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刻度。教科书上讲，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加深，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深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来说，甲午战争不啻是晴天霹雳。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告诉中国人，狼真的来了，中国真的要亡了。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无论从综合国力的对比，还是从两国军队的实力来看，中国注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双方一交兵，中国却一败再败，从平壤失守到旅顺沦陷，从黄海海战到刘公岛丧师，中国军队连一场足以挽回面子的小仗也没有赢过。外国人评论说，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居然手上一点可资讨价还价的资本都没有，幸亏日本浪人向他开了一枪，总算有了点说话的本钱。
从前，中国人也接二连三地失败，被洋鬼子打得很痛，但那是来自从来不摸底细，开始连方位都搞不清的西洋人，虽说输了，但似乎还不算冤。但是这一次，我们却输给了一个一向为我们所看不起的岛夷倭寇，一个从来都为我们所熟悉，并总是向我们学习的近邻小国，而且输得很惨，惨到了连“大清”龙兴之地都要割让的地步。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甲午惨败使得西方人更加看不起中国人，刺激了他们想要瓜分中国的贪欲。
中国人这次丢了面子，而且丢得很狼狈。
中国人在感到羞愧的同时更加被一种巨大的恐慌所笼罩。恐慌不仅弥漫了整个士林，而且渐渐感染到了一般老百姓。到19世纪最后两年，这种恐慌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相伴而生的是对一切外国人的仇恨。
相当多的中国人没有被恐慌罩住，痛定思痛，他们开始思索为什么。答案似乎简单得令人置疑：学习西方或者否。学则强，不学少学则弱。
长期曲高和寡的先觉者陡然之间吃香走红，长期稀有问津的西学译著猛然变得洛阳纸贵，人们睁大眼睛，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成西学通。在急于见功的人们中，学习日本迅速成为时尚，一是想知道日本何以会变得强大（学习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二是想通过日本的中介学习西方（学西语之难，令大家不耐）。西学之渐同时，又有了东学（日本）之渐。挨打的人马上俯过身来向打人者求教，气固然未必咽得下，卧薪尝胆的志气还是有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理性地看待现实，一些士人在激愤之余竟还是抱着把鬼子赶出去的幻想，以“礼失求诸野”之心，转而向文化下层寻求助力，指望下层民众和他们的神道与巫术可以遏止亡国的进程。
各种的求新，各种的守旧，各种的爱国，各种的绝望，各种的苟且，各种的抗争，五光十色，在亡国危机的激发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世纪末中国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图卷。
一、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甲午战败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之大，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仍能感觉得到。身临其境的中国士人，一时竟有“世运大变”，“河山易色”之慨。类似秋瑾女士的“铜驼之叹”，那时是士大夫很平常的感喟。《马关条约》创下了中国近代以来战败蒙耻的最高纪录：赔款最多，2万万两，割地最广（此前中俄之间的割地多为荒无人烟之地，故影响不大，此处系指影响及震动而言的）。中国人从前对日本的轻蔑与今日战败的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极大地刺激了从皇帝太后到贩夫走卒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
一、最初的反应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初，中国人盲目乐观的很多，仗还没怎么打，已经传出了一连串“倭人大败”的“捷报”，或是“击杀倭寇2000”或是“击沉倭舰无算”。在此之前，中法战争有冯子材谅山之捷，又有左宗棠收复新疆，扑灭有俄国背景的阿柏古叛乱的胜利，中国士人对自家的自信又有所回升。在战前，中国士人普遍对日本实力估计偏低，两位“日本通”张佩纶和邓承修把日本说得是“外无战将，内无谋臣”，“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而且“船舰半皆朽败。”简直一无是处，不堪一击。对一向不起眼的日本的挑衅，在很多人眼里这无疑是不自量力的狂愚。曾在日本当过领事的郑孝胥当时有一段议论很有代表性：
论时事者，多咎中国于越南、缅甸、流求皆拱手以奉敌，是以致今日朝鲜之衅。余语之日，此非中国之失计也。方同治初，赭寇甫平，捻匪未定，当是时，中国若大病之后，仅而能起，而遂竭天下之力从事于天山南北，八年而后克收。自常人观之，盖可谓不急之务矣。迄今二十余岁，海内粗息。而于越南、缅甸、流求诸役，皆包羞忍耻，甘万国之讥笑而不轻发，以视新疆之役，独何劣耶？然则庙堂之谋，其豫见俄罗斯之必为吾害，斯其养力蓄虑以待北境之发难，昭昭然矣。故朝鲜之衅，夫人知其将启，而自日本启之，则日本之狂愚不可救也。”
可惜，日本于此时狂则狂矣，愚却未必。舰船吨位占世界第三位的中国海军和前一段表现似乎还差强人意的中国湘淮军，居然是这样的不中用，以致中国士人大跌眼镜。
当战败的消息被证实之后，恰好齐集北京会试的举子原来的盲目乐观顿时化为一腔怨愤。较为清醒和有见识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抓住机会，导演激愤的举子们上演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先是由梁启超带头广东举人的连名上书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各省举子上书，害得都察院接应不暇，慌乱不堪。而后又趁热打铁，奔走联络，竟集18省举人于明代著名忠臣杨继盛故居松筠庵，大开其会。康有为怀一腔悲愤，秉烛达旦，起草了一份呼吁全面改革的上皇帝万言书。群情激愤的各省举子多数人可能连上书看都没看就在上面签了名。这次“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实为清朝前所未有之举，再往上推，也就是东汉太学生干过类似的事。如果没有朝野上下激愤欲狂的情绪，这种局面无疑是不会出现的。在康有为他们上书的同时，各地官吏也纷纷上书，反对议和，坚持抗战。刘坤一、张之洞也连发电奏，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甚至声称如果因迁都再战误了大局，请杀他的头“以谢天下”。当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郑孝胥甚至给张出主意，让他花钱收买刺客刺杀主持和议之人，张居然“极首肯”（当然没动手）。甲午战时，李鸿章曾受褫夺黄马褂的处分，“其时京内文昌馆演水斗（《水漫金山》，笔者注），苏丑杨鸣玉去（饰）水族龟形丞相，传令：‘娘娘法旨：虾将鱼兵，往攻金山寺！’适有鳖形大将穿黄褂，杨临机讽刺，令其奋勇当先，喝曰：‘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于是堂坐听众皆大声叫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绪。
没有参与战事的士人们如此激愤不平，而主持和议的李鸿章乃至统治中国的西太后心情也不会很好受。过去我们总喜欢将晚清一次次对外战争中的朝野上下分成主战主和的两派，就像民间戏曲小说里的忠奸斗争一样，实际情况显然不会这样简单。至少，李鸿章虽说签了《马关条约》，但他的心情肯定不好受，不然不会而后出使俄国，途经马关而坚决不肯上岸。硒太后后来与刘坤一讲，（在甲午时）“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战事糜烂之际，直隶总督王文韶奉召进宫，据他的观察，光绪帝是“词气尚能镇定”，而西太后则“忧愤形于辞色，”如果把这种臣子委婉用语翻译一下，与“母子对哭”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后来论史者，有些人出于同情光绪，把西太后说得像陈叔宝、阿斗一样“全无心肝”，显然，这并非事实，也不合情理。西太后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纵使人品再坏，也不太可能对亡国的危机毫无感觉。
与最高统治者这种新亭之泣相对应，社会上低迷凄凉的悲愤与失败情绪开始弥漫。岭南诗人黄节，悲愤地写下“草木犹春荣，世运何大异！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的诗句。后来武昌起义的名人蔡济民的父亲蔡香圃，当时在乡间做私塾的教书先生，马关签约之后，也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的泣血之句。王文韶1895年4月16日日记仅寥寥数语：“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后此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半日之后，又记数语：“日本约款已于昨日如期互换，‘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斯之谓欤！”忧虑、无望、抑郁之情，溢于言表。郑孝胥闻马关和约已被批准“乃投笔而起曰：‘吾今为虏矣！’”士人出身下海唱戏的汪笑侬，干脆用他的演唱把一腔悲愤倾泄，他当时到大连演戏，触景生情，“其演哭祖庙也‘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之语，大连全市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无论是长歌当哭，还是以诗泄愤，大家（尤其是士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之神已经在叩门了。士人苟且偷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头。
二、痛定思痛
最初的痛楚过去之后，虽然很多人还没能从奸臣误国这一古老怪圈中走出来，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中国从败给西人到败给东人，其根本原因绝非个别将帅的作战不力，或者是朝奸臣卖国所致。近代史上士人最大、也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来到了。虽然很多并没有真的转过来，但至少大多数人都感到中国非有点变化不可了。
唯一的一位活到解放后的戊戌老人（指参加变法而言）张元济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多年前（时为解放初，笔者注），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这些京官不在陶然亭诗酒酬唱，而是议朝政，谈改革，当然他们一时半会还议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这七嘴八舌本身也营造了一种求变的气氛。
其他的人似乎更热衷于探求究竟，他们把热情和精力投身到钻研西学上去。年少通经史，文极古藻，以“怪八股”著称的翰林蔡元培，甲午后“开始涉猎译自外国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致力西学。后来以小说暴得大名的曾朴，年少科第，曾深得翁同龢的赏识。然而《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使他“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为匡时救世的要图。”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那时年纪还小，不过也算是读书人了。他童年的好朋友张宗祥回忆道：“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指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笔者注）。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资了。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政等书。我们听见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二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书。……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
在这种对西学的渴求之中，原来鲜有问津的广学会的译著大行市利，李提摩太自然十分高兴：“本会刊书之始，未能显著效验。洎乎近岁（甲午年--笔者注），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据广学会统计，他们1893年才售出价值800余元的书，而1895年一下子翻升至2000余元，1896年再翻一翻有余，达到5000余元。1897年为12000余元，到戊戌变法的当口，则为18000余元。而且，广学会的书在这一阶段还被大量的盗版翻刻，仅四川一省；“翻板至十有九种”。显然，买书的并非对传教士感兴趣，他们让传教士发财，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译成汉语的西书。
值得注意的一个苗头是，洋务系统的某些人开始关注西洋人文和历史，不再把目光只局限在声光化电或者至多看点万国公法。招商局的上层职员一下子就买了一百多部由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在令人难忘的1895年，张之洞主动捐银1000元，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译出后，又资助3000元助其印刷。可见他想要看到这类书的急切心境。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贯中西的通人也开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严复以漂亮的桐城笔法，着手翻译《天演论》和《法意》等西学名著。中国人终于能看到了出自自己人之手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经典。
另一种痛定思痛的结果，是有些士人开始弃仕从商，由为国家求富的着眼点，投身近代工业。最著名的是两个状元办厂。一为南通的张謇，一为苏州的陆润庠。张謇很明确地把他的此举与甲午刺激联系起来：“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即甲午战争--笔者注）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志不丧。自计已决，义无反顾。”
二、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东学之渐”的说法来自于孙宝埴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十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午以后。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顽强的实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小说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这种“为什么”在当时大多数士人心中都有。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种种事象逐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结论自然是：以敌为师。
不过，从极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刚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况下，低下头去拜胜利者也是无理蛮横的侵略者为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个时候也恰是日本人极其狂妄的时候。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说：“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yo)。”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国际上的道义是不被人看重的。这种对中国人的轻视，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向日本学习，所受的屈辱将是加倍的。
这时中国士人之所以要学习日本，首先是由于日本是一个颇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样。日本的战胜说明了它的强大，而它的强大则说明了它学习西方战略的成功。在那个时代，尽管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不多，理所当然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历史文化背景相近，日本能成功，中国“循迹而作”，自然也会成功。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某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不过，在学习之初，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随着学习的深入，才会逐步意识到两国的差异。
所以，在学习日本的热潮中，日本的经验最为中国人所看重，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变政”的经过和内容。所以这段时间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国志》和《明治维新史》这样的东西。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康有为的话，在他看来，中国要想由弱变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日本就像中国维新的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篡改地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日本变政考》，逐条、逐事地向光绪介绍“日本经验”。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和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学习西方，更实用地掌握西方。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径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阅读日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当时黄遵宪、孙宝碹还有孙治让等人都变成了“东文通”，孙治让还打算办一个“东文馆”并托人“延一华友精通东文者为教习。”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却让他长女康同薇学。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据统计，在1850-1889年间，从日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15.1%，而1902-1904则达到占60.2%。而在中间间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1%的比例高。这段时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千仞的《米利坚志》等等。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东学”，是缘于他1879-1880年间他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官隐居于香港。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于是“吾（指康有为--笔者注）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在那个时代，康有为的确是名符其实的早慧者，有这种“先见之明”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潮，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涌浪，由于费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学从一开始就有迅速上升之趋势，这一趋势虽然被政变和随后到来的庚子之变打断，但未几就达到高潮，1905-1906年间，留日学生攀升至万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引进外加游学的东学之渐中，大量的由日本转口的西学名词进入中国。湖南名绅也是劣绅叶德辉曾抱怨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波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不错，令老学究们头痛不已的新学的名词概念，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日本的转口。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阶级、主义、政党等等，有的名词引入还经过一番曲折，比如“经济”一词用来对应Economy，在时务报1896年第十四册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中已引进，但接下来却又极力回避，因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表示的是“经国济世”，为怕引起误会，时务报一段时间内尽可能用资生、生计、平准、理财等词来代替，可惜都流行不起来，最终还是回到“经济”一词来，以它来对应Economy。
由于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近代文明与古代又有相当的不同，因此寻找汉语与西学名词的对应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在译约翰，密尔的《On the Liberty》时，就曾苦于难觅与Liberty的对应汉语词汇。因为仅语语言体系在引入新词时，多在以往的词素中重新组合搭配，日本既然先一步做完了这种选择搭配，自然也就省了中国人的功夫。应该说，这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大启蒙中，“东学”对中国新学的很大的贡献。
不能否认，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东学之渐”，有着很明显的应急速成的强烈功利主义特色。学习日本，背后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卧薪尝胆，尽快掌握日本经验，事半功倍地富强起来，也好报仇雪耻。在当时，最流行也最令人听得舒服的西方历史故事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地赔款，然而法国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经历。康有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西洋各国至富强花了三百年，日本学西方致富强用了三十年，而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又据台湾学者统计，“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几及万人，单人数目上面看，的确值得夸耀，但是这近万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60%，习普通者居30%，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5-6%，入高等专门者居3-4%，人大学者仅1%。”实际上，这种“学速成”的现象从东学之渐的开初就出现了。本身学日本就意味着想求“速成”，而进了日本又去读“速成科”，结果成了速成的速成。东学之渐这种“速成”特色，为中国日后的变革速成出了一大批“人才”，也为日后隐伏了无穷的麻烦，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学习日本的结果，离康有为“十年成霸图”的设想，相去甚远。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先进士人们是怎样钻研东学的，也许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孙宝瑶是名宦之子，也是位勤于记日记的新人物，一生最嗜读书，东学之渐，他也是倡导者之一。在他的日记中，无数次地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有相当篇幅涉及“东学”。其中有几次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心得与讨论的，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讨论的：
诣燕生庐，论日本变法事。燕生云：日本史载其创议变法之人，多出于贵族，其诸侯伯往往自愿献出土地归于皇家。夫变法之事，利于卑贱而有损于尊贵，乃皆不以是介意，是不可及也。且日本士气尤坚猛，凡侯伯诸国之臣民，无不各尊其君，亲其上，人心固结久矣。故一旦变法，遂能雄视亚东，而卒不解其人心何以能然，岂地运耶？余曰：是仍封建之利也。地小而君与民各相亲，所谓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上下之情易以通矣。且日本自开辟一姓相传，森井所谓君臣分定而不可移。非若中国更兴迭灭，篡弑相仍，使人心屡涣散而不可结也。
此后，孙宝埴还记载他们与日本人笔谈日本变法和社会情况，还得意地记载了别人对他的意见的赞同。审视这种读书、交流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的维新史的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史实很了解，所以讨论起来还是相当深入的，虽然还是将日本的庄园制和幕府大名体制视同中国西周的“封建”，结论也是错的，把所谓“君臣之分？的“不可移”看得过重。但也确实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应该说，其看法有相当见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就能注意到自己的国情，从而更好地借鉴日本的经验。
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说：“东洋思想之输入，使中国之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此虽间接灌输西洋文化，然实为日本式之西洋化。”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与日本及“日本式西洋化”难解难分的关系。
三、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戊戌维新期间，严复在给光绪的上书中说：“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甚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此话多少有点为动“圣听”的渲染和夸张，但确实也道出了甲午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某种政治情景。说“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言变的声音要大大多于说不变的语论。无论立场的进步与落后，开明与保守，有甲午惨败的事实在眼前，不管怎样，谁也说不出口现状不错的自我安慰。只要有心干政，就总会觉得中国是需改变点什么了。那些冬烘、顽愚的人们虽不乐意改变现状，但迫于亡国的压力，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求变呼声面前，也不便于直接了当地出面唱反调，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求变呼声才是社会舆论（至少是士人舆论）的主基调。
皇帝的变化是最显眼的，在损师丧地，国运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面纱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虑无助的心灵。熟读书史的年青皇帝，眼睁睁看着前代一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级“女强人”阴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间，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无所作为的基因开始起作用，“乖孩子”有点不听话了，他要自己做点事情，以改变清朝，改变中国，也改变他自己。在光绪几次向西太后传递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信息后，也在看冯桂芬《校芬庐抗议》的西太后终于答应放权。得到口头授权的光绪帝一面如饥似渴地缠着懂西学的大臣问东问西，拼命地要求总理衙门将他所知道的可怜的西学、“东学”的书籍送进宫来。一面向臣下放出锐意变法的空气。“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辱。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屡受召见，张向有“晓然欧美富强之机”的名声，“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时任总理衙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
在《马关条约》换约当天，光绪首先在张之洞要求再战的奏折上发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号，他沉痛地批道：“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接着，又部分地采纳胡烯菜、康有为等人的意见，发布实行修铁路、铸钞币、开矿产、立学堂等十四项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省“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之内，分晰复奏。”
光绪的变化显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来，几代君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虽然没有一位自甘沉沦，但也没有一位能像光绪那样悉力钻究西学，讲求新法，光绪皇帝堪称是满清历代帝王中最懂西学的，而且还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近代原则并按此原则生活的皇帝。张元济的回忆曾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甲午战争，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一次当翁同龢与光绪谈及外国人人觐礼仪时，光绪认为可以不按中国传统，其车马可允其入禁门。结果翁倒是有点躇踌，说是“不侍请而先予，恐非礼也。”梁启超、谭嗣同，还包括康有为都不是皇权主义者，谭嗣同甚至对皇权十分反感。但都被光绪的人格，严格说来是被光绪由旧转新的转变所感动，结果成为光绪坚定的拥戴者。
再看看满朝文武和地方督抚。这段时间，大臣们上书表达对时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有像张之洞、胡燏棻、陈炽这样直接要求变法自强的，虽然内容上只是洋务运动的扩展。还有些只表示要某几个方面革新更张的，像荣禄之于兵备和武学考试，严修要求开经济特科，信恪请开矿务等等。连公认的顽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兴利裁费”。对光绪那十四项新政的上谕，各省督抚的复奏虽然根据各省情况没有人同意全部铺开，但执根本反对意见人却也一个没有。其他的京官，像张元济、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议政于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叹惜者亦有之。当康有为也变成京官之后，空气更为高涨，罗振玉回忆说：自康有为人都之后，“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再看在野士绅。湖南的名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几乎是人人公认的顽固派，但此时对于在湖南兴办洋务，都是支持的，对于兴办轮船公司，还投股参加。王先谦称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报”，特意购之发给岳麓书院诸生看。湖南办时务学堂并聘梁启超当总教司，长沙士绅大多举手赞成，王先谦尤其热情，“亦称美焉”。梁启超初至之时，学堂公宴，王先谦“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并请各绅以陪之。”浙江著名学者孙治让以公车上书“浙人无与者，窃以为吾乡之大辱。”并愿与“中土志士力持保种保教之念，即无所建树，亦冀以精神愿力鼓动以脱浪，以力挽气运”。关中大儒刘光贳，“以讲学之儒而治洋务”改图求新，孜孜不倦。而像前面提到的张宗祥、蒋方震这样的千方百计求新知的下层士人，一时间不知凡几，变化比较快，态度也比较积极的大多为年轻人。
总而言之，在甲午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好像一阵惊雷闪过，不知所措的鸣蝉一齐失了声，顽固派的声音顿时稀少了。不是没有顽固派存在，也不是这些人不想发表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或者怎么说才好。正式的变法还没有开始，是不是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得等等看看。更何况从掌权实权的“铁娘子”西王母（维新派这样称呼慈禧），到名震一时的地方大员都表示过中国需要改变，那么，即使心里再茫然失措，再不情愿和看不惯，也只好迫于情势而知趣地三缄其口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执保守态度的士大夫虽然还相当多，但他们中的顽固派再也不能像当年倭仁辈一样，理直气壮地提出一大套反对变革的意见。他们的既缺乏理论，更缺乏自信。他们的领军人物或者像刚毅那样，信口胡柴，说出的话除他自己谁也不信，或者像徐桐那样取阿Q主义，避讳不见，避讳不谈。所以，他们也确实说不出什么来，反对革新，只好从权术与阴谋上措手。
梁启超曾对当时全国的保守派官僚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些人可以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国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复，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之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此又一种也。”这种分析除了有点刻薄和夸张外，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已少有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全由利益走向而定（儒家理想主义精神，已转由倡新学者来继承），所以，顽固派虽多，但底气非常不足，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所做所为无非是在牟一己之私。如果不是因特殊的政治情势而导致了西太后倒向顽固派，反对新政的人实际上连个像样的领军人物也推不出来。
四、大梦之后的士林多数：无歧困羊
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梦醒的不仅是那些开明的士绅和那些头脑灵活，很快就能转向的士人，连那些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也同样是如梦方醒。当年在甲午之前组织和参与打教闹教的士绅们虽然困惑和焦虑，但是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们的天朝最终会灭亡，他们赖以自傲的文化会被连根挖掉。因为“天朝”的马车虽然摇摇晃晃，但还在按步就班地走，士人的生活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也还能按着老步调走。科举还有魅力，子曰诗云也还有人要听。在他们眼里，洋人无非是“要码头”，“要通商”，一时半会不致于伤筋动骨，虽然传教像鸦片那样讨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耐。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他们苟且的梦幻，瓜分中国的话题在西洋和东洋人的话题中流行，而中国人画的瓜分图也在中国人中流行。而且仿佛突然从天而降的严酷情势，一下子把他们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说实在的，对多数昨天还在草拟打教揭帖的士人来说，让他们马上转过来从西学中讨生活，不啻是天方夜谭。在中国已经出现西学热和“东学之渐”的情形下，大多数读书人却因“习业已久，一旦置新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适从之势。”
地处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在1895年进京会式时，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和风潮的感染，因此托人买了些经世书籍来读，并对西学开始感兴趣。可是他所在的地区却因“废学校、裁科考之谣”，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显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像梁启超那样“一旦故垒尽失”却能革故从新，毅然沉下心来重头开始。
应该说，这些“人心摇动，率皆惶惶”的士人，因甲午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情绪并不比那些一心要变法的先进分子来得差。对于他们来说，既有战争与割地赔款带来的强烈刺激，又有在一连串反洋教斗争中直接的“委屈”与不平，甚至还有家产与家人的损失。在求新无力，守旧无因的困境中，民族主义的愤激情绪更易于导致他们怀恋旧日的“平静”。困境愈困，压力愈大，他们就更加怀旧。
不知不觉地，随着打教高潮的再次到来，在中下层士人和下层民众中，排外空气开始弥漫，在他们看来，一切祸患之由皆由洋人（包括东洋人）而起，洋人公使在京城骑着朝廷脖子上拉屎，而洋兵则是后盾，洋货与铁路轮船吞噬着中国人的财富，而最可恶的洋教则无异潜伏各地的内线。中国要想得救，他们自己要想得救，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洋人、洋教并洋物彻底驱逐出中国。
无疑，中下层士人的这种情绪，是与维新派士人当时的行为意向相反的。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传教士视为“良师益友”，与李提摩太等人“相见恨晚”时，一些中下层士人再次掀起了全国性的打教高潮，以湖南士绅周汉为代表，一大批新的，语言更为刻毒的反教揭帖被炮制出来，并被迅速地传遍大江南北。双方很快在传教士问题上产生了冲突，维新派将反教的士绅与民众之举视为愚昧，有害无益。谭嗣同认为打教与闹教徒招外人压迫，所谓“从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闹教起事，俄人首兴问罪之师，英、法、德、奥又从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复振。”在他看来，乡绅与农民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实在得不偿失。皮锡瑞甚至说反洋教属于“杀彼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若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显然，这种批评是令周汉和他的同志们受不了的。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双方，尤其是落后的中下层士绅这一方的敌意从无到有，而且愈见其深。1898年初，正当维新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以反教著名的周汉再次跳出来，以“大清臣子、周公孔子徒”的名义散发揭帖，非议新政。由于他反教的“前衍”和现下的举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其逮捕（实际上是很客气的软禁），这一下犹如捅了马蜂窝，周汉家乡宁乡县千余参加县试的童生大闹县学，以示声援。到变法失败之前，康梁诸人已经在民间，尤其是在下层士人中有了类似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的以后的李鸿章）这样的名声，被人视为卖国贼和二毛子。
按道理讲，落后中下层士人对维新的敌意与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变革并不是一回事。这些人的动机，半出于对急速变化时势的无奈，半出于民族情绪的冲动。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形下，他们对维新派的敌意却难解难分地与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搅在了一起，成为反对变法者广大的“群众基础”。说来也许会令我们某些好心人气闷，进步的往往缺乏“人缘”，而落后乃至反动的却不乏群众支持。历史总是喜欢与我们的历史观开玩笑。
其实，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大多数士人也是站在反对变革的倭仁辈一边的。不过那时他们起哄挖苦，嬉笑怒骂的背后还有几分底气和自信，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份自信，因此，他们要为他们的态度寻找精神和支撑。儒家经典看来是不中用了，他们喋喋的说教，坚信不移的纲常伦理，在洋人那里都等于零。眼光和见识的局限又使他们不能越过国界，结果有人就骂乱投医，把目光投向也属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下层文化，幻想民间的神魔鬼道，巫婆神汉乃至武术气功能顶事。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中，以关羽、张飞、玉皇大帝和孙悟空名义发的告示、“神训”多了起来。义和团运动时“天兵天将”大下界的趋势已开始露出端倪，这些神仙下凡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中国人打教灭洋，回运挽劫。四川出身帮会的余栋臣，因武装打教，获得了相当多士人的称道，而且名声愈来愈大。一时间，一向为清政府的严禁的，也为士人所不齿的帮会、民间教门、乡间巫师都变得面目可亲起来。甚至在光绪下诏要求士民上书之时，也有人在大谈奇门遁甲之功用，还有人自称“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练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
可能是受了中下层士人这种动向的启发，顽固派大臣们也开始注意到下层社会及其文化。以往被深恶痛绝的秘密结社与宗教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月，江苏徐州道阮祖棠在查探了山东苏北一带的大刀会活动情况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居然说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杀贼亦无冤抑，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山东巡抚张汝梅也说，“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此上说的拳民非指义和团，而是指习梅花拳、大小红拳的民间教门和习武人--笔者注），互有师承，以久捍卫乡间，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到了后来，刚毅、赵舒翘、徐桐等辈，听说义和团有法术能闭枪炮，简直如获至宝，推许无所不用其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士人思想的一种变化，不过是在一己文化体系内的变化。显然，这变化是没有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