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个头儿又高又大，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耷拉的眉毛下面露出明亮而聪慧的眼神，气度威严，语调从容，步态缓慢，——这就是奥夫谢尼科夫。他穿的是一件肥大的蓝上衣，袖子很长，纽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流苏的长筒靴，从大体上看，很像一个富足的商人。他的手很好看，又软和又白，在说话的时候常常抓住自己的上衣的纽扣。奥夫谢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强，常常使我想起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贵族……他如果穿起古代的无领长袍，那是很相称的。这是旧时代遗留的人物之一。
乡邻们都特别敬重他，认为结识他是荣幸的。他的同辈独院地主[7]们对他无比崇拜，毕恭毕敬，因为有他觉得很荣耀。一般说来，在我们这里至今很难说独院地主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家业几乎比庄稼人还差，小牛还没有荞麦高，马勉强活着，马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谢尼科夫在总的规律中是个例外，虽然也算不上富有。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房子里，用的仆人不多，他要他们穿俄国服装，称他们雇工。他们也为他种地。他也不冒充贵族，不装成地主，从来不像通常说的“得意忘形”：第一遍邀请他入席，他决不就座；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来，可是那态度亲切而庄重、威严；客人向他行礼不由得把腰弯得更低。
奥夫谢尼科夫保持古风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是非常自由的），而是由于习惯。比如，他不喜欢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认为并不舒适；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而且要亲自驾驭他那匹枣红色的良马（他养的全是枣红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红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剪成圆弧形，穿着淡青色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腰束皮带，恭恭敬敬地跟他并排坐着。奥夫谢尼科夫在午饭后总要睡一会儿，每到星期六都要洗个澡，读的全是宗教书（而且都要郑重地戴起他那圆形的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不过，他常刮胡子，头发留的是德国式的。
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和热诚，但是对客人不卑躬屈膝，不忙活，不把什么干的和渍的都拿出来敬客。“太太！”他也不站起来，只是略微朝她转过头去，慢条斯理地说，“拿点儿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他认为出卖粮食是罪过，因为粮食是上帝赐的。在1840年，在大饥荒和粮价飞涨的时候，他把全部储粮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庄稼人；到第二年他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纷纷来归还粮食。
乡邻们常常跑到奥夫谢尼科夫这儿来请他评理，为他们调解，差不多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告。有许多人多亏了他，才完全划清了地界……但是在和女地主们打过两三次交道之后，他就声明，决不参与调解女人之间的任何争端。
他不喜欢着急和慌张，不喜欢婆娘们的闲言碎语和“忙乱”。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名雇工气急败坏地跑到他房里，叫喊：“失火了！失火了！”“哎，你叫什么？”奥夫谢尼科夫镇静地说，“把帽子和手杖给我拿来……”
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比秋格烈性马拉着他飞奔下山，朝峡谷冲去。“哎，行了，行了，你这年幼的小驹儿，你会摔死的呀。”奥夫谢尼科夫和蔼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和赛跑马车、坐在他后面的小厮以及那匹马一同飞进峡谷里。幸亏谷底是一堆堆的黄沙。没有人受伤，只是马驹儿的一条腿脱了臼。“哎，你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还是用心平气和的语调说，“我对你说过嘛。”
他找的妻子也跟他很般配。他的妻子塔吉雅娜·伊丽尼奇娜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又庄重，又少言寡语，天天裹着一方棕色绸头巾。她显得很冷峻，但是，不仅没有人说她无情，而且相反，有很多穷人叫她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脸庞、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还可以证明她当年是一个有名的美人儿。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跟他相识的，过了几天，我就到他家去了。他正好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在读经文月书。一只灰猫在他肩膀上打呼噜。他一如往常，又亲热又庄重地招待我。我们聊了起来。
“路卡·彼得罗维奇，请您照实说说，”我顺便问道，“以前，在你们那时代，是不是好些？”
“我可以对您说，有的地方那时确实好些，”奥夫谢尼科夫回答说，“我们过得更安定，也更富裕些，确实不错……不过还是现在好些；等您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也许会更好。”
“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向我夸耀旧时代呢。”
“不，我觉得旧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夸耀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您现在是地主，是和您的已故的祖父一样的地主，可是您就没有那样的权势了！再说，您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欺压；不过，看来这是免不了的。熬来熬去，也许会有好日子过的。是的，我在年轻时看够了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您举个例子说说，有什么事情呢？”
“要举例子，还是再说说您祖父吧。他这个人可厉害呢！他常常欺负我们这班人。您也许知道……自家的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契普雷金到马利宁有一块地……现在这块地是你们家种燕麦的……这块地本来是我家的，完完全全是我家的。是您祖父从我家夺去的，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成了他的了。先父（祝他早升天堂）是一个正直人，也是一个烈性子人，他受不了这口气，——谁又甘心丢掉自己的家产呀？——就向法院告了状。但也只是他一个人告状，别的人都不去告，都害怕。而且还有人去向您祖父告密，说彼得·奥夫谢尼科夫告了您的状，告您霸占他的土地呢……您祖父马上派他的猎师巴乌什带着一伙人来到我家里……他们把我父亲抓起来，带到你们家的领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光着脚跟着他跑去。您猜怎样？……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窗下，就用棍子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前，也在看。我父亲就叫喊：‘大娘，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您就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话吧！’可是她睬也不睬，只是抬抬身子，好看清楚些。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让他感谢放他生还。这样那块地就成了你们家的了。您不妨去问问你们那些庄稼人，那块地叫什么？那块地就叫棍子地，因为是用棍子夺来的。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过去那一套，不会十分留恋。”
我不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才好，而且不敢抬眼看他的脸。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位乡邻，叫斯捷潘·尼克托波里昂内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腾苦了，真是想尽办法折腾人。这人是一个酒鬼，而且喜欢摆酒席，等到他喝得差不多了，用法语说一声‘这很好’，再把嘴唇一舔，就闹哄起来，闹得六神不安！他派人去请所有的乡邻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是现成的，停在门口等你；你要是不去，他立刻亲自闯进来……而且这人有多么怪呀！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可是一喝了酒，就胡吹起来，说他在彼得堡喷泉街上有三座房子：一座是红的，有一个烟囱；一座是黄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座是蓝的，没有烟囱。说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过婚）：一个在步兵队伍，一个在骑兵队伍，还有一个没有当差……又说，每座房子里住着他一个儿子，常到大儿子家里来的是海军将领，常到二儿子家里来的是将军，到三儿子家里来的全是英国人！说着说着，就站起来，说：‘为我大儿子干杯，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就哭起来。谁要是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要不然就跳起来，叫喊：‘大伙儿来跳舞吧，自己快活快活，也让我开开心！’那你就得跳，就是死也得跳。他把自己的农奴家的姑娘们折腾得要死，常常让她们通夜合唱，一直唱到天亮。谁唱的嗓门儿最高，就奖赏谁。如果唱得没了劲儿，他就用手托住头，伤心起来：‘哎，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呀！大家都不睬我，好可怜呀！’于是马夫们立刻就给姑娘们鼓劲儿。我父亲也让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差点儿把我父亲折腾死，本来是会折腾死的，幸亏他自己死了：是他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些乡邻！”
“真是时代大变了！”我说。
“是啊，是啊，”奥夫谢尼科夫赞同说，“确实可以说，在旧时代，贵族的日子过得更奢侈些。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那些人在莫斯科我见得多了。听说，现在那里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您到过莫斯科吗？”
“到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去莫斯科是十六岁那一年。”
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见过一些什么人？”
“见过许多达官贵人，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都见过，他们生活阔绰，使人羡慕，使人惊讶。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奥尔洛夫·契斯敏斯基。我常常见到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我的叔叔在他家当管家。伯爵家就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街上。那才是大贵人呢！那样的风采，那样的雍容大度，是令人不能想象、无法描述的。单是那身材，那威仪，那目光，就非同一般。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似乎感到害怕，胆怯；等你接近了，就仿佛太阳把你晒得暖和和的，浑身感到愉快。什么人他都亲自接见，什么他都爱好。比赛时他亲自驾车；随便同什么人比赛，他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不使人难受、使人泄气，只是到最后才冲到最前面；而且还亲亲热热，又安慰对手，又称赞对手的马。他养着最好的筋斗鸽。有时他走到院子里，坐到安乐椅上，叫人把鸽子放起来；四周房顶上都站着仆人，手握猎枪，防备老鹰。伯爵脚下放一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许许多多穷人和乞丐靠他过日子……他散了多少钱呀！他发起怒来，真像雷霆，样子非常可怕，不过没有什么好怕的：一转眼工夫，他就笑了。他一举办宴会，准能叫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这人有多么聪明呀！土耳其人他也打过呢。他又喜欢角力，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全国各地把大力士请到他家里来。他把谁摔倒了，就奖赏谁；如果有谁把他摔倒了，他更是重赏厚赠，还要亲吻……还有，就在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起一场俄罗斯不曾有过的盛大的猎犬比赛：他邀请全国各地狩猎者到他家里来，规定了日期，并且给予三个月期限。狩猎者都汇集来了。带来了许许多多猎狗和猎手——哈，千军万马，真是千军万马！先是大摆宴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四面八方的人都涌了来，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样？……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米洛维特卡吧？”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恳求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你要多少，给多少。’他说：‘不，伯爵，我不是商人；没用的破布也不卖，不过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愿意让出，就是米洛维特卡不能让。’阿列克赛·格里高力奇称赞他，说：‘我很佩服。’您的祖父就用马车把狗带回家了。在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奏着音乐为它送葬，把它葬在花园里，坟前还立了一块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赛·格里高力奇不欺负任何人。”我说。
“事情就往往是这样，神越小越难伺候。”
“那个巴乌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道。
“怎么您听说过米洛维特卡，却没有听说过巴乌什呢？……这是您祖父的猎师头儿和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喜欢他不亚于米洛维特卡。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您祖父不管叫他干什么，立刻就去办，就是爬刀山也行……他一呼唤起猎狗，森林里响起一片呼啸声。他要是一下子发起倔脾气，就跳下马，往地上一躺……猎狗一听不到他的声音，那就完了！见到新鲜爪印儿不理不睬，任何野物近在眼前也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发火了！‘我不绞死这个无赖，就不活了！我要把这个坏家伙的皮剥下来！把这个坏蛋千刀万剐！’可是到末了总是叫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呼唤猎狗去追捕野物。巴乌什在这种情形下大都是要喝酒，等到喝过了酒，就站起来，又很带劲地呼唤猎狗了。”
“看来，您也喜欢打猎吧，路卡·彼得罗维奇？”
“喜欢倒是喜欢……是的；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时代……可是您要知道，因为身份不同，那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人不能跟在贵族后面游荡。是的，我们这班人当中也有人天天醉醺醺的，无所事事，和老爷先生相伴……可是这有什么快活的呀？……不过是自讨没趣罢了。给你一匹蹩脚的、磕磕绊绊的马；动不动把你的帽子揪下来，丢在地上；有时用鞭子轻轻抽你一下，像打马一样；你还要始终堆着笑脸，让别人开心。是的，我可以告诉您，身份越低，为人行事越应该谨慎，不然的话，只能自讨侮辱。”
“是的，”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又说下去，“自从我涉足人世，很多年过去了。现在世道变了，尤其在贵族中间，我看到有很大的变化。地产少的，要么就当差了，要么不住在原地方了；地产多的，更是非同当年了。那些大地主我看得多了，尤其是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应该告诉您的是，我看着他们，心里就高兴，因为他们现在很随和，很有礼貌了。只是有一点使我吃惊，他们知识渊博，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令人口服心服，可是对于实际事情却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农奴管家想怎样捉弄他们就怎样捉弄。您也许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这可是一个像样的贵族，人又漂亮，又有钱，上过大学，好像还出过国，说话有条有理，举止持重，见了我们这些人都握手。您认识吧？……好，那就听我说说。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约请，到别廖佐夫村去聚会。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我们这地区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是可耻的。现在咱们就着手吧。’于是就着手划分地界。照例商量、争吵起来，我们的代理人发起脾气。第一个吵闹的却是波尔菲利·奥夫钦尼科夫……而且这人又为什么吵闹呀？……他自己连一寸地也没有，他是受哥哥委托来办理此事的。
他叫嚷：‘不行！你们别想糊弄我！不行，你们看错人了！把地图拿来！把土地丈量员给我叫来，叫这个坏蛋到这儿来！’
“您究竟要怎样？”
“没有这样的傻瓜！哼！你们以为，我会马上把我的想法抖搂出来吗？……休想！你们还是把地图拿来，就这样！”于是他用手在地图上直敲。
玛尔法·德米特列芙娜听了他的话非常难受，大声说：‘您怎么敢败坏我的名声？’
他说：‘把你的名声给我的栗色母马都不要。’
“给他喝了些马德拉酒，好不容易使他不吵了。他不吵了，别人又吵起来。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在角落里，这位老兄咬着手杖的头儿，只是不住地摇头。我觉得难为情，难受得很，真想跑出去。他对我们会怎样想呢？一看，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已经站了起来，做出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连忙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想说话了。’不能不给贵族一点儿面子，大家都不说话了。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我们是为什么汇集到这里来的；虽然划分地界对地主是有利的，是必须做的，但实质上究竟为什么呢？——为的是有利于庄稼人，让他们耕种方便，负担得起赋役；要不然像现在这样，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地，常常跑到五俄里之外去耕种，而且要处罚也不可能。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随后又说，不关心庄稼人的利益是地主的罪过，如果好好想想的话，就明白，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我们也不好……所以，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争吵不休，是罪过，是不明智的……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而且说得有多么好呀！句句说到人的心坎里……贵族们一个个垂着头；我真的差点儿流出眼泪。说实在的，连古书里也没有这样的话……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苔藓沼地不肯让出，也不愿意卖。他说：‘我要叫人把这块沼地的水排干，在这里建一座改良的制呢厂。我已经选定这块地方，我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不错，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的乡邻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他的管家一百卢布的钞票罢了。我们就这样散了，什么事也没有办成。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至今还认为自己是对的，一直还在谈制呢厂的事，可是并不叫人着手排水。”
“他怎样经营自己的产业呢？”
“一直在推行新办法。庄稼人并不说好，——不过不能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做法是好的。”
“这是怎么啦，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呀，是另一回事儿。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家业算什么？……我又没有别的本事。能够做到合理合法，那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的一套，我说他们很好……是应该动动脑筋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太不踏实了。拿庄稼人当木偶，转来转去，玩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管事就又把庄稼人抓在掌心里了。哪怕有一个年轻先生做出个样子，让人看看：就应该这样这样经营……那也好呀！到头来这会怎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这是什么怪事呀？老的一套完了，新的一套就是生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
他回头看了看，坐得离我更近些，小声说下去：“您听说过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沃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听说过。”
“请您说说看，这是何等怪事？”我真不懂。这是他那些庄稼人说给我听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您知道，他是一个年轻人，不久以前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于是他来到自己的领地上。庄稼人一齐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迎他们。
庄稼人一看，觉得好奇怪，这位老爷穿着棉毛裤子，像个车夫，脚穿绲边的靴子；穿的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像车夫一样的；留着大胡子，头上的帽子怪模怪样，一张脸也是怪里怪气，醉也不是醉，可是精神也不是很正常。
他说：‘哥儿们，你们好！愿上帝保佑你们。’
庄稼人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因为都有些胆怯。他好像也胆怯，他对他们讲起话来。他说：‘我是俄国人，你们也是俄国人；俄国的一切我都喜欢……我的灵魂是俄国的，心也是俄国的……’
他突然发出号令：‘来，孩儿们，来唱一支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两腿打起哆嗦，完全愣住了。只有一个大胆地唱起来，可是也立刻蹲到地上，躲到别人背后去了……
我们这里确实也有一些地主，一切都毫无顾忌，是地道的浪荡鬼，穿得像车夫一样，又跳舞，又弹六弦琴，跟仆人一起唱歌，喝酒，跟庄稼人一起大吃大喝；可是，奇怪的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位闺房小姐，总是读书或者写字，要不然就唱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只知道在花园里散步，好像很苦闷或者忧愁。
“原来的管家在开头一些日子里害怕得不得了；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要来之前，他跑到一户户庄稼人家里，向一个个庄稼人鞠躬行礼，——显然他心里有鬼，自知不妙！庄稼人也觉得有了希望，心想：‘伙计，你休想逃脱！这一下要治治你了；你做坏事已经做到头了，你这刻薄鬼！……’可是结果呀——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了来，对他说话，可是自己倒脸红了，而且连呼吸也很急促：‘你办事千万要公正，不能欺压任何人，你听见吗？’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叫他来了！他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像个陌生人一样。这样一来，管家就放心了，庄稼人倒是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了，因为他们害怕。还有令人奇怪的呢：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行礼，和蔼可亲地望着他们，他们反而吓得打哆嗦。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先生，您倒说说看！……是不是我老了，糊涂了，——我真不懂。”
我回答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刘波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
“有什么病呀！别看他年轻，身子都圆滚滚的了，一张脸也是肉嘟嘟的……不过，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奥夫谢尼科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不谈贵族了，”我说，“路卡·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对我说说独院地主的什么事儿呢？”
“不，恕我不说吧，”他急忙说，“是的……也应该对您说说……不过，说什么呀！（奥夫谢尼科夫把手一挥）咱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庄稼人，确实等于庄稼人；不过，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又能怎样呢？”
他不作声了。端上茶来。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站起来，坐到离我们近些的地方。在这天晚上，她有几次悄没声地走出去，又悄没声地走回来。这时房里肃静无声。奥夫谢尼科夫庄重地、慢条斯理地一杯接一杯喝茶。
“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小声说。
奥夫谢尼科夫皱起眉头。
“他来干什么？”
“来赔小心。”
奥夫谢尼科夫摇摇头。
“哎，您瞧瞧吧！”他转脸对着我，继续说下去，“对这些亲戚有什么办法呀？又不能不睬他们……这不是，上帝也赐给我一个侄儿。这孩子又聪明，又伶俐，这是没有话说的；学识也很好，不过我看，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当过差，后来辞职不干了，说是得不到升迁……他难道是贵族吗？就是贵族，也不会立刻就当上将军。这么一来，他现在就无事可干了……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谁知他竟当上了讼棍！给庄稼人写状子，写呈子，给乡警们出点子，揭发土地丈量员，常常进出酒店，结交一班市侩和旅馆老板。这不是很危险吗？区警察局和县警察局局长警告过他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打诨说笑，逗得他们捧腹，可是过后又给他们找麻烦……哎，够了，他是不是还坐在你那小屋子里呀？”他转身对妻子说，“我了解你嘛！你是慈悲心肠，总是要袒护他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一下。
“嗯，果然不错，”奥夫谢尼科夫说下去……“你呀，就知道宠他！好啦，叫他进来，——那就这样吧，看在贵客面上，我饶恕这个蠢东西……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高高的，身材挺拔，一头鬈发。他走进房来，一看到我，就在门口站下来。他穿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但单是肩上那大得很不相称的褶皱就明显地证明这衣服不光是俄国人裁的，也是俄国人缝的。
“哦，过来吧，过来吧，”老头子说，“怎么难为情啦？你要谢谢婶婶，她给你说过情了……来，伙计，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们互相鞠了个躬）你就说说，你在那儿弄了些什么名堂？他们为什么告你，你说说吧。”
米佳显然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表白和申辩。
“以后再说吧，叔叔。”他讷讷地说。
“不，不能以后，现在就说。”老头子又说，“你呀，我知道，你是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觉得难为情。这倒是好些，那你就痛说前非吧。说吧，说吧……我们来听听。”
“我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米佳很起劲地说起来，并且摇晃了一下脑袋，“叔叔，您自己想想看。列舍济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找我，说：‘老弟，替我们说说话吧。’我问：‘怎么一回事儿？’‘是这样：我们的粮仓好好儿的，就是说，好得不能再好了；忽然有一个当官的来到我们这儿，说是奉命来检查粮仓的。他检查过之后，就说，你们的粮仓乱七八糟，太不像样子，我一定要报告上级。我们问：哪些地方不像样子？他说：我心里有数就是了……我们就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个主意：拿出一些钱，把这个当官的打发打发。可是普罗霍勒奇老头子却不赞成，他说：这样只能使他们这班人贪得无厌。说到底，这有什么呢？难道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吗？……我们就听了老头子的话。那个当官的就火了，送了呈子，打了报告。现在就是传我们到庭了。’我问：‘你们的粮仓确实好好儿的吗？’‘上帝作证，确实好好儿的，储存的粮食数量也是合法的……’我说：‘那你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于是给他们写了状子……现在还不知道谁输谁臝……至于为什么有人因为这事到您这儿来告我，说我的坏话，那这是很明显的：不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离自己的肉更近呀。”
“不论什么人都是这样，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老头子小声说，“哦，你和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那儿搞的是什么名堂？”
“您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这事儿我做得也不错，——您还是想想看。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的乡邻别斯潘金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那地是他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还担负着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您想想看，有谁为他们说话呢？可是那块地毫无疑问是他们的，一向就是他们承租的。于是他们来找我，说：给我们写一张状子吧。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恐吓我，说：‘我要把米佳这家伙的后胯骨从大腿里面抽出来，要不然就把他的脑袋从肩膀上卸下来……’那咱们就瞧瞧，他怎样来卸。至今我的脑袋还好好儿的呢。”
“哼，别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老头子说，“你这人完全疯了！”
“怎么，叔叔，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我知道，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他的话，“是的，为人应当有正气，应该帮助他人。有时候，还应该毫不怜惜自己……可是你难道一直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上酒店吗？不是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好先生，帮帮忙吧，我们一定酬谢您。’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悄悄塞给你吗？嗯？不是吗？你说说，是不是呀？”
“这确实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说，“不过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
“现在你不拿，等你困难了，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哼，你呀！就好像你所维护的都是十全十美的好人！……可是你忘记鲍尔卡·别列霍多夫了吧？……是谁为他奔走的？是谁庇护他的？嗯？”
“别列霍多夫是自作自受，的确……”
“他挪用公款……这不是小事！”
“不过，叔叔，您想想看，他又穷，又有一大家人……”
“穷，穷……他是一个酒鬼，一个赌徒，——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他是因为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
“因为痛苦！哼，你既然有这样一副热心肠，就应该帮助他，而不是跟这个酒鬼一起上酒店。至于他会花言巧语，哼，那有什么稀罕的！”
“他这人是再好不过的……”
“在你看来都是很好的……哦，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哦，就在那儿，你知道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点了点头。
“你这几天哪儿去了？”老头子又说起来。
“在城里。”
“大概一直在玩台球，再喝喝茶，弹弹吉他，跑跑衙门，在后面房里写写状子，跟商人子弟混混，是这样吗？……你说说！”
“就算这样吧，”米佳笑着说，“哎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内奇·冯济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
“我不到这个大肚子家去。给你吃的鱼是值一百卢布的，放的油却是有哈喇味的。永远别睬他！”
“哦，我还碰见菲多西娅·米海洛芙娜呢。”
“哪一个菲多西娅？”
“就是地主加尔宾钦科家里的，这个加尔宾钦科买了米库里诺村的产业。菲多西娅原是米库里诺村的。她在莫斯科做裁缝，担负着代役租，租金按时交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很能干，在莫斯科找她做活儿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宾钦科把她叫了回来，让她留在这儿，也不派她什么事情。她很想赎身，而且也对老爷说过，可是他不做任何决定。叔叔，您跟加尔宾钦科熟识，是不是可以替她说句话？……菲多西娅愿意出重价赎身。”
“不是用你的钱吧？是不是呀？那好吧，我去对他说说，对他说说。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子带着不满意的脸色说下去，“这个加尔宾钦科是一个刻薄鬼，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竞买土地……是谁把他弄到我们这地方来的呀？哎，这些外来人真够受呀！跟他打交道，别想很快得到什么结果。不过，试试看吧。”“叔叔，您帮帮忙吧。”
“好的，我帮这个忙。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小心！好啦，好啦，不要表白了……行了，行了！……不过以后要当心，不然的话，真的，米佳，你会倒霉的，真要遭殃的。我不能老是为你担风险……我又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好啦，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也跟着他走了出去。“给他弄点儿茶喝，好心肠的太太。”奥夫谢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子不蠢，”他继续说，“心肠也是好的，只是我很为他担心……不过，对不起，老是说这些小事，让您耽搁这么久。”
通前厅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矮矮的个头儿，头发斑白，身穿丝绒上衣。
“哦，弗兰茨·伊凡内奇！”奥夫谢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一切得意吗？”
亲爱的读者，让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凡内奇·莱恩是我的乡邻，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通过不完全正常的途径获得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开头一切十分顺利，这位法国人也昂着头走进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莱恩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有了，结果落到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手里。庄稼人把他在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把他带到堤坝边一个冰窟窿跟前，就请这位大军[8]的鼓手赏个面子，就是说，请他钻到冰下去。莱恩先生无法领受他们的盛情，就用法语恳求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诸位先生，那儿有我的“慈爱的母亲”[9]。但是庄稼人也许因为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还是请他顺着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河往下游，去做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轻轻地推着他的颈椎骨和脊椎骨给他加劲儿，这时忽然听到马铃声，使莱恩说不出的高兴，只见一副老大的雪橇上了堤坝，那雪橇后座高高的，铺着花花绿绿的毛毯，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马。雪橇上坐着一位地主，又肥又胖，红光满面，穿着狼皮大衣。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庄稼人。
“我们要把法国佬放到河里去，老爷。”
“哦！”地主淡淡地应了一声，就转过脸去。
“先生！先生！[10]”可怜的法国佬叫了起来。
“哼，哼！”那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责难的口气说起话来，“该死的东西，跟着拿破仑的大军侵略俄国，烧掉了莫斯科，偷掉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叫起先生，先生[11]！现在连尾巴都夹起来了！这也是活该……走吧，菲尔卡！”
马又走动了。
“哦，不过，停一下！”地主又说，“喂，你这位先生，懂音乐吗？”
“救救我，救救我吧，仁慈的先生！[12]”莱恩反复说。
“瞧这个落后的小民族！没有一个懂俄语的！缪济克，缪济克，萨外……缪济克……乌？萨外？喂，你说呀？康普伦乃？萨外……缪济克……乌？钢琴……茹艾……萨外？”
莱恩终于听懂了地主的意思，就点点头表示肯定。
“是的，先生，是的，是的，我是音乐家；不管什么乐器我都会！是的，先生……救救我吧，先生！[13]”
“嘿，算你好运气，”地主回答说，“伙计们，放了他吧；我给你们二十戈比买酒喝。”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让莱恩上了雪橇。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又哭，又打战，又鞠躬，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道谢。他身上只有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又冷得厉害。地主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那冻得发青、发僵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到自己的大衣里，把他带回家去。仆人们一齐跑过来，急忙给法国人生火取暖，让他吃了饭，穿起衣服。地主就把他带到他的女儿们那里去。
“孩子们，这不是，”他对她们说，“给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一直缠着我给你们找人教音乐和法语。这不是，给你们找来了法国人，又是会弹钢琴的……来吧，先生，”他说着，指了指一架破旧的钢琴，那是五年前他向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买的，“把你的本事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弹吧[14]！”
莱恩战战兢兢地坐到椅子上，他生来还没有摸过钢琴。
“弹吧，弹吧！[15]”地主又说。
这可怜的人像敲鼓一样拼命敲打着键盘，胡乱弹了起来……“当时我一直在想，”他后来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去。”可是，使这位被迫的即兴演奏家大吃一惊的是，地主听了一会儿之后，带着赞许的神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地主说，“我看出来，你很有两下子；现在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过了两个多星期，莱恩就从这个地主家转到另一个地主家。这人又有钱又有学识，很喜欢莱恩那愉快而和善的性情，就把养女许配给他。他任了职，成了贵族，后来又把自己的女儿许配奥廖尔的地主洛贝萨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和诗人，于是他也迁到奥廖尔来了。
就是这个莱恩，或者如现在称呼的弗兰茨·伊凡内奇，在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谢尼科夫的房里来，他们是常来常往的好朋友。
不过，也许读者陪我在奥夫谢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厌了，所以我就不再饶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