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邂逅于1947年，那时爸爸刚退役不久。他曾经在南太平洋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四年。相遇一年后，他们就结婚了，几周后母亲怀上了第一个孩子。
在即将为人父母之时，他们做了一个约定，他们的子孙后代，女孩取圣母马利亚的名字，男孩取圣约瑟夫的名字。圣约瑟夫没有享受任何生育的快乐，却承担起了父亲该尽的责任。在我家，圣母“无玷怀胎”是既定事实，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圣神奇迹般地将天主的孩子降临到处子之身的圣女马利亚的子宫中，而可怜但又毫无怨言的圣约瑟夫承担了一切。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
我的姐姐，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被赐予了两个天主教的名字。我的父母在洗礼时为她取名玛丽·约瑟芬，后来简称为玛丽乔。接下来的两个男孩分别叫蒂莫西·约瑟夫和迈克尔·约瑟夫。
在男孩子们降临之前，还有一个夭折的女孩。尽管她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呼吸过，但也被父母赐予了洗礼名：玛丽安。唯一见过这个女孩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尽管只有几秒钟，但爸爸说这个女孩简直就是完美无缺，就像一个洁白无瑕的瓷娃娃。医院对生产的女性都要实施麻醉，当我妈妈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守候在她身旁，极力寻找合适的言辞来告诉她一切。当妈妈睁开眼的瞬间，她脸上的神情让爸爸永生难忘。她满脸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笑容在唇边漾开，睁着大大的眼睛，眼神里充满喜悦的期待。然后，爸爸紧紧地攥着她的手，说：“亲爱的露丝，现在我们的孩子和天主在一起了。”
他们哭了，然后开始祈祷，并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一定是有什么神圣的原因，让这个孩子还没有经历人世间的一切就升往天堂。随即，他们安排了一场天主教葬礼。直到今天，那小小的棺木仍旧静静地安放在安娜堡市祖父母的坟墓中间。
我出生于1957年，爸妈为我取名为约翰·约瑟夫。起先，他们希望我能够和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同一天出生。当我错过那一天后，他们又希望我和圣约瑟夫共享同一天生日，而这个名字对我们家族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我再次错过。当我终于在春季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20日降生后，我便拥有了另一个值得夸耀的资本：我的出生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妈妈亲昵地称我为小水仙花。
从一开始，妈妈的这朵小水仙花就不是一朵受人冷落的壁花。或许是由于每天早晨我吃了过多的克兰奇船长牌麦片——那东西甜得我牙疼，或许是因为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极力想要获取爸爸妈妈的关注，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生来就精力充沛，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控制能力。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会像小龙卷风一样跑过屋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开心尖叫。有时爸爸干脆直接扑向我，将我整个抱起来按倒在地上，任由我的两条腿使劲蹬来蹬去也不放手，直到他确定我安静下来，不会再弄伤自己了。有一次，我在屋子里来回跑，抓来妈妈的扫帚举过头顶，扮演手持长矛的骑士。“给我停下来，马上！”妈妈命令我。我倒是停下来了，不过在我放下扫帚前，它撞到了挂在门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球，无数的碎片像淋浴喷头中的水珠一样散落在我身上。那天晚饭后，爸爸拿出秒表对我说：“小约翰，咱们来场小测验吧，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安静地坐上一分钟。”“不许说话，不许动。”妈妈跟着说。很显然他们确信我办不到。
第一次尝试时，我坚持了二十秒钟；然后，三十秒钟；终于，我成功坚持到六十秒钟，坐在那儿，咧嘴笑着，小脸儿都笑扭了，心想这个新游戏真好玩儿。爸爸按下秒表说：“怎么回事？我输了，他居然做到了！”我立刻从椅子上冲出去，像阿波罗号宇宙火箭进入轨道一样在客厅绕圈，“砰砰”地撞到家具上。
在幼儿园里，老师发现了我的多动，为了帮助我学会控制自己，老师经常让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才让妈妈把我带走，比如那天我用两个手指当叉子戳一个同学的眼睛，就像我最喜欢的节目《三个臭皮匠》里摩尔戳克里那样。那天回到家，妈妈说：“约翰，去拿乔治。”每次我犯错了，她都这么说。
妈妈非常相信体罚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乔治就是她的实施工具。在被赋予名字之前，它只是根洗衣棒，一块约五十厘米长、五厘米宽的薄木板，妈妈用它把衣服戳进洗衣机的泡沫里。“约翰，去拿洗衣棒。”妈妈这么一说，我就明白意味着什么了：后背要挨顿棍子。
有天晚上，爸爸带我们全家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我们四个孩子兴奋得静不下来。妈妈觉得让别的客人听见她用“打屁股”之类的话吓唬我们会很难为情，所以她小声地说出两个名字来。她看着玛丽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们回家后，你想见苏西吗？”从她的眼神和语调，玛丽乔马上意识到让这个苏西来不是什么好事。“不，妈妈。”玛丽乔立刻安静了下来。
接着，她将目光转向哥哥们和我，“男孩们，你们愿意见见我的朋友乔治吗？”说着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尖叫道：“当然！”她接着说：“你记得乔治吧？不记得吗？我那位住在洗衣间的朋友！”我马上就不想见那个乔治了。
回到家，妈妈把那两个名字写在洗衣棒上，作为永久的记号。多年后，即使肥皂水把它们浸得褪色，也仍可以看见模糊的印记：一头是乔治，另一头是苏西。自打那天起，这根打屁股专用的乔治—苏西洗衣棒便成了妈妈有效的武器。通常仅用这跟木棒就可以把我们几个治得服服帖帖的。打玛丽乔一般用苏西那头，我们男孩用乔治那头。尽管妈妈只是疼爱地轻拍我们（爸爸对体罚没有半点儿兴趣），那根洗衣棒还是让我们闻风丧胆。不过这招对我并不是很奏效，我会在裤子里塞好几本《国家地理》以减轻疼痛。我自以为聪明绝顶，可一旦妈妈发现后，就会把目标下移，用棒子瞄准我的大腿。
我们住的街区叫“港丘”，尽管这里没有丘也没有港，只有临街的两条平缓的坡道和一个用推土机在两个小山似的丘陵之间推出的小小的人造码头。
码头连接的水道直通底特律最大的内陆水体之一的卡斯湖。毋庸置疑，它也是港丘的最大卖点。港丘由三条等级不同的街道组成。这种等级是根据距离水域远近而划分的。实际上，只有住在滨水地带的人们才能有幸从他们的房间里看见卡斯湖。这些房子又大又气派，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住在这样房子里的人都来自地位较高的阶层，他们是医生、律师和企业老板。而这一带未濒临湖畔的其他住家，很多人像父亲一样从事中等收入的职业，例如制图人、保险代理人和水管工，当然还有机械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包括我爸爸，都是被底特律三大巨头公司——通用、福特或者克莱斯勒汽车之一所雇用的。距离湖区越远，房子就越寒酸。
但是，在港丘有一个没有等级差异的地方，那就是“外区”。
外区是一片环绕在码头周围的绿色公共区域，虽算不上一个公园，但是比未修剪过的草地要强得多，它在湖区占地达几万平方米。开发商专门留出这块绿地供邻里聚会之用。无论你住在街区多么落后的地方，你仍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湖前空地。这里有大片的树荫，用来野餐的桌子，最让人兴奋的是还有多石的湖滩，有木筏和用绳子围起来的潜水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劳动节期间，孩子们一醒来就会来这里玩儿。这儿并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新奇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湖滩，但却是关键所在。这个小港通常被叫作“潟湖”[注：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旁边有摇摇晃晃不怎么结实的木造码头，街区的每户人家都能按照分配使用码头的一侧。当你在港丘买了一栋房子时，你拥有的不止是一个七百多平方米的郊外住所，也等于你不花分毫就拥有了湖区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游泳、晒太阳、滑船和野餐，享受拂面而来的凉爽湖风。成长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的父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像所有善良的父母一样，他们替孩子想很多。他们用几年节省下来的钱把我们带到世外桃源般的湖滨。在美好的夏日里漫步于湖滨，很难相信这里离冒灰烟的庞蒂亚克汽车厂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到了夏天，我们除了游泳还是游泳。我和哥哥姐姐很快就成了真正的两栖动物，待在水里和地面都来去自如，舒服自在。对此父亲深感骄傲。他在内陆地区长大，在珍珠港战役后加入海军时才学会游泳，而且游得不是很好。而对于从没学过游泳的妈妈来说，这简直太难以理解了。但是夏天并不是我们聚到外区的唯一季节。冬天，我们把潟湖上的雪铲掉滑冰，直到腿酸脚麻。我们白天滑，晚上还滑，用一盏装在电线杆上的泛光灯来照明。有时，父亲会在冰旁生火，我们围着火聚在一起，一个个冻得直流鼻涕，红着脸，呼着哈气。春秋时，这一带的几十个孩子还会再来这里，闲逛、偷懒、浸湿鞋子、扔沙子以及用石子打水漂。每当复活节时，人们会在这一带寻找彩蛋。劳动节时，这里会有一年一度的港丘野餐和装饰一新的自行车游行。有比赛，有热狗，有零售的无醇饮料，更棒的是，还有炭烧奶油玉米。父亲边烤玉米边玩游戏，母亲做家常便饭和甜点。
然而，卡斯湖仅仅是吸引我的父母来此定居的一半理由；另一半更强有力的理由是这里可以得到圣母的庇护。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笃信用天主教方式抚育孩子是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只意味着每个周日的弥撒（孩子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父母尽可能每个周末都带我们去），它还意味着要接受忏悔、享用圣体、执行坚振礼的圣事；意味着傍晚默念玫瑰经和在耶稣受难图前祷告，接受祭童训练和熬夜参加圣诞节子夜弥撒；意味着在圣灰星期三用灰涂抹前额；意味着接受天主教育，即遭受圣弗历克斯的修女们厉声训斥、揪头发、拧耳朵等传统习惯和一张张板着的面孔。妈妈和爸爸非常确信一点，那就是修女们可以培养好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房子和圣母庇护所隔着两扇门。我母亲站在起居室的窗户旁就能看见我们穿过后院，直到走进校园的后门。他们勤奋工作，非常节省，才使我们搬到这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后悔把钱花在这上面。他们确信，这儿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居住地。我们邻居中有许多人都像我的父母一样，信仰天主教，这里对他们来说具有双重吸引力。
湖滨和教堂构成了我们小世界的全部，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这两个地方进行。我们不是待在湖边，就是待在圣母小学或者圣母堂，不是在等着忏悔，就是在户外踢足球和打棒球，要么就是骑车在湖滨和教堂之间来回跑。
说爸妈是天主教徒，还不能贴切形容出他们对天主教炽热的爱。在他们看来，他们首先是天主教徒，然后才是美国人，再来才是夫妻和父母。刚结婚那会儿，他们的感情就是通过彼此对耶稣和圣母的虔诚而变得更加牢固的。他们最初的约会活动就是做弥撒、念玫瑰经。小时候无数次地听妈妈讲这个故事时，我只能干坐着，瞪眼瞅着她，心想，天哪！世上最古板的父母怎么就让我给遇上了。
为了寻找乐趣，我和哥哥姐姐有时数屋里到底有多少座圣母像，曾经一次数到四十二个。每个房间都摆满了这样的小雕像。除了圣母像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耶稣像，约瑟夫、施洗者约翰、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及大量其他圣徒和天使的肖像与之为伴。你到我们家来，就会发现十字架无处不在，不管是吃早餐、刷牙，还是看电视，痛苦的天主之子耶稣都通过十字架凝视着我们。此外，家里还有大量神父赐福的蜡烛、圣水和棕榈叶。诵经的念珠撒满在烟灰缸和糖果碗里，我们简直就像住在宗教商品店。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备用的圣体箱，里面有一个内衬紫色天鹅绒布的橡木盒，盒里装着一个银质圣杯、一个放圣餐饼的银盘，还有两个烛台和一个十字架。我无从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但是看起来很正式，可以直接服务于那些想在客厅桌子前念弥撒的神父。这种事发生的次数超出我们的想象。
妈妈经常邀请神父来我们家。只要他们来了，妈妈就会邀请他们为大家祈福，带领祷告或者主持弥撒。神父知道随后就可以品尝妈妈做的家常菜，所以很少拒绝。妈妈厨艺绝佳，她允诺的美味大餐真的可以吸引几个大主教。我们这些孩子视他们为摇滚明星，轮流弯下双膝亲吻他们手上的戒指。这得益于我妈妈有两个兄弟是神父：乔神父和温神父。特别是在夏季，他们经常带着其他神父朋友来我家，在湖滨放松享受。这样看起来，神父来我们家的日子比不来的时候要多，这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奥德茨神父、教友麦吉甚至舒斯特主教和我们一起用餐简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这个家庭有很多种角色，但首先我们是天主教徒。在父母对我们四个孩子的所有期望中，唯一亘古不变的就是：成长在一个信念中——终身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