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５０］或许是因为绪山性格笃实沉稳之故，阳明殁后的丧葬之事及家庭事务皆由绪山负责（或者“代为之言”（《王阳明全集》，１４４９页）），俨然成了王府内的“大管家”或“新闻发布官”，这只要读一下绪山撰写的《师服问》、《讣告同门》、《遇丧于贵溪书哀感》、《稽山感别卷》、《谢江广诸当道书》、《再谢汪诚斋书》、《再谢储谷泉书》等文，即可明了。因此可以说，由绪山来整理编辑阳明遗著，是再合适不过的。
［２５１］《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五《简屠竹墟郡侯》一。
［２５２］《刘宗周全集》第５册，７９７页。
［２５３］参见《龙溪集》卷九《答邹东廓》。
［２５４］《东廓集》卷五《勉董明建兆明诸友丈量》。
［２５５］参见《东廓集》卷首吕怀序。
［２５６］《龙溪集》卷九《答邹东廓》。
［２５７］《王阳明全集》，１３６３页。
［２５８］《南野集》卷三《答钱绪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八一，１０１页。
［２５９］《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７页。
［２６０］《龙溪集》卷九《答李克斋》。
［２６１］当然，这仅仅是笔者根据通行本《王龙溪先生全集》（其子应吉汇辑，有万历十六年萧良幹序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八所收）和万历四十三丁宾刻本）所作出的推断之一。事实上，龙溪是绪山的同窗密友，又在一起讲学多年，绪山在狱中撰有《复王龙溪》、《复龙溪》、《狱中寄龙溪》、《寄龙溪》等诗文，而且还与龙溪以书信往来的形式讨论过罗念庵的归寂之学，但现存《龙溪集》的各种版本中却未见龙溪与绪山的任何书札，而惟见《同钱绪山游玉阳山房别后漫简》诗一首，这一方面说明龙溪的确很少评论绪山，甚至懒得搭理，另一方面也证明，以为现存的《龙溪集》诸版本均非龙溪著述的完整本子（参见彭国翔：《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中国哲学》第１９辑），是有道理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能据此断定： 《龙溪集》的编纂者不收与绪山之书札，是有其深刻考虑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龙溪与绪山的矛盾，从隐蔽变成公开，从责任共担者变成“事故”受害方。而据笔者推测，绪山著作的过早“消失”，可能也与浙中王门中的这种片面化的情绪反映有某种瓜葛。
［２６２］笔者认为，王应吉在汇辑《龙溪集》时有故意把有关绪山的书札删去的可能。龙溪曾在《遗言付应斌应吉儿》中说：“我平生诗文语录，应吉可与张二舅、蔡前山整理。中间有重复者，有叙寒温无关世教者，俱宜减省，或量为该易，务使精简可传，毋尚繁侈。”（《龙溪集》卷一五）说明应吉删节改易，是秉承龙溪遗命而行的，只是其所删、所改之文，并不仅仅是“重复者”或“叙寒温无关世教者”，而是作了有意识的减省和有目的的改易。寄绪山之书札未被收录，或许就属于应吉有意为之。至于有目的之改易者，我想是否可以著名的《天泉证道纪》为例来加以说明。应吉为凸显龙溪与绪山在天泉辨正上的分歧，故意将原录于《龙溪会语》中的《东游问答》之一段文字与原载于《绪山钱君行状》中的有关“四无”之说的一段文字合并在一起，并加入了龙溪若干平时的讲学语，辑成《天泉证道纪》一篇，置于《龙溪集》的篇首，俨然成了记述天泉辨正的实录（参见陈来：《〈天泉证道纪〉的史料价值》，《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５７５～５８７页）。
［２６３］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的是《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十二卷本，而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张阳和先生不二斋稿》十六卷本，由罗万化等辑，明万历二十一年张汝霖刻，存十四卷，系现存张元忭著作之足本。
［２６４］《龙溪集》卷二《洪都同心会约》。
［２６５］［２６６］《龙溪集》卷四《留都会纪》。
［２６７］《龙溪集》卷五《天柱山房会语》。
［２６８］据彭国翔的《王龙溪先生年谱》考述，龙溪曾在浙东的绍兴云门山和天柱山房、会稽龙南山居、山阴兴浦庵及嵊州等地讲过学，还在浙西的杭州天真书院、湖州天池法会、嘉兴东溪山房、苏州报恩卧佛寺、平湖天心精舍及宜兴等地授过业（参见《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附录）。
［２６９］《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１２８页。
［２７０］《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５页。
［２７１］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〇《四然翁赞》。
［２７２］如果读过一些明人文集的话，大概都会知道当时有这样一个习惯：为某人作传或墓铭，除了特别仰慕其人其事而自愿撰述之外，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受其家属或友人的委托，应命而作。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请求者需要付以钱财，还必须提供记录该人生平事迹的文本。如按照王艮家属的愿望，有关王艮的传记，拟订了这样一份作者名单：徐樾撰《行状》，赵贞吉撰《墓铭》，王畿撰《传》，邹守益撰《神道碑》（参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五附录《徐樾再寄王衣等书》）。后徐樾所撰《行状》（后改名为《别传》），因其突然逝世而未完成，文见《遗集》卷四《谱余·补遗》；赵贞吉所撰《墓铭》，附录于《遗集》卷四《谱余》嘉靖二十年条，又见《赵文肃公文集》卷一八；王畿和邹守益则未完成各自的承诺（详见吴震：《泰州学派的重新厘定》，《阳明学》第１６号）。
［２７３］罗念庵考订《年谱》，动的是大手术。据念庵自己说：“故于《年谱》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于兄（指绪山）原本，似失初制，诚为僭妄。弟体兄虚心求益，不复敢有彼我限隔耳。”（《王阳明全集》，１３６８页）对此，绪山不仅没有埋怨，甚至还把念庵的考订本作为“正本”，“虚心求益”。若就两人在王门中的地位而言，绪山如此尊重念庵，确实让人感佩。绪山又曰：“（《年谱》）四卷所批，种种皆至意。先师千百年精神，同门逡巡数十年，且日雕落，不肖学非夙悟，安敢辄承。非兄极力主裁，慨然举笔，许与同事，不敢完也。又非伯泉公极力主裁，名山胜地，深居廪食，不能完也。”“兄即任意尽削之，不肖得兄举笔，无不快意，决无护持疼痛也，信之信之！”（《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２１２页）对念庵可谓深信不疑，而把龙溪完全排除在外。
［２７４］《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２０８页。
［２７５］阳明去世后，包括龙溪在内的一些门生，曾“谋成《年谱》，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稿，总裁于邹守益”，然到嘉靖二十九年仍“未及合并”，惟绪山完成了从阳明出世至谪龙场部分的初稿。于是邹氏遂于嘉靖三十九年致书绪山，让其“谱接龙场以续其后”（《王阳明全集》，１３４９～１３５０页）。也就是说，《年谱》的全部初稿基本上是由绪山一人完成的，而龙溪则不仅未完成自己分担的部分，而且也未参与《年谱》的统稿工作，说明他对《年谱》的编撰并不怎么积极。只是到最后，他才参与了《年谱》的“互精校阅”（同上书，１３５８页）。但“校阅”者一般是没有修改权的，更谈不上著作权。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记》
二卷，亦德洪与王畿等所纂集也”（１４９８页），则恐属学界有意或无意之误传，当不足为据。必须指出的是，在出版阳明著述时，常会出现下面一种情况，即罗列好多姓名，即使此人只做过鸡毛蒜皮的一点事，就像孙应奎对绪山所说的：“示刻《文成全书》，增入贱名，厕诸同事之末，此与进盛心，甚知感激。但披阅叙次，一未效劳，冒有事之荣，窃无功之誉，内以欺己，外以欺人，求之吾心，殊不能自安也。况口耳师传，未能孚于有众，祇足以为同事之辱而已。幸勿滥入，谨辞。”（《燕诒录》卷五《与绪山钱洪甫》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〇，５７５页）其实孙氏所说的情况，并非个案。
［２７６］《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一九《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
［２７７］尽管龙溪亦与绪山一样，对念庵很是器重，据耿定向《观生记》嘉靖四十三年条记载，龙溪曾对天台说过：“此（指念庵）方今第一人也，奈于当下良知尚信不及耳。”换句话说，龙溪赞赏的是念庵的人格，而绪山则不仅赞颂其人格，更器重其学问。由念庵亦可反照出绪山与龙溪的思想差异。
［２７８］《念庵集》卷四，《四库全书》第１２７５册，１１９页。
［２７９］《王阳明全集》，１５７０页。
［２８０］同上书，１５７７页。
［２８１］《龙溪集》卷一三《阳明先生年谱序》。
［２８２］陆隐：《阳明王公年谱跋》，《阳明先生年谱》卷末，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２８３］［２８４］《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２０５页。
［２８５］《龙溪集》卷九《答邹东廓》。
［２８６］《龙溪集》卷九《复刘狮泉》。
［２８７］《龙溪集》卷一〇《与罗念庵》。
［２８８］《友庆堂合稿》卷四《三益轩会语》，２０页。
［２８９］《龙溪集》卷一三《阳明先生年谱序》。
［２９０］诚如前述，阳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绪山的影响并不亚于龙溪。比如薛侃就对绪山寄予厚望：“幸我绪山，侍师日久；微言奥义，具获指授；其爱同志、忧来学之心，与师一也。天真书院成在不远，谨会众，致请执事常居其中，凡我同门，志幼者师焉，长者友焉。”（《中离集》卷一三《书院成请钱德洪兄》）并说：
“吾兄高明强毅，又与吾师同地而生，想能一了百当，先登彼岸。”（《中离集》卷一三《又与绪山书》）甚至把传承阳明“口传之方”的重任托付给绪山（参见《中离集》卷一二《与钱绪山》）。但到后来，在龙溪的耀眼光环下，绪山的身影被渐渐遮住了。诚如陶望龄所言：“人知龙溪先生妙得师传，而于绪山语殊阔略，不知其（指龙溪）直截痛快，乃至于是。”（《歇庵集》卷一五《与余山阴舜仲十首》）
［２９１］在绪山弟子中，徐用检的为学经历颇具代表性。徐用检，字克贤，号鲁源，浙江兰溪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师事钱绪山，然其为学不以良知，而以志学”，说明绪山对鲁源的影响力实在有限。故人称鲁源之学：“以求仁为宗旨，以学为实功，以孔氏为正鵠，而谓无事不学，无学不证诸孔氏。”后鲁源大悟于江西，“自是心地日莹，平生见解脱落，在都门从赵大洲讲学”，以手书《金刚经》示于李贽，强调“纯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实出世也”，李贽“始折节向学”。“其后渐归平实，此等机锋，不复弄矣。”（《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页）因此，与其说鲁源之学得自绪山，倒不如说得自赵大洲或得益其自悟。在绪山门下，真正得其衣钵而传者，可谓凤毛麟角。
［２９２］万斯同《儒林宗派》记录在钱绪山门下的传人有９人，其中除徐用俭外，皆为安徽泾县等外地人。邹东廓后学有２６人，欧阳南野后学有１７人，罗念庵后学有１４人、王龙溪后学有９人，刘文敏后学有９人，且他们的后学大都是出生本地者，而不像绪山，在自己的家乡几无传人。
［２９３］据查铎后学清人赵绍祖说，查铎“亦自以亲得龙溪之传，私淑文成之学”（《楚中会条跋》， 《丛书集成初编·证人社约及其他五条》，１９３６年刊）而自居。《查毅斋先生阐道集》中亦只见查铎与龙溪的多封书信以及《祭龙溪师文》、《纪龙溪先生终事》等文，而未见与绪山的任何文字。查铎还对龙溪特别推崇，如其所记天泉证道，只言龙溪之功劳，而根本不提绪山的作用（参见《查毅斋先生阐道集》卷五《语录》）。尽管查铎有关“心与事分不得又混不得”；“若动处厌繁，屏去事为，养成枯寂之体，圣学不知是也”（《查毅斋先生阐道集》卷四《会语》）等思想，与绪山颇为接近，不过龙溪同样也有类似的主张。所以笔者觉得，黄宗羲所谓查铎学于龙溪、绪山二人的记载，疑有误。
［２９４］《澹园集》，９２６页。
［２９５］《清代传记丛刊》第１０册，６６９页。按：同样的记载还见于黄嗣东的《道学渊源录清代篇》、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和朱克敬的《儒林琐记》等文献。
［２９６］黄宗羲在谈到其家乡余姚的一些名胜古迹时，会常常念及阳明、曰仁等先贤，而从未见其提及绪山。如曰：“吾里左近有永乐寺……在明则王文成、徐曰仁之风流未散……吾里之山川，庶不寂寞矣。”（《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８９页）此外，梨洲在评论钱、王二人讲学时，说龙溪是“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而言绪山则是“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这些都可作为绪山在自己家乡亦无太大影响力之佐证。
［２９７］这种氛围甚至还影响到徐渭等文人。文长虽与绪山、龙溪均有交往，但与龙溪的关系远胜于绪山。他为绪山写过诗，但与龙溪，却是既有诗又有文，还代龙溪为其叔舅写过《题徐大夫迁墓》（参见《徐渭集》，６３８页），并在著作中多次提到龙溪对阳明学所作的贡献以及自己与季本等人的密切关系（参见《徐渭集》，６４８页），而惟独不对绪山作任何评述。
［２９８］《念庵集》卷一五《明故礼部主客郎中致仕明水陈公墓志铭》，《四库全书》集一二七五，３２６页。
［２９９］当时各地的讲会，一般是由绪山与龙溪“更年莅会”（《龙溪集》卷二《建初山房会籍申约》），即轮年主持。关于绪山身兼以上“数职”的详细考证，可详见本书第５章（第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