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决定先从儿歌入手查起。联系他遭到群众围攻的事，他觉得回水坨大队不光是刮资本主义单干风那么简单，里面的问题还复杂着，水还深着呢。于是他决定派人把杨永国找来，了解一下这些天他调查得如何。可杨永国对周健提出的问题一个都答不上来。周健很失望，很生气地批评起杨永国：”是不是认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地主富农都改造好了，可以放心大胆地睡觉，眼睛里看不到敌人？“接着他又提高声音说道，”同志，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我们不能丢。什么事情都要用这个观念去考虑，我们的敌人可一刻也没睡觉。尽管我们斗争几十年，他们是雷打苦竹根不烂，火烧芭蕉心不死。你想想，土改时分了他们的田地房屋，他们能安心吗？他们时时都在想夺回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越快，政权越巩固，他们就越是心慌。对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他们都是怀恨在心的，急于从各个方面搞破坏和捣乱。特别是对我们坚持的集体生产这条社会主义道路更是恨之入骨，总要千方百计地出来搞邪门歪道，使你在这条路上走不顺心、走不顺畅。作为党的农村基层支部书记，带领全大队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能够对付和辨清任何复杂情况下的阶级斗争。没有这种本事不行，功夫不真也不行。否则我们就不能及时地揭穿敌人的阴谋和进行有效的反击。像你这样，光拉车、不看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不行的。同志，社会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壳也要复杂一点，不管什么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鼻子灵一点，政治敏锐性高一点，才能把敌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楚。斗争越复杂，越要保持冷静，这样才不会上别人的当。
“任何人无论要做什么事情，都得先造舆论，才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石头翻身的儿歌正是这些人在造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这段时间大队上出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难道是偶然的吗？没有联系的吗？没有人在背后操纵指使，群众敢围攻共产党的公社党委书记？能很快地自发聚集起那么多人？”周健说这些，目的是要给杨永国敲个警钟。见他一副目瞪口呆、茫然不知的样子，周健接着说：“前面发生的这些事件就是严重的、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
周健一口气地只管说下去，杨永国也只是点头，表示回去一定再和工作组进一步在大队追查儿歌的来源。
杨永国从周健那儿挨批出来，便往黄有新屋里走去。他用手推了一下他们家的门，门只开了一道缝，里面像用什么东西顶着。他又一推，门开了，却没有人出来。杨永国一边往里走一边喊：“屋里有人吗？”
“干叫唤”在里屋听见有人推门，连声地朝外边问：“谁？”
杨永国跨进门，手一松，门自个又关上了。他一看，门背后吊了半个大磨盘，足有十多斤重。要想进门，只能用力推，推的力大，门开的缝就大，推开的缝不超过一定的角度数，石头的重量会自动把门关上。
“干叫唤”刚带脏字骂了一句：“谁进来问起不开腔，嘴里含了棒槌咋的……”她见是杨永国，忙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满脸窘态地说，“是支书大人啊，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了。你找我男人有事吗？我给你叫去。”
乡里人有个习惯，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外人来找一定是找这家当家的，所以“干叫唤”认为杨永国是来找黄有新的。只见她转向屋里说：“快出来，不知在磨蹭啥？支书找你呢！”她的声音扯得特别大，表面是忙着在叫人，实际上是在给男人报信。
黄有新正在里屋往口袋内装米，准备拿到黑市上去卖。听见婆娘在外边喊支书来了，忙把口袋往床底下一塞，双手在罩子布上乱抹乱擦。等擦掉手上的米灰后，他就出去见支书。
杨永国继续往里走，刚才在周健那儿挨了训，还在气头上。听了“干叫唤”的问话，好像自己就不该来她家似的，便不客气地说：“我不但找他，还要找你，你两口子都脱不到干系。你知道我是无事不串门的，我不说你俩也清楚找你们干啥！”
“干叫唤”见杨永国的话来得陡，说话的语气、势头和以往不同，知道今天准没好事，只好跟在支书后边心虚地往里走。
黄有新出来正好迎住支书，忙招呼他到吃饭的大桌边坐。他猜支书一定是为分麦子的事来的，他早就估计到这事还没完，队上要找他的。现在追到头上来了，他不免心虚，有些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