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其说是在划分阳明的前后期思想，倒不如说是在区分阳明学派的早晚期传人及其特征，而徐爱无疑是阳明学派早期型态的主要代表。
那么，为何从未有人怀疑过徐爱所录的《传习录》初卷呢？难道徐爱在记录初卷时就一点都没有“以己意著述”的嫌疑吗？诚然，阳明亲自审阅过初卷是后人不加怀疑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说明初卷中就没有徐爱本人的解释和发挥了。实际上，徐爱虽比阳明小１５岁，但并非事事听命阳明。他有时也会积极进言，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如南赣以后，阳明欲“坚卧不出”，徐爱则劝阳明要“了事而归”［１３６］，即把政务处理好再归乡讲学。而当阳明埋头于日常事务时，他则提醒阳明要“早归阳明之麓，与二三子讲明斯道，以诚身淑后”［１３７］。无怪其死后，阳明会吐出“朋友之中，能复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笃如曰仁者乎”这样的伤感之语。应该说，阳明对徐爱有教诲之恩，而徐爱对阳明亦有襄助之功，尤其在龙场悟道前，阳明的思想尚未定型，与包括徐爱在内的一些追随者相互切磋、互动俱进，乃是宗门设立之初的普遍现象。
具体而言，徐爱对阳明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事功上他催促阳明积极入世治世，在学术上努力为阳明归耕讲学打下殷实的经济基础并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徐爱曾撰有《耕霅》诗一首，阳明和之，作《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诗云：“见说相携霅上耕，连簔应已出乌程；荒畲初垦功须倍，秋熟难微税亦轻。……山人久有归农兴，犹向千峰夜度兵。”［１３８］ “霅上”，即今浙江湖州，因“霅溪”而得名。正德十一年仲秋，阳明有南赣之命，而徐爱此时正“考绩抱屙而南”，遂“与陆澄课耕霅上，为同志久住之计”而奔忙。此举立刻在同门中得到响应，不仅“久有归农兴”的阳明兴趣大增，其他同志亦不甘落后，如吴兴人陆澄从开始就助他一臂之力，而山阴人王应鹏则“自分将学稼，且扣年来所得以惬东归之志”。后因徐爱突然病故，而使归耕湖州讲学求道的计划成为泡影。
王应鹏甚至怀疑是因为“霅上之耕”过于劳累才导致徐爱早亡的。［１３９］问题是，徐爱为什么对带领同门归耕霅上、“以待其（阳明）归”会如此热衷？而徐爱殁后阳明及其弟子们又何以放弃湖州而仍回绍兴阳明洞讲学？这个问题其实涉及阳明的“学后三变”及其早期王门与后期王门的异同关系。徐爱初识阳明是在正德元年（详见后述），同时相识的还有湛甘泉，后来又与许相卿、陆澄等浙西学者情同手足，而甘泉学又与浙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说浙西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富庶，这些都成为徐爱“相携霅上耕”亦即归隐湖州的重要因素。不过据笔者推测，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徐爱本人折中王、湛的“中行”立场。换言之，是徐爱的“中行”立场决定了他放弃道教色彩较为浓厚的阳明早年的理想讲学地会稽山阳明洞，而选择了浙西湖州这块湛学影响力远大于王学的地方作为阳明功成名就后的归隐之处。这实际上是想让阳明向甘泉靠拢，或者是想用甘泉学来调和阳明学。徐爱的这些设想和努力尽管都未实现，但却为浙西地区的王学之传播以及阳明后学与甘泉学的互动折冲埋下了伏笔。而且值得一提是，徐爱不愧为“治生”家徐廷玉的后代，在阳明高足中，也只有他会在政事繁忙之际想到去为今后归耕讲学做物质上的准备。阳明虽然一直都有归隐讲学的志向，但并未想着要去做物质上的准备。要不是早亡，徐爱肯定会成为总揽浙中王门之书院经营和会讲活动的“大管家”。而扮演这一角色的人，对阳明殁后的“保孤宁家”以及浙中王门的后续发展所起到的正面或负面的关键性作用［１４０］，则更使王门或王门以外的人对徐爱表现出了由衷的怀念之情。
说到折中王、湛，徐爱的确为王门后人起到了表率作用，主张调和王、湛的阳明弟子或甘泉门人，无非是在徐爱的基础上有所推进罢了。而关于徐爱与湛甘泉的关系，湛氏的《答徐曰仁工曹》一文则为我们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书曰：
且知旌饰（指徐爱）还都，已有师承之益，所叹此道孤危，彼此同然。……看来学者之病，全在三截两截，不成片段，静坐时自静坐，读书时又自读书，应酬时又自应酬，如人身血气不通，安得长进？原来只是敬上理会未透，故未有得力处。又或以内外为二而离之。吾人切要只于执事敬用功自独处，以至读书应酬，无非此意一以贯之，内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
吾儒开物成务之学，异于佛老者此也。［１４１］这段文字不仅表明对徐氏“有师承之益”的除了阳明还应有甘泉，而且还证明徐爱与甘泉在思想上有许多相通之处，甘泉所强调的“只是敬上理会”、“内外合一”等思想，与徐爱的主张颇为一致。这无疑是徐爱在倾心阳明的同时又倾心甘泉的重要原因。
三、初立门户
自徐爱于正德二年成为阳明最先及门的弟子后，入阳明之门者可谓与日俱增。然正德二年末至正德五年末的三年时间中，徐爱并不在阳明身边，“中间从游者甚众”，爱“自一二夙契与邂逅之外，莫之知也”，对同门之情况知之甚少。而当时阳明学在世人眼里仍是“大疑以怪”的“伪学”。面对这种险恶的学术环境，徐爱希望“有能挺然特出，真心信向，不为所挠”的“豪杰”出现，并试图通过为这些“豪杰”立传的方式，“相与共室堂，朝夕切磋”，从而使“斯道复大明”［１４２］。只是不知何故，徐爱当时并未马上动手，直到正德八年春，他侍阳明“自北来南，检简牍中，始观多皆未识者，乃重有感焉”，于是才坚定了编撰《同志考》的决心。据其序曰：
某叨先门下，责则奚辞？ 乃以义起此卷，奉留先生左右，俾将来者，皆得继书姓名于端。次纪字，便称谓也；次纪地，表厥自也；次纪年岁，以叙齿也；次纪及门时，志所始也。予前所纪数人无序者，追志者也。来者请读书，不必空次。间有知而为代书者，听，欲无遗也；欲番录者，听，示匪私也。然奚啻如斯而已？异日将有凭之指议之者，曰：某也诚，某也伪；某也成，某也坠；某也从，某也背；某也增光，某也重愧。呜呼！倘由是而益知所惧焉，则兹卷可独少耶？［１４３］这是徐爱为王门制订的入门规则，它在一定程度上为阳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徐爱之后，阳明的又一大弟子薛侃撰《续同志考》，在王门中同样具有很大影响。［１４４］遗憾的是，无论《同志考》还是《续同志考》，今俱已失传，这无疑是阳明学派研究的莫大损失。尤其是徐爱的《同志考》，原是后人了解早期阳明学派发展的重要史料，然如今，关于《同志考》我们只能从《阳明年谱》中略知一二：“按《同志考》，是年（正德七年，阳明在京师）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梁榖、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光及黄绾、应良、朱节、蔡宗衮、徐爱同受业。”［１４５］以上所列名单，可谓中期阳明学派的主要阵容，至于早期阳明学派，尤其是贬谪龙场前的阳明弟子及其事迹，则已所知甚少矣。［１４６］名单中与徐爱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黄岩人黄绾与山阴人蔡宗衮、朱节。据史料记载，王阳明、黄绾和湛甘泉三人是徐爱早年最为倾心的师友。在徐的眼里，阳明是师长，甘泉是师兄［１４７］，而黄绾为挚友。［１４８］徐爱殁后，湛甘泉尝撰文祭之，曰：
丙寅（正德元年）于京，我友阳明。君（指徐爱）少侍侧［１４９］，如玉之英。阳明远谪，君取科名。推阳明义，视我师兄。君继外补，阳明入部。长安卜邻，君时亦造。迁属南兵，阳明鸿胪。旦夕辨疑，将谓得所。阳明抚虔，君以满还。又闻在告，谓学静专。
由此可见，徐爱与王、湛二人早在正德元年就已相识，后通过“旦夕辨疑”，遂于次年夏正式拜阳明为师。［１５０］然黄绾的《祭文》则曰：
岁在庚午（正德五年），奔窃斗升，郁悒尘埃，幸遇阳明王子于皇城之阴。烧镫古寺，一语即契。既而明日复会湛子于王子之馆，遂定终身之约。视时京师俊英如林，若求有志真能知余三人之心而同者，鲜矣。惟子在祁，数书来慰，情爱绸缪。
既又逾岁，湛子使南，子来者绩。乃相与选幽择胜，交相设榻，昼谈夕憩，尽究二子所得之奥。如是者，凡数阅月而返，余亦遂东归。子则假金赠诗，以壮其行。将谓王子得请共邀湛子及同志数人，结庐山中，大明斯道，以俟天下后世之知。岂意余去江海，一卧七年，湛子忧居，王子系于军旅，志未及究，而子即逝而永诀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回避了徐爱早在正德元年就已与王、湛二人相交的实事，而按黄绾与王、湛二人的关系，当不会不知道这些细节；二是强调与徐爱曾“交相设榻，昼谈夕憩，尽究（王、湛）二子所得之奥。如是者，凡数阅月而返”，似在表白自己有引领徐爱悟道之功。依笔者之见，黄绾的真实用意是想与王、湛二人平起平坐，这也是他一直不愿与阳明以师徒相称的原因之一。［１５１］而且黄绾当时在学术上的地位也确实与王、湛不相上下，这从阳明撰于正德六年的《送章达德归东雁序》中似可看出一斑：“章达德将归东雁，石龙山人（即黄绾）为之请，于是甘泉子托以《考盘》，阳明子为之赋《衡门》……彼章子者，雁荡之产矣。”［１５２］王、湛能对地处黄岩的东雁荡及其出身者如此上心，表明当时三人的关系大体上是平起平坐的。钱德洪曾曰：“黄久庵宗贤见师于京师，友也；再闻师学于越，师也，非友也，遂退执弟子礼。”［１５３］又在《阳明年谱》中按曰：“宗贤至嘉靖壬午春复执贽称门人。”［１５４］这就是说，黄绾正式师从阳明的时间是在嘉靖元年。［１５５］然更熟知黄绾早年情况的徐爱在《同志考》中曾明言：黄绾在正德七年就已受业于阳明，并撰《送黄宗贤谢病归天台诗叙》云：“盖予在阳明先生门下，而宗贤亦时闻教论，于是有以知志之所存与学之所居，有不约而同者。乃相与欢然契合者几三月，而遂告别夫子。”证明黄绾不仅早就“时闻教论”于阳明，而且与徐爱亦早就“有不约而同者”，即共奉阳明之学。正因为他们两人在对待阳明学说的问题上有广泛共识，所以才会“相与欢然契合者几三月”。
那么，黄绾为什么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很早就受业于阳明的基本事实呢？还是那句话：他是想与王、湛二人平起平坐，以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去了自由来”［１５６］的独立思想家，用他的话说就是：
“予三人（指王、湛、黄）者，自职事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１５７］所谓“日必共之，各相砥砺”，含有平等对话、切磋互动之意。这种彼此为师，相互取益的为学之道，在阳明思想尚未定型的早期王门的形成过程中，应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得到了部分从学者的首肯，比如黄绾弟子林文相在《明道编序》中就说：“（缺文）风而愿学者，必曰夫子（指黄绾）与阳明、甘泉二先生。”［１５８］试图把黄绾与阳明、甘泉二位大师相提并论。那么，同在屋檐下讲学论道的两个人，为何徐爱会言必称阳明师，甚至声称：“但令得告疾早归林下，冀从事于先生之教，有所闻，夕死可矣！”［１５９］而黄绾却会如此羞羞答答呢？其中之原委，若撇开徐爱与阳明之间的个人情感，笔者以为，当从徐、黄二人对待阳明学的态度中去细加考量。简言之，黄绾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欲加修补的立场，甚有自立门户的诉求，而徐爱则虽曾“大疑且骇”，但“已而大悟”，于是便抱定维护同门之核心，虚心求教，团结同志的门户原则，故人称“其为人如和风煦日”（钱德洪语），其自谓“师友相将齐出处，卜栖兼得重宗盟”［１６０］等，应皆非虚言。因此，徐爱一生曾博得阳明的高度评价，而黄绾则一直得不到阳明的真正信赖［１６１］，而这正好反映出阳明学派早期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徐爱可以原谅湛若水的自立门户，但很难理解黄绾的动摇不定。正因为此，徐爱与同门黄绾之间的书札往来反不如与另立门户的湛若水多。在黄绾的《石龙集》里，居然找不到与徐爱的任何书札。尽管他称徐爱是“为时伟人”［１６２］，但对其一味迎合阳明的立场似乎并不赞成。反之，湛若水不仅有《答徐曰仁工曹》、《答徐曰仁》［１６３］书，而且有《赠徐曰仁序》［１６４］。因为在甘泉眼里，徐爱只是好友与终未及门的求学者，而被徐爱视为“识量之弘毅，出处之正大，邈然非予所及”［１６５］的黄绾，则把“凡有承传，惟曰仁脱颖”（朱节语）的徐爱视为同门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似有与徐爱一争高下的念头。［１６６］而从徐爱一方来说，在学问上倾心并求教于王、湛二人，而把黄绾仅当作志同道合者，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因为无论怎么高估，黄绾都不可能在学问上与王、湛二人相提并论。
与徐爱一起举于乡的蔡宗兖和朱节，是其最为亲密的同志，更是早期阳明学派的中坚。据徐爱说：“自尊师阳明先生闻道后几年，某于丁卯（正德二年）春［１６７］，始得以家君命执弟子礼焉。于时门下亦莫有予先者也。继而是秋，山阴蔡希颜、朱守中来学，乡之兴起者始多，而先生且赴谪所矣。”［１６８］然黄宗羲却说：“盖三先生皆以丁卯来学，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横山为弟子之首，遂以两先生次之。”［１６９］梨洲一方面把徐、蔡、朱三人一同视为“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而另一方面却又以“横山为弟子之首，遂以两先生次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据阳明撰于正德二年［１７０］的《别三子序》云：“自予始知学……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渊、朱守忠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１７１］说明在三子之前，就已有二三子及门，不过阳明并未视他们为最先及门者，而是事实上把“得之之难”，“冥然而契，不言而得”［１７２］的得力助手徐、蔡、朱三人当作自己的最早弟子。［１７３］从这一意义上说，后人以徐爱等三人为“最先及门者”，诚不为过。至于为何要以“横山为弟子之首”，黄宗羲未予明说。按阳明的说法，三子乃同时入门，故并无先后之分。之所以后来会以徐爱“为弟子之首”，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徐爱与阳明家族的特殊关系；二是考虑到徐爱的“气质渊懿”、“才学过人”，诚如蔡宗兖所言：
始与公为同年之交，遂有同事之义；既而为同门之游，复有同心之契。公视我也如兄，我视公也如弟。公年虽少于我，而我之气质实无以及公之渊懿；我年虽长于公，而公之才略实有以超我而独异。（蔡宗兖《祭文》）三是相信了徐爱自己所说的“于时门下亦莫有予先者也”。不过，从与徐爱一起及门的蔡、朱二人所撰之祭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在王门内部以徐爱为最早的及门弟子，乃是包括蔡、朱在内的所有同志所普遍认可的。朱节虽坦言自己与徐爱“同师事乎阳明”，但他并不是想与徐爱平起平坐，而是要强调：“凡有承传，惟曰仁脱颖。肆师友之心，咸期为斯（按：原文有缺字）。”（朱节《祭文》）而“德行谦厚和平”［１７４］的蔡宗兖，则更是主动让贤，抬高徐爱。曾与徐爱一起在金陵讲过学的黄宗明和马明衡，亦在《祭文》中说：“吾辈相与讲学于金陵，而志之必同，言之必合，盖竞数人而已。若吾横山，则又朋友中之甚难得者也。”尽管蔡、朱等人在评论徐爱时，会不免有自谦的成分而过高评价已逝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徐爱在王门中的确称得上是既笃实又颖悟、既有独立见解又能团结同志的德才兼备的先辈学长。［１７５］因此，徐爱自认是王门最先及门的弟子，实非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