人谱》这里。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刘宗周人格结构及其内部运作方式的信息。这种“内部运作方式”即是所谓“工夫论”。
从结构上看，《人谱》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面之立，包括《人极图》、《人极图说》及《证人要旨》；第二部分是反面之破，包括《纪过格》、《讼过法》和《改过说》，旨在对治人的过错。这两部分形成阴阳合抱的太极之势。所谓正面之立，乃是由慎独之学涵养本源一路生发而来，是“自诚明”，是“率性之谓道”。
然而，这内诚外发的过程需要外在之功的护持，但同时由于对外在之功的强调渐渐使得这个手段成为目的，从而导致了外在之功的僭越，使此生发一路产生了裂痕：在《人极图》的第二图和第三图里，刘宗周以阳为善，以阴为性。盖因善可见，善本于性，故为阴中阳（ ）；因性不可见，而藏于善中，故为阳中阴（ ）。第二幅图对应《证人要旨》的第二步工夫“卜动念以知几”（简称“知几”）。其中阴为体独，阳为动念，一个观察者已经隐约呈现。第三幅图对应《证人要旨》的第三步工夫“谨威仪以定命”（简称“定命”）。其中阳为谨威仪，阴为天命之性。外在的观察者已经成为一个约束者。所谓“谨威仪”是慎于“九容”之动，以此涵养天命之性，也就是“定命”。按照刘宗周自己的解说，对这一步工夫可以归结为“诚于中者形于外”，即威仪是内诚的外发，是“天命之性（阴）不可见，而见于容貌辞气之间（阳）”。但如果这样，就不是“谨威仪以定命”，而应该是“命定而威仪谨”了。这个问题还出现在他对“九容”工夫的阐释上，比如他说：“足容当重，无以轻佻之心失之”。用“当”字说明是外在之功，而“无以轻佻之心失之”则是内在之功。这两种工夫本不是连在一起说的，要么说“足容当重，使心无轻佻”，要么说“心无轻佻，则足容自重”。我们认为，工夫说到这一步已经逐渐外化，在刘宗周看来，外加之功不可缺少，否则就有可能流于狂肆；而如果不强调内诚的外发，也不是心学的路数，并且整个《人谱》的线索就会中断，就会只有上截而没有下截。
因此，刘宗周在此有意无意地引入了行为规范，用来衔接内诚之发和外在之功，只是在行文中不易察觉。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外在的规范表述为内诚外发的东西。因此，这里的“定命”之“定”已渐渐从“贞定”之意转为“限定”之意，自内而外之路由此变为自外而内，虽不易察觉，但裂痕却由此产生。这一裂缝的实质是宣告了刘宗周汇合程朱、陆王之学于一体的努力的失败。
如果我们留意就会发现，在这产生裂痕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监控者，人的自发行为也因此受到了控制，“卜”、“知”、“谨”、“定”、“当”等字都透露出此监控者的消息。通过这一监控系统的，都是符合文化传统的意念和行为，如五伦之敦、百行之备。我们有理由联想，此监控者便是被内化了的社会意愿。如果说心源是“活泼泼地”，这个监控者就是“常惺惺者”，是“主人翁”。因为“主人翁”
是个外来的管理者，所以算是一个“僭越之主”。所谓“工夫”就是对“主人翁”的能量投注，使之保持“常惺惺”，并有能力对不符合文化传统的意念和行为进行纠正。这就是《人谱》中的改过。
其实，这个监控者便是引发工夫的人，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讼过法》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它其实是刘宗周心性哲学的真正起点，是本体，即独体；它的意志便是独体之意。因为这一本体本身即是社会伦理及规范，所以论本体是“有善无恶”；它所监控住的都是不符合文化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论工夫是“有恶无善”。因此，“工夫所至便是本体”，找到了本体便是找到了“肯用工夫者”。
独体居于心体之内，是内心的主宰者。不论从其来源还是其起作用的方式看，它就是人格结构中的超我，而不是刘宗周所设想的“天命之性”。他寻求到的并不是他要寻求的，也就是说，刘宗周错认了本体。
也是因为独体就是人格结构中超我的原因，在刘宗周心性哲学中自我抑制及潜意识中的罪感和焦虑就十分明显。我们仍以《人谱》
为例。在《人谱》中，刘宗周把行为分为外在行为和内在行为两个方面。外在行为的特点是行为一依准则，表现在九容之正、五伦之敦、百行之备等等；内在行为是心理行为，其特点是收敛、谨微、自省等等，表现为慎独、卜初念、内自讼等等。不论内外行为都要求一丝不苟，就是刘宗周所着意的“工夫”。《人谱》的目的就是使人成为一个理想自我，达到人格的完美，这种完美表现为人伦之至。
这个“目的”便是“意”的指向。在刘宗周这里，他体会为一种隐约而强有力的意志。说它隐约，是它似乎只是一种意向性；说它强有力，是因为如果不顺此意而行，便可能引发焦虑。此意志的发源地（意根）被刘宗周称为“独体”，并合之于先贤所说的“天命之性”。在刘宗周看来，这个意志正是天命之性的流露，任意而为便是率性，内心便会泰然安逸。刘宗周曾说：“心如舟，意如舵”；又说：“吾儒既悟时如水上行舟，有舵在手，常荡荡地，无险不破，无岸不登”。这是顺意而行所产生的放松感，也是顺从了内化了的外在指令而产生的安全感。而自性的流露则不同，它是一种成长带来的大乐，并充满灵性。
追求完美和善察己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推动人的成长和进步的同时，也有可能给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导致人的焦虑，甚至隐隐的恐惧。这一点刘宗周本人也感觉到了。他曾说：
前年别陶淑先，曰：“兄太坐周至，凡事可且放错去。”当时言下有省，余近复发愤自鞭，谓人生至此，尚可坐一错跌否。
已追往事，不免种种是错，乃知求不错，反成错，非干错不错上事。只求不错，心尚有错在。淑先知己。看来被誉为“一代完人”的刘宗周已经感到了过于追求完美所承受的巨大心理负担，“只求不错，心尚有错在”。由于错不能免，所谓的“放松感”和“安全感”只不过是瞬间的事，或者说只是暂时的“不焦虑”，而要避免自责所带来的焦虑，就要努力把持好心舟之舵。
其实，对于刘宗周来说，他体验到的何尝只是焦虑，还有恐惧。这在《讼过法》中就有很清楚的表现。
在刘宗周这里，独体和超我一样是以潜意识或者前意识的形式存在，顺从超我的意志而产生的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发，而仍是自律层面的。由独体在刘宗周心性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推出超我在刘宗周人格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超我一定是一个强大的超我。超我是“使改过者”，据此，过者谁、改过者谁都比较清楚了。过者来自于超我之下，最主要来自于本我；改过者当然是通过超我之门而产生的意识和行为，即自我。
我们再用下面这幅图来尝试着解释刘宗周工夫论的心理运行机制。
此图与前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突出了超我部分的厚重，并为超我设立了两道门。这两道门之间似一个风箱一样的可伸缩结构。
要解释这幅图，还要借助他最重要的著作《人谱》。《人谱》的第一步工夫“凛闲居以体独”就是一种无念状态。此时，超我的第一道门尚未被本我的能量推开，但超我仍时刻处于警觉状态，乃所谓“凛”。同时，他可以体察到超我隐隐有一种向善的意志。此即独体之意，要诚此意，存之勿欺。第二步工夫“卜动念以知几”就是当内在本我冲动推开超我设立的第一道门时超我会进行监察，使前意识呈现为意识。对刘宗周来说，他的工夫就是要在这里把不善拦住，如果查出不善就将其驱逐出第一道门（“才有不善，未尝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复其初矣”），压回到无意识深处，只有通过超我的检查才允许通过第二道门成为意识和行动。但是由于超我的时时监控需要消耗很多的心理能量，需要自我对超我进行高度投注，使得自我会有疲劳的感觉，但投注少，超我便很难处于明觉状态，这样就会有一些漏网之鱼逃过第一道门，也就是刘宗周体会到的“心之余气”。既然谓之“气”，说明仍未成念，还是前意识状态，所以超我要守住第二道门。由于同样的道理，第二道门也会失守。这些本能的冲动便在执行的自我里散开，有的成为意识，有的仍然处于前意识状态，而有的已经展现为行为，轻者显现为九容的不谨，重者酿为过错。所以超我有时候要进入执行的自我里进行搜捕。这就是“讼过法”的实质。
那么超我两道门之间的风箱式的伸缩结构是怎样起作用的呢？
这就要结合刘宗周工夫论中的一段文字来阐述：
阳明子曰：“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愚谓言语既到快意时，自当继以忍默；意气既到发扬时，自当继之以消化。此正一气自通自复，分明喜怒哀乐循环之妙……若必借良知觉照，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势，皆一逆收之，以还天理之正，则心之与性，先自相仇，而杞柳桮棬之说，有时而伸也必矣。由此可见，阳明是靠一念回光斩断无明，而刘宗周则是靠超我两道门之间风箱一样的结构将过于猛烈的内驱力化解掉，然后再压回去。
这两道门成了本我内驱力的缓冲地带，其风箱式的结构增强了它对本我内驱力的控制能力。这样，本我强大的内驱力给人的压力就变成了一气周流，元亨利贞。刘宗周的自我控制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只是这些工夫仍是用在超我上。刘宗周将心理能量灌注到超我这里本也说不上什么不对，但如此则慎独诚意的工夫，引发的仍然是自律，而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的自发。他的理论和工夫恐怕还是脱节的。
对刘宗周的心性哲学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被灌输进刘宗周的心体里，然后再由刘宗周通过“诚”给“呈现”出来。并非是心，而是规范（理），才是刘宗周思维的真正起点。因此，虽然刘宗周的理论设计是心学的体系，以主御客，但实际上却是以理入心，形成超我，并反客为主。“以理入心”的过程其实就是超我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个人后天无意识形成过程之中，也即其童年时代。因为“以理入心”是被动和无意识的，所以刘宗周对“反客为主”也是无意识的，因此他对自己心性哲学之中的被动性一无所知。
（第二节 刘宗周基本人格初始过程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刘宗周的人格结构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超我。这个强大的超我对他的心理、行为以及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个强大的超我是如何形成的呢？要了解这一过程，就要回到刘宗周的早期经验，对其人格初始过程进行分析。
我们先从刘宗周的母族说起。按刘宗周的说法，其“母族章，会稽望族也。风气岸直近古，别于他著姓。入国朝以来，贞臣志士，代不乏人。即簪笄女流，亦往往以德操著”。刘宗周在这里虽然有彰显母族的意思，但是从他的这几句话里我们也的确可以体会到彼时彼地崇尚节烈孝义的文化场域。至于母亲章太恭人，“尤其皎然”。
刘宗周说，其母“生有懿质，自少闲静寡言笑”，年十七嫁刘秦台。自嫁秦台十年之后，秦台捐馆舍，太恭人时有一女，而宗周在妊。太恭人欲以死殉，被其父以有孕在身劝阻，“太恭人乃勉称‘未亡人’以待”。这里我们不免联想到刘宗周后来的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