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8年，李雄堂弟李寿（李特之弟李骧之子）刀口舔血夺权成功，自立为帝。因他夺权后将国号由“成”改为“汉”，年号为“汉兴”，并废除五铢而铸行“汉兴”小钱，故他也应算一个成都的开国君王。史家把他和李雄的大成国常统称为“成汉政权”。
李寿虽只过了六年皇帝瘾，知者甚少，但“汉兴”铜钱是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我听送仙桥古玩市场的“老鬼”藏家说：“汉兴”铜钱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收藏珍品，能卖大价钱。
李特兄弟子孙三代建立的成汉政权共存在四十四年之久，是当时“五胡
十六国”中最早建国的，也是自秦代以来第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氐族）割据政权。
李寿过了六年皇帝瘾，死后太子李势继位，国内混乱。347年，东晋西征将军桓温举兵灭蜀。他见成都城池牢固，很容易滋生土皇帝，想釜底抽薪，一把火烧掉成都城。
但桓温前脚刚班师回朝，原成汉宰相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及邓定、隗文等人纠集散兵游勇就攻入成都，自立为蜀帝，年号为龙风。范贲捏造妖言，煽动蜀境，蜀人多半趋附……龙风皇帝在宝座上屁股都还没坐热，不到一年，就被东晋派兵消灭，擒斩范贲等人。
范贲虽是短命皇帝，但《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记载他曾“称帝”，故也该认为是成都的一个开国君王。
过了五十多年，谯纵又跳到台上过了把帝王瘾。404年，益州刺史毛璩（今南部县人）率众三万奉命出川东伐叛军，命参军谯纵出涪水与主力会师巴郡。哪晓得谯纵突然倒戈兵变，于405年引兵攻成都，把毛璩一家都杀了，自称“成都王”。后来他巴结北方势力强大的后秦，被正儿八经地封为蜀王，在成都当了八年土皇帝。413年，刘裕遣元帅朱龄石挥师破成都，谯纵吓得屁滚尿流、走投无路，找了棵道边树上吊而亡……
一晃到了南北朝时期。梁国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很有文韬武略，治理蜀地十七年了，又想做皇帝梦。551年，宫中殿柱环绕树节的地方开了花。树子没干透就砍来修房，生叶开花本也不稀奇，但萧纪又痴癫起来，他散布谣言：“宫中殿柱开花，是老天爷让我登基的祥瑞哟！”于是就急不可耐在成都当皇帝了，改年号为天正，还把大儿子萧圆照立为皇太子……本想江山万年，岂料转眼就被也刚在江陵称帝的萧绎攻灭了。
$“前蜀”“后蜀”粉墨登场……
三百六十年后，成都人很熟悉的另一个皇帝又登台了，他就是五代时前蜀国开国君主王建。王建字光图，河南许州舞阳人，排行老八。他年轻时杀牛、偷驴、贩私盐，乱吃野钱，所以家乡人称他为“贼王八”。他名声极坏，却长得牛高马大、相貌出众，就去从军。黄巢攻占长安后，唐僖宗逃到四川。山中栈道被火烧，浓烟滚滚，王建身先士卒开路。休息时，正背时倒霉的唐僖宗枕着王建的腿就睡着了，醒来见王建为保护他不敢休息，不禁流泪，忙脱下御衣赐给王建……长安收复后，王建被任命为禁军将领。他天天同皇帝老倌打交道，觉得当“天子”醉生梦死、女人成群，心想哪天轮到老子过把瘾就巴适惨了！
王建慢慢混成壁州（治今四川省通江县）刺史。唐大顺二年（891），川中大乱，王建攻取成都，已拥有东、西川四十余州。903年，唐朝封他为蜀王。907年，奄奄一息的大唐朝灭亡了，朱温篡唐称帝。
王建见过把瘾的机会果然来了，立马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903～918年在位）。王建称帝之后做了一些好事，他下诏劝农桑，百姓也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他当皇帝后也肯接受意见，一次有个和尚挖出一只眼珠子献给他。把王建感动得下令：要供一万名僧人饭食来相报！翰林学士张格说：小人无故自残邀宠，这样重赏，要导致不正之风泛滥啊……王建当即就收回了成命。
王建七十二岁死后，庙号高祖。其子王衍继位，只晓得声色犬马，大修宫殿亭阁，绵绵十里，又引水绕宫城为御河，皆可行舟作乐……王衍喜欢艳歌、艳舞，天天和彩娥宫女打得火热，还乱写麻肉的爱情诗，说啥子“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后唐李严出使前蜀，回去就向后唐皇帝建议：这小子如此不正经，打他！
后唐庄宗在同光三年（925）命郭崇韬率兵攻蜀，只用了七十五天就兵临城下。王衍想学前代阿斗刘禅，也装个傻帽保小命，就背起棺材去迎降，不料此招不灵，仍被砍了脑壳！前蜀共传两代，历时二十三年……
紧接着后蜀国开国君主孟知祥粉墨登场。孟知祥字保胤，河北邢州龙冈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在郡里承袭做军官，伯父孟方立和叔父孟迁都做到节度使。沾家庭背景的光，孟知祥年轻时就被李克用任命为左教练使，还把一个侄女嫁给他。
李存勖继承晋王后，让孟知祥担任身边要职“中门使”。孟知祥很精灵，晓得以前几个中门使都因不合主子意而丢命，于是千方百计推掉这个看似光荣的烫手山芋，而另举荐郭崇韬。
郭崇韬就是上文中灭王衍的人。李存勖即位建后唐之后，令郭崇韬领兵灭蜀。出发前，郭为报答孟知祥举荐之恩，就向李存勖说：灭蜀后，孟知祥去治蜀地最宜……蜀地已克，李存勖担心郭崇韬又学三国时讨伐刘禅的钟会，也做皇帝梦，犹豫着是否要杀郭崇韬。他摆宴送孟知祥去成都当西川节度使时，孟知祥劝道：“崇韬是国家功臣，不会有二心的！”
谁知孟知祥刚入剑门赴任，半路遇上前去杀郭崇韬的宦官已绝尘而去。当他昼夜兼程赶到成都，郭崇韬已经兔死狗烹，丢了脑壳……
孟知祥初到成都时，蜀中大乱。孟知祥施政清廉，社会逐渐稳定。《蜀梼杌》中说：“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可见很有些丰衣足食的小康光景了。
不久后唐明宗李嗣源取代李存勖，孟知祥就有了割据称王的念头，拒绝向朝廷贡税赋。明宗派李严去蜀地当监军监视，孟知祥反以假传诏书罪名将李严一刀杀死。明宗见此人反骨已现，又无可奈何，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被扣做人质的孟知祥妻儿送回成都……
君臣虽钩心斗角，但后唐明宗在世时，孟知祥为回报明宗恩遇，没有称帝。等明宗死后第二年，即后唐应顺元年（934），他就不客气了，在成都正式称帝，建国号蜀，史称后蜀。只是他在宝座上只坐了半年，屁股还没坐热，一天酒宴上他突发重病死去……
他的三儿子孟昶福气好，会享乐，连尿罐子都用珍宝装饰。他还让百姓在成都遍种芙蓉，每当九月花开，全城一片锦绣——这就是成都简称蓉城的来历。孟昶是昏君，但如果要选成都历史上的环保模范、植树标兵，孟昶完全应该捧第一名大奖状！他当了三十二年的享乐皇帝，才被北宋消灭……
孟昶灭后没有几年，另一个君王李顺又登台表演了。
992年，西川青城（今四川都江堰）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吼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动人口号，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攻克青城县后又攻彭山县，把县令齐元振杀死，还剖开肚皮塞满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天，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额头上中箭而死。他的妻弟李顺又当统帅，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杀富济贫。弄得地主富人“人心恐悚，投死无地”……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接着攻下成都。这个打着为百姓“均贫富”幌子的李顺，扯下伪装也要过盘帝王瘾，匆忙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
北宋朝廷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于当年5月率军攻破成都。只当王不到半年的李顺据说阵亡，下落不明……我翻阅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五发现说：“大蜀”国灭亡三十年后，巡检陈文琏才在广州逮到李顺，李已经七十多岁；囚车把李顺押解到京师砍了头，陈文琏升官两级。沈括在陈文琏家里看过《李顺案专卷》，此事当可信。
李顺不到五个月的“大蜀王”美梦虽然打了个盹就被惊醒，但沉重打击了宋王朝，宋太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此外，“大蜀”国搞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那一套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历史上影响中国的一百次大事件之一。
最后在成都登基的皇帝，就是赫赫有名的张献忠。张献忠（1606～1647），陕西延安卫（今定边）人，出生贫苦。明崇祯三年（1630），陕北农民纷起暴动，张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响应，这个所谓“农民起义领袖”自号八大王……1644年8月9日他杀进成都后，于12月14日正式建国于成都。成都瞬间成为另一片天地……
$两个“陕西人”背后的“五次大移民”帷幕
“张屠夫”对成都的屠城，直接促使了成都历史上的第三次移民。他的老乡“王老板”就是因为他远道而来到成都的。这之后，对于成都而言，每一个“成都人”都是外乡人，应该说，现今“本乡本土的土著成都人”早已没有了，就是三代以上的“老成都”在成都这座特大城市也是屈指可数也。因为成都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
成都历史上有五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恐为外人鲜知。成都最早的一次移民应该始于秦代，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文物中有专家指出，那些散乱的文物，就是在秦军来之前，蜀人祖先匆匆焚毁之后匆匆埋藏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征服”，不仅仅在于将朝代从版图上抹去，更重要的在于要从文化深处连根拔起，促使人们失去记忆继而失语，以除祸患而借尸还魂。这样灭绝人性似的“征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很多历史断档而难以考证。
前316年应该成为古蜀的祭年，时秦打通金牛道大举进攻以灭巴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巴蜀纳入了自己的地盘。前314年，蜀地出现了一次移民浪潮。往日僻静的蜀道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长途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相国吕不韦，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这些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一个相同的目的地——蜀地。自秦惠文王始，一直到秦始皇时期，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使蜀地成为一个热点。政治上秦王三立三杀蜀侯，经济上秦人在巴蜀两地征收重税，使巴人一度反叛。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中，巴蜀两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巴蜀成为大秦富裕的大后方。
《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可见当时迁入蜀地的罪人之多。除此以外，一些富商大贾也成了秦王迁徙的对象。富商大贾们来自赵、魏、楚等国，家有千金之财，皆是当地望族。秦灭六国后，他们已是秦人的掌中之物。这些人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便将其发配至蜀。这正中他们下怀，强留在故土与秦人为敌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了西南腹地成都平原，秦王朝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
庞大的商贾移民队伍中，赵国有一位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赵国卓氏主动要求入蜀，可见他认为迁入成都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些商人的眼光无疑是独到的，也无意中成全了后来成都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成都作家萧易和白士林曾撰文称，赵国的那位卓氏最终发配至临邛（今成都邛崃市）后，敏锐地发现临邛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采，不由大喜过望，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那个时候采矿是一本万利的行当。几年下来，赵国卓氏便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富绛公室，豪过田文”。
那位赵国卓氏，便是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卓文君家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成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代大儒司马相如及卓文君夫妇，也可能是移民潮中的外来移民。相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只不过他们来成都的时间早一些，也可能是成都市第一批移民。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到了蜀地，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在成都城以经商谋生，祖传的手艺到了蜀地便成了一门绝活。由于一批一批的移民过来，蜀地的“绝活”也就越来越多，以至蔚为大观。
坐在位于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里，我望着眼前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的会馆躯壳，再想想历史上那么多冥冥中看似毫不相干却又紧紧联在一起的史事，无不扼腕长叹。
“五次大移民”实际上构成了成都人文的五次大整合，那些优良的文化资源所散发出来的丰厚的底蕴，将这座城市的包容、睿智、大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深厚的历史沉淀，浓郁的文化气息，还有浸润古蜀的茶文化，构成了成都人水一样的包容性格……成都因为水而有了这样的品性：闲适、宽容，奋进……
地理意义上的四川又称盆地，成都乃是盆底。盆底最低，具有积聚效应，各种优秀的东西都往“盆底”流，有如“水库效应”——兼容并蓄、八方集辏、融合发散。
水的柔韧和妩媚使成都这座城市的人不顽固、不排外，在自信的同时有一种谦逊的品质。
杜甫诗云：“暗想旧游浑似梦，芙蓉城下水茫茫。”成都这座城市，拜天所赐，秉承了巴蜀之地最多的钟灵毓秀，汇聚了川西坝子所有水流的方向，将蜀文化的深厚底蕴隐藏于山水草木之间，如水一样保持着穿透时空的生命力。
“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是在年。”这首清人吴好山的竹枝词，旨在记移民之事。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载：“康熙六十年，由湖北荆州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丁口五千名余。”三峨樵子注解杨燮《锦城竹枝词》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分防披甲兵丁散住不齐，始于成都之西角筑为‘满城’，今‘支机石庙’碑有云‘我旗人自康熙六十年间，由楚移蜀’云云，是又由湖北荆州移来者也”的记载。
很长一段时间，成都一直成为南来北往客商之集散地。或许也正是这样各方杂居的“杂交优势”，每一次移民都成为成都文化经济的一次飞跃。川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川剧的“五腔共和”包含着秦腔、京剧等“杂交元素”，自成一派，独领风骚。
本章冠名为“两个陕西人在成都的爱恨情仇”，其实没有一点儿跟“陕西人”过不去或有“算账之嫌”的意味，因为那些历史都活生生地存在着，我们可以透过两个“陕西人”背后的之乎者也和子丑寅卯，启动成都历史和成都文化的寻根之问，哪怕它们是水文化也好，酒文化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