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马路”之前，成都闹市区的路面一般是土夯路，有的在泥里加入了砖头、卵石，由于没有汽车，人力车的通行量也并不稠密，加上市区居民有每日“洒扫”的良好习惯，街道洁净，灰尘并不大。但遇到连绵雨季，这样的泥巴路就使人举步维艰了。
当时，名声远扬的东大街，街边矗立着有不少造型典雅、川西风味浓郁的风火墙，整条路面全铺着红砂岩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来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乐的活动，摩肩接踵，石板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了。但李劼人先生在《死水微澜》里却指出，东大街“街面也宽，据说足以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街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并且没一块破碎了而不即刻更换的”。
对街道破坏最大的原因，是牛车、架子车、鸡公车之类进城拉货载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布政司查榕巢下令通城修砌街道，清理沟渠，不使积水”。这至少提示我们，城市的统治者依然注意到了街道的细节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成都的街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和保养。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访问成都回国后，在其所著《中国游记·四川记》一书中写道：成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街道宽阔，大多笔直，相互交叉成直角……所有茶铺、旅店、商店、私人住宅的墙上都画有图画，其中许多幅的艺术笔触令人联想起日本的水墨画和水彩画……这种优美在人民文雅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府的居民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各地”。
1897年，法国人马尼爱在《游历四川成都记》里说，成都的大街“甚为宽阔，夹街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
清代地方官员周询《芙蓉话旧录》描述了清代成都的街道情况：
“全城四门及附郭街道，大小五百有奇。时未改筑马路，街面最宽者为东大街，宽约三丈。次则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前后街，皆二丈许。其余多不及二丈，惟科甲巷最狭，阔仅数尺。各街面悉敷以石板，两旁有阶，高于街面四五寸，阶上宽二尺内外。两旁人家屋檐悉与阶齐，雨时行人可藉檐下以避。水沟悉在阶下，平时与街面同覆以石，故呼‘阴沟’。每岁春夏间，必启石疏浚一次。”
这清楚地说明，在没有“马路”之前，成都的街道以及城市设施的运行情况，蕴涵着浓厚的乡谊情怀。
成都市区的石板路，年久失修，如遇大雨之后，行人走在上面，一脚踏上，石板一翘，泥水四溅，立即就变成了泥人。鸡公车推在光滑的石板上，一不小心，失去平衡，坐车人跌个四肢朝天也是常有的事。此后在路中凿了石槽，推鸡公车跌倒的状况才有所减少。
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强令沿街店铺向后退缩，加宽路面，并且拆掉栅子，路面一律去掉石板石条，改为“三合土”。“三合土”是由粘土、石灰和沙加水混合而成的建筑材料，在少雨地区多用来打地基，较为牢固经久，也可用来修筑道路。“三合土”的的确确是“打”出来的。先把炭渣撒满路面，再将搅拌好的“三合土”铺开，几个人开始打夯，待基本结实后，又用木头制作的大棒有规律地敲打，使其较为平整。最后，撒上一层石灰和水，用抿子细细抿一遍，就算完工。这样的路面，管个三五年就算不错了，但毕竟投资很少，因此颇受地方的欢迎。
春熙路、东大街就是这样修出来的。不仅如此，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天府广场也仅是一个宽敞的空地，地面都是“三合土”。
马路修起来后，成都人看到了更多的洋玩意儿，自行车和汽车便是当时成都的明星。那时，成都人称之为“洋马儿”和“打屁房子”。
成都最早的自行车是英国进口的男式车，稍后有美国和日本制品，如“邓禄普”、“三枪”、“飞利浦”等牌子。“邓禄普”商标是白胡子老头，被人称为“老人头”；“三枪”商标是三支洋枪架在一起。自行车没有手刹，刹车要脚板反起蹬，称为“回链刹”。美国的自行车有“红手”，日本的自行车有“菊花”。女人在街上骑自行车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女式自行车没有销路。那时《川报》有文字介绍：“西人有奇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之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当时，自行车每辆需银元150元，相当于店员辛苦三年多的收入，人们只能望“车”止渴！后来旧自行车也很俏，一些人去买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成都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春熙路落成后，每日街头吆喝声、铃铛声，不绝于耳。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1924年后，杨森下令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区间与汽车同行，马车只能出东门大桥、牛市口，直到龙泉驿的重庆官路。
1929年6月，刘文辉以保护公路为由，不准市郊鸡公车在公路上行驶，并派兵砸烂了几百辆独轮车。独轮车工会在中共成都县委领导下成立了“川西独轮车总工会”，三万多会员组织起来，挖毁从成都到新津的公路，使汽车无法行驶。由于交通被截断和工人罢工，造成成都市区粮源紧张，引起市民不满，迫使二十四军取消了禁令。
民国初年，成都开始出现黄包车。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后，在包家巷成立四川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等，又名东洋车，民间作坊也纷纷仿造……于是四川老交通玩意儿“轿子”和“鸡公车”（独轮推车）风光不再，黄包车逐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达到上千辆。车费也很低廉，比如牛市口至春熙路，合大洋1角左右，春熙路至少城公园，车费1角5分。20世纪30年代，刘师亮在《师亮随刊》第12期中《哀黄包车夫歌》中，描绘疲于奔命的黄包车夫：“黄包车，快点走，先生今天会朋友！先到新化街（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喝烧酒。转过来，顺到九眼桥，王府公馆推牌九。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打发走。争多争少欲为何？你把先生看扁喽！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叫人将你抖！车夫争钱真无耻，给你几个嘴巴子。打得车夫不敢答，垂头丧气面如纸。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泪眼汪汪流不止……”
夜幕降临了，在著名的“春熙路大戏院”门口，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个时候门口停的大都是有钱人家的私包车，轿车很少，偶尔有一辆“推屎爬”（成都话，指屎壳郎）状的小轿车，就知道有达官贵人正在戏院听戏。小轿车自然就比戏剧更吸引路人了。
说到汽车，成都人很容易联想起位于上东大街青石桥北街口的“马裕隆”商号。商号门面堂皇，商品陈设琳琅满目。当时成都尚无像样的百货商店，“马裕隆”的出现，无疑为成都人大开了眼界。这当中最扯眼睛的，就数商号卖的汽车了。
1926年，上海马裕隆总店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大型摩托车，千辛万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老板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跌跌撞撞能开动了！不久，“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到一部“奥斯汀”小轿车。店主两父子大起胆子学开车，结果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了几十个银元才完事。
这辆倒霉的车子被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旅长、“花花太岁”石肇武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石肇武带着两个美女，从他宽巷子的石公馆直奔东大街，横冲直撞，在春熙路凤祥银楼前，把一个叫花子撞死了。这石肇武继续乱开，又把一个挑汤圆担子的小贩碾得稀巴烂！如此横行市井、掠人妇女、邪恶尤甚的石肇武，1933年川省内战中被杀，悬首示众。真是恶有恶报。
根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仅有一两路公共汽车在春熙路设有车站。每次公共汽车在街头出现，都会引起行人的瞩目。公共汽车在城内开行区线每两条街设1站，每站车票铜元100文。喜欢新奇的市民固然拍手称快，但却遭“五老七贤”的反对，他们说：“汽车隆隆其声，巍巍其状，形如市虎……”，有人甚至造谣说：“坐公共汽车不吉利，像一口棺材在街上走”等，还上书当局“请禁止汽车在城内行驶”。督办刘湘为顺“民意”，禁止汽车在城内行驶。当时的“华达公司”只得改开春熙路至百花潭赴花会游览一线，全程收厂版银元5角。（厂版为当时一种掺假的5角币，在四川流传极广。）
时人特意作竹枝词记录其事：
便利交通说有年，汽车今日见吾川，
春熙路到青羊宫，厂板才收一块钱。
而这样的线路变更，并未让保守者满意，“五老”指责华达公司违抗命令，刘湘遂实行武装制止。
抗日战争期间，日机轰炸成都市区，春熙路也多处被炸。在此后的修复中，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改、扩建。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春熙路由商、民自行集资改铺为水泥路面，又在中心地带修建了小型的中山广场。
到了1950年的时候，市内交通依然落后，全城只有从北门城门到新南门城门洞一条公共汽车路线，大概只有两三部客车来回奔跑。其他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以及运送货物的板车和架子车。道路除春熙路有一段水泥路外，其他道路大部分是三合土路面和黄泥加卵石的卵石路。当时各单位都没有汽车，外出办公全是骑自行车。
陈毓琼老人回忆说，1950年代的春熙路人气很旺，被称作步行街的这里偶尔也会看见几辆黄包车穿梭，但你绝不会在春熙路的任何一段坐上黄包车。为何？缘于生意太好，所以从无空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