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港丘长大。在那儿我有两个玩伴，但我从来不把他们视为我的朋友。隔壁的女孩叫辛迪·安·塞拉霍斯基，她对我疯狂迷恋她妈妈浑然不觉。我家后面那个眼神总是凶狠的男孩是杰佛，七岁还让他妈妈给他擦屁股。他们可以作为偶尔的玩伴，而我所缺的是一位挚友。
1966年，也就是在我九岁的时候，有一家人搬到了隔壁街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家庭。父母操着一口省略尾音的爱尔兰腔英语，经常手里端着杯奶茶走来走去。那家父亲年轻时就从威尔士移居到美国，在通用汽车的一个工厂里工作，母亲则来自爱尔兰。他们的口音从来到美国那天起就不再改变了。他们名叫贝文和克莱尔，也就是有趣而顽固的卡伦夫妇，有六个孩子，其中二儿子汤米和我年纪相仿。
在他们搬来后不久，我就闲逛着去看汤米，发现他正和他的五个兄弟在散落着手推车、铲子和耙子的后院里干活。他家的车道上有一堆堆木屑，那是电力公司免费倒在那儿的。卡伦家的男孩们一次推一车，将这些木屑铺在他们四百多平方米的土地上。他们家就是在这个几乎全是沙子的地方建起来的。卡伦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节俭而有创造力。他是一个蓝领工人，却要养活六口人。他自然没有多余的收入去请园林公司铺浮土和草地，因此他和负责修剪树枝的工人达成一项协议。工人们同意将剪下来的树枝免费倒在他家，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驱车很远去倒那些东西，还可以省下处理费。你可以称卡伦先生是有机园丁先锋。他从那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祖传的智慧：植物身上的东西——树枝、树叶、脱落的树皮和修剪下来的草，这些都可以分解成丰富的腐殖质，那是肥沃土壤和健康草坪的基础。他所缺的是金钱，但他用时间、精力和免费童工来弥补。他累得肌肉酸痛但还是满怀信心，他计划用将近两米厚的植物残枝来覆盖整个沙质土地，用一年时间让它们分解成沃土，然后他就可以种下草籽。
那年夏天，他们家就这样一车一车地堆起那么多的植物残枝与落叶。第一次去他家时，我刚跟汤米说了几句话，他就急匆匆地回去干活了，免得被他爸爸骂。我只能站在那儿看着。跟孩子们一起干活的卡伦先生最后终于注意到了我。他停下来，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用他浓重的方言喊：“嗨，你等什么呢？快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拿起铁锹干活啊！”
多年来，我认识到那是卡伦先生的典型抱怨和招牌命令。把手插在口袋里是不能干活的，那是懒散的标志，证明你是游手好闲的人。几乎每个小时，他都会冲某个人（不管是儿子还是邻家小孩）喊：“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他像童子军团长似的监督一群小孩。
第一天，我因为闲来无事，又不愿意无视他的存在，于是就照他说的做了。我从口袋里抽出手，抓过铁锹，开始铲那些覆盖物。尽管柔嫩的手掌上很快就磨出了水疱，但是我发现干这活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天天都去帮忙。不久我就坐在卡伦家长长的餐桌旁和其他男孩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了。我和汤米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的父母也一样。卡伦家和这个社区的大多数家庭没什么两样，也是天主教徒和教堂的活跃分子。卡伦家的六个男孩也跟我们一样，上圣母学校。
我和汤米一起挥汗如雨地忙着铺他家的草坪，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玩儿。那年夏天，卡伦先生和我爸爸带我俩出去玩儿，并为我们买下了平生第一辆脚踏车。我和汤米看中的是施文牌的同一款车。这种车有着厚实的低压轮胎和特别结实的把手，足以承受两个人的重量。汤米挑了一辆金属红的，而我则选了金属蓝的。这下我们有交通工具了，终于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
我和汤米骑着新车到处兜风。我们时而手离车把，靠惯性滑下平缓的下坡，时而费力地蹬着脚踏板，直着腰爬上坡。我们还骑着车去学校打篮球，骑着车穿越邻居的后院。
对于我们的夏日漫游，大人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准离开社区范围。但即便是明令禁止，我和汤米有了新车后也不管那一套了。以前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想出也出不去，现在有了脚踏车，可以想去哪就去哪，这对我们来说诱惑太大了，就像亚当面对苹果时一样。在距离我家八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购物广场，里面有一家超市、一家药店、一家比萨店、一家炸鸡店，还有几家精品店。我和汤米第一次冒险去的时候，心怦怦地狂跳不止。我们小心翼翼地注意每一辆从我们身边驶过的汽车，担心被熟人认出来报告给父母。不过没人这么做，于是此后，那个购物广场就成了我俩的新据点。我们有时在那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用攒旧瓶子卖的钱买糖和汽水。一小块夹鸡肉的煎饼卖两块钱，我们俩每人掏一半的钱买上一块，然后蘸点儿番茄酱一起坐在路边大快朵颐。
我们从比萨店偷来一盒盒火柴，然后在停车场展开“火柴大战”，互相朝对方扔燃烧着的火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流连于音像店，并很快迷上了保罗·瑞维尔和奇袭者乐团、滚石乐队和海滩男孩，不过最喜欢的还是披头士乐队。
除了去广场闲逛，我们最常干的事儿还是骑车去湖边游泳。卡伦家对男孩没有太多的限制，只要不惹是生非就行。女孩们洗澡可能必须在早晨用热水洗，男孩就不一样了，冷水也吃得消。防晒霜是给皮肤娇嫩的人准备的，浴巾也是。汤米自诩是“硬汉”，每天洗完澡之后都不用毛巾擦，而是风干，冻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后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洗澡都不带毛巾了。
有一次在湖边，我们三两下就扯下衬衫，跳进了水里。一到水里，我们俩身材上的区别便显露无疑。我身材圆胖、皮肤白皙，腰间是厚厚的一圈赘肉，胸部相比腰间的“游泳圈”倒是显得比较平坦。汤米和我正好相反：他身材精瘦，却很有肌肉，浑身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赘肉。阳光给他全身都镀上了一层古铜色，把他的头发也变成了明亮的金色。我对他天使般的面庞嫉妒不已。
有一天，我和汤米游向湖里停着的一艘小木筏，有一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女孩正坐在那儿晒太阳。为了在女孩们面前炫耀一下，我使劲一跃，猛地扎入水中。等我重新爬回到木筏上，那群女孩鼓动我再跳一次，我得意地又表演了一次。然后她们又让我跳，于是我就不停地爬上来、跳下去。那些女孩长着棕褐色的皮肤，个个都很苗条。我满眼都是她们苗条的胳膊，满耳听到的也都是她们“咯咯”的笑声。她们似乎被我的跳水表演迷住了。我对她们的关注很是受宠若惊。最后，汤米实在看不过去了，他紧跟着我跳下去，然后从水里冒出来，我们两人面对面，相距仅几厘米。“别再跳了！”他轻声说，“她们只是在嘲弄你！”
晚上，我摘了眼镜躺在床上，向所有的神明祈祷，祈祷天使、圣父、圣子和圣神都保佑我变瘦点儿，皮肤变黑点儿，身体变灵活点儿，就像汤米一样，成为女孩们爱慕的对象，而不是嘲笑的对象。
我和汤米四年级末了，由春入夏时，爸爸和卡伦先生带我们到城里的一个农场去认养流浪狗。有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央求父母要一只小狗，我向他们保证好好喂养它，不会因失去了新鲜感就逃脱责任。我家一直以来都养猫，先是露露，后是菲利克斯，就在菲利克斯老死的时候，迈克尔以小神父的身份给它念了最长的葬礼弥撒，几乎是鹦鹉迪基的两倍长。猫是不错，但是我想要一只狗。经过我几个月的软磨硬泡，爸爸妈妈终于顶不住了。我感觉是爸爸说服妈妈的，告诉她男孩和狗的渊源。爸爸小的时候，就拥有德国牧羊犬弗里兹为伴，给他并非一帆风顺的童年带来欢笑，伴随他一起成长。在农场上，爸爸告诉我们慢慢来、认真选，因为被选中的小狗可能会在以后的童年里一直陪伴我们。
汤米选中了一条黑色和棕褐色相间的杂种狗，并取名托菲。我则带回家一条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金色长毛狗，这条被我称作“肖恩”的狗胸前有一道白色的毛。我觉得它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动物了。才过了几个星期，汤米的“托菲”就被一辆车撞死了，但是肖恩一直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
转眼间到了1967年。随着又一个漫长夏天的到来，父母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越南战争爆发了。我的两个堂哥乔伊和温斯都被征召去打仗了，其他的堂兄弟则加入了爸爸的母校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反战示威游行。由于年初发生了飞船启动板着火烧死三名宇航员的事件，原本希望实现人类首次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也很难付诸实践了。而美国城市的种族冲突一触即发，随时都可能引发暴乱。
姐姐玛丽乔早就不穿毛衣和百褶裙了，而是换上了喇叭裤和金属圆框眼镜，还经常和一些长头发、长胡子的大学男生来往，他们老是高呼着“罢工”“自由”之类的词。每次她带这些人回来，父母都堵在门口，勉强挤出点儿笑容，表情尴尬地跟他们小声交谈。哥哥蒂姆已经进入天主教男子高中上学，十六岁的他让向来本本分分的父母十分头疼。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他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拒绝参与。夏天的时候他闹着要留长发，而父母则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说服他，留长发的下一步就会走向毒品、性糜烂。他们更是不能欣赏他听的那些震耳欲聋、刺激神经的音乐。父母的脸上从此便布满了愁云。
一天下午，我游泳回来，发现妈妈一个人在起居室里伤心地抽泣。我用胳膊轻轻地搂住她，身上的泳衣还在往下滴水。
“妈妈，怎么啦？”我问道。
“是蒂姆，”她哽咽着说，“我失去他了。”
“没有啊，”我坚持说，“他没丢。我刚才还见他去游泳了，我在沙滩上看见他了。”
妈妈一下子哭出声来：“你不懂，我真的失去他了，失去了。”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安慰她，终于弄明白了妈妈指的是蒂姆的心和思想离她越来越远。我对她说：“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撩起围裙擦了擦眼泪，冲我挤出一个笑容：“我正是那样向天主祈祷的。去把湿衣服换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儿点心。”
当年非常流行动物乐队的一首名为《当我年少时》的歌，我和汤米将这首歌奉为圣歌。歌里面有一句是这么唱的：“我十岁时学会吸烟，对女孩有了渴望。”学校才放假几天，我和汤米就觉得是时候行动了。不记得是谁的主意了，反正我们一起策划了初次买烟事件。
吸烟的念头在我们心头萦绕了好几个月。住在沙滩附近的小青年们，至少是那些比较酷的，都背着父母吸烟。如果你想被他们接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嘴里叼着烟。我的舅舅乔虽然是一位虔诚的神父，却也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抽幸运牌香烟，还有球类运动。对于这些嗜好，我的父母可以忍受，却从不参与。他们知道大多数吸烟者都是在少年时期染上烟瘾的，乔神父就是。于是他们许诺如果我能坚持到二十一岁都不碰烟，就送我一块金表。然而金表的诱惑远比不上耍酷的欲望。乔神父每周都对我家进行一次例行拜访，有一次他走后，我从烟灰缸里偷偷捡了他吸剩的一小截幸运牌香烟。汤米和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社区边的小树林里，悄悄地尝了尝。汤米用火柴点燃这一小截香烟，我吸了一口递给他，他也吸了一口。我俩被呛得直流眼泪，鼻子也不听使唤了，我们都猛烈地咳嗽起来。每人才吸了两口就够了。在这次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想当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没有彩纸包装的幸运牌香烟只适合像乔神父那样的大人，而我们得找点儿适合我们吸的不太烈的烟，带过滤嘴的那种。大孩子们好像都在吸万宝路，也没见谁咳嗽或者气喘。我们需要的是一盒万宝路。
这个计划酝酿了很久。我们常去的购物广场就有香烟卖，但都在柜台里面。我们需要找一台掩人耳目的自动售货机。我们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得去八公里外的西尔万·兰斯保龄球馆。但我们都知道，自动售货机在大厅里，和保龄球道间仅隔着一面玻璃墙。在一个炎热的六月早晨，我们出发了。我们骑车穿过毗邻的齐果港镇，来到保龄球馆所在的村庄。我们找了个隐蔽的拐角处停好车，就朝球馆走去。从大孩子那里，我们早就知道一包香烟35美分，汤米带了35美分，我有10美分。
“我在外面把风。”我自告奋勇。
“为什么由你把风？”汤米反问我。
为什么？因为我早吓呆了。我担心自己的早餐钱打水漂。不过我还是骗汤米说：“因为你跑得比我快啊！”汤米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没再说别的，抓起钱大胆地穿过人行道，推开灰色的玻璃门走了进去。他似乎去了一辈子。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扫视着停车场里的大人们，害怕被人认出来。当时还早，周围还很安静。终于，我看到汤米打开门朝我狂奔过来。见此情景，我以为得到了逃跑的信号，也全速飞奔起来。等他追上我的时候，我已经跑过了拐角，一条腿已经架在了脚踏车上。
“停下！停下！”他喘着粗气说，“东西没到手。”他张开手掌，上面只剩10美分了。“我刚把25美分投进去，就被一个工作人员看见了。”汤米在里面待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一直在假装研究墙上贴着的联赛赛规，心里却恨不得把剩下的10美分扔进去然后赶紧拉动操作杆。“给你。”他把剩下的10美分放在我手里说，“该你了。”
我的面子战胜了心里的恐惧。这项任务我是万不能拒绝的，那样会显得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你掩护，”我对汤米说，“看我的！”
进了大厅后，我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招贴板，又打量了一下糖果机，其实是在趁机透过玻璃门偷瞄里面的工作人员。趁他们不注意，我侧身走到香烟贩卖机旁，夸张地打哈欠，懒洋洋地伸了伸懒腰，心想：看看我！在保龄球馆的大厅就跟在家里一样放松，还是那么的慵懒。投币口就横在我眼前，我只需伸手把10美分投进去，然后拉动贩卖机拉杆。我摩挲着手里的硬币，努力集中精神。当！是金属碰撞的声音。我无望地看着我的硬币滚向地板，消失在贩卖机底下。我趴到地上，使劲儿往贩卖机底下看。这时门“咣当”一声打开了，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还是个大块头。我的心跳突然停止了。耶稣啊！亲爱的圣神、亲爱的圣父啊！请保佑我不会被抓起来！我想他一定纳闷儿一个小孩趴在贩卖机前的地板上干什么。我勉强冲他笑笑，一下子意识到他之所以穿制服是因为他是来送货的。他很快推着满满一推车的啤酒绕过我，进到了球场里面。万一他向球场老板打小报告怎么办？是待在这儿还是马上跑掉？我在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过我能肯定自己是没有勇气再待下去了。
出来后，我向汤米诉说了自己的两难境地。“你真是个笨蛋！”他说。我们俩花了快半小时的时间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有25美分在香烟贩卖机里面，另外10美分在贩卖机下面。比被抓更坏的可能就是别人进去买烟的时候拿走我们的硬币。现在也没法回头了，我们俩只能一起进去了。汤米自告奋勇去够贩卖机下面的10美分，而我的任务是小心提防着工作人员突然进来，并在汤米拿到那10美分后随时准备拉动拉杆。这次的行动比较顺利。汤米很快从机器下面够出了硬币，爬起来后看也没看就直接扔进了投币口。“快拉！快！”他命令道。
我已经吓呆了。“快拉呀！”他大声喊道。
我朝着万宝路的方向拉动了拉杆。随着激动人心的“当”的一声，贩卖机吐出一盒香烟，落在取物槽里。我抓起烟就要往外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汤米也发现了，“哦，不！”那语气就像刚刚目睹了一场事故。
我手里攥着的并不是气派的红白色彩盒的万宝路香烟。我在慌乱中拉错了拉杆，出来的是最近刚上市的提醒人们注意香烟危害性的一种烟，这种烟的尼古丁含量很低。没有比这更让汤米觉得羞辱的了。
“纯蓝？”他深吸了一口气，“噢，天主呀！这是女孩吸的玩意儿！”这真是奇耻大辱。我使劲儿盯着这盒香烟，眼睛一眨也不眨，我真想把它变成男人们才吸的万宝路，就像教士们把普通的饼变成圣体。我们俩就这么一直在那儿站着，却忘了自己还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手里还握着干坏事的证据。“快把它藏起来！”汤米喊道。我把香烟顺着短裤前面直接塞到了内裤里。我们逃出大门，奔向我们的逃逸工具。“慢点儿，不要跑。”我尖叫着，同时撒开两腿比谁跑得都快。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拽过脚踏车，飞跑着，一脚猛地踏上车脚蹬，另一条腿利索地跨上车座。这套上车的动作是经过反复演练的，我们试验过，这是使车速从零提到每小时15英里的最快方法。我和汤米都站在脚蹬上，尽全力使劲儿骑，把一天的怒气全撒在车上了。直到骑过了好几个街区，我们扭过头发现没人跟上来后，才敢放慢速度。就算我选了全世界最“窝囊”的烟又怎么样！我们反正也有烟了，那些大男孩也可以因此接纳我们了，我们也算长大了。我和汤米都坐回车座上，平静地骑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街区，这次我们没有像平常一样撒开双手或者吹口哨、大笑，心里只剩下成功后的喜悦和激动。“纯蓝，”汤米嘟囔着，仍然不敢相信，口气没有之前那么不屑了，而是有了一丝好奇，“该死的纯蓝。”
“真该死。”我说。我们俩都笑了。
从我家那儿穿过伊利大道就是一片长满高高的杂草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节节木制台阶通向卡斯湖陡峭的湖岸，还有一段窄窄的沙滩。某天，那儿可能会盖起一座豪华的医院，但是现在被房主用来存放杂物。我和汤米把这儿当成了世外桃源。这个地方绝对隐蔽，完全属于我们两个人。湖边有棵大树，树干上有个树洞，我们把孩童时代搜集起来的宝贝都藏在树洞里。早几年，这个安全又干燥的洞里没准儿还藏过少女杂志和禁书，还有从大人们那儿偷来的酒和大麻。而这天，它成了收藏我们第一包香烟的绝佳处所。
我和汤米骑着车从保龄球场直奔我俩的世外桃源，把脚踏车在草丛里藏好后就来到了湖边的树洞。我们两下撕掉烟盒表面的玻璃纸，扯开箔纸，一人叼上了一根细长的烟卷。汤米给自己点着了，把火柴递给了我。我们俩吸一口，咳嗽一通；再吸一口，再咳嗽。呛得我们眼泪直流，头也昏昏的。老实说，那滋味并不比乔叔叔吸剩的那一小截幸运牌香烟好受，但是我们就是非要试试不可，那才酷呢。我和汤米每人吸完了一支烟，又分了一支。我们深深地陶醉其中，很自然地想起了我们在学校跟坏小子们学的脏话。
“该死的！”汤米歇斯底里地喊道，“真——该——死！”
“狗屎！”我也大声喊道，“臭——狗——屎！”
“见鬼！”汤米又喊道。
“妈的！”我又补了一句。
“狗娘养的！”
“浑蛋！”
我们就这样一边吸着烟，一边快乐地大声咒骂任何能够想到的脏话。喊声顺着湖水不知飘到哪去了。一方面我们明知道说脏话不好，但却还忍不住想说；另一方面我们对这种无法遏制的冲动又兴奋不已。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向“圣母庇护所”的神父们和虔诚的天主教父母证明了他们给我们灌输的正统思想对我们根本不起作用。
摁灭了烟蒂，我们在手上搓了点儿松枝以掩盖烟味。我们穿过街道回到家，蹑手蹑脚地路过厨房，小心翼翼地经过忙着煮饭的妈妈身边，慢慢地走到楼上的卫生间。楼梯间的墙上挂着圣约翰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他们用无比庄严的眼神盯着我们。我们进了卫生间就赶紧锁上门，往嘴里挤了点儿牙膏，使劲儿嚼了几下。我俩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开始狂笑起来。我们在卫生间躲了一会儿，等尼古丁的臭味散得差不多了，才敢又轻手轻脚地走过妈妈身边。看来我们没有暴露，要是让妈妈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