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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盛产美女的非洲角

这事本与塞拉利昂无关。塞拉利昂本国自己的事——有关疾病等灾难已经够折腾的了,比如艾滋病、疟疾、霍乱等,常随时侵袭全球“十大最穷国家”之一的塞拉利昂。中国医疗队的队员告诉我,他们去之前不会相信一个国家的首都、人口达百万之多的城市,竟然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晚上大街上没有照明灯,自然也不会有交通警察什么的。不过,他们的首都大街上有开着坦克的武装军人,拿着冲锋枪的反政府武装,举着大刀横行霸道的暴徒……当然还有很多朝你笑嘻嘻招手的妓女,但你敢去亲热吗?小心艾滋病!

如此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却蛮出名。我想恐怕与下面三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是这个国家曾经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贩卖黑奴的主要来源地,也就是说,世界上著名的黑奴交易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错,这个地处非洲西部,北、东北与几内亚接壤,东南与利比里亚交界,西、西南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约485公里,国土面积7.2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家,却在1000多年前就是黑色人种的家园。据说,在25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关于人为什么变“黑”的提问,似乎没有科学的结论,多数说法是因为环境的影响,非洲那儿光照太厉害,把人晒黑了,遗传下来,一代又一代,最后就变成彻底的黑色人种。这是我们普遍认为的古老传说。但塞拉利昂确实是黑人的古老家园,所以这里的黑人美女其实在世界也很出名。我曾到南苏丹去过,发现那里的年轻黑女人,真的是太美了,身材、五官,绝对标致,但她们的家里什么都没有,穷得只有几根草秆,但她们就是美,绝美的,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塞拉利昂和其他邻国比如几内亚等都是靠着大西洋,自然环境也非常原始、秀美,如果不是战乱和热带病盛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堂。

黑人兄弟姐妹们在此自由自在地生活了1000多年后,15世纪中期,喜欢航海的葡萄牙人不请自来,他们在弗里敦河口北岸建起了要塞,一直到19世纪中期。那个时候的葡萄牙人主要在这里进行奴隶贸易,并且十分活跃,成为欧洲奴隶的主要来源地。后来英国人在此得势,贩卖奴隶的势头更加疯狂。美洲被发现后,黑奴开始流入到新兴国家美利坚、巴西、阿根廷等。这是后话。1787年,在废奴主义者的压力下,弗里敦慢慢建起了一个“奴隶集市”,后渐渐变成一个城市,以供那些原先准备贩卖到伦敦去的奴隶们生产、生活。“首都”就是这么建起来的。英国人一直统治到1961年4月27日,塞拉利昂宣布独立。

塞拉利昂,这词在最初占领这块领土的葡萄牙人语言中,是“狮子山”的意思,而首都弗里敦在英语里叫“自由城”。

第二件事是塞拉利昂有个反叛武装闹腾了几十年,在非洲极其出名,联合国曾多次干预,却未见效果。领头者叫桑科,出生于塞拉利昂的吉米部落。说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这位叫桑科的奴隶后代,1956年参加了英国皇家西非部队,到英国接受过无线电报话员训练。出道前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陆军下士,还干过婚纱摄影。但在1991年3月,这位擅长摄影的前陆军下士福迪·桑科,打着“反对独裁”和“民主改革”的旗号,领导“联阵”扯旗造反后,竟然一举成为可以左右这个国家甚至让非洲许多国家屈服于他的领导者,联合国对此人也十分头痛,常常无奈,并吃过大亏。

第三件使塞拉利昂名声大震的是,好莱坞拍了部巨片,叫《血钻》。别看塞拉利昂是个小国,但它的资源和矿产极其丰富。尤其是钻石,储量达2300万克拉,而且质量上乘,使这个贫穷落后的非洲小国,以抢夺和霸占钻石为目的战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桑科崛起和存在那么长时间,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带领的队伍占领了拥有大量富产钻石原矿的边远山区地带。

本人没机会去这个国家,但却很想真实地了解一下“血钻”之乡到底如何?否则也无法想象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战斗有多艰巨!或者说,那里真的像人们传说得那样落后无比?

据说,第一例“埃博拉”病毒从几内亚传到塞拉利昂的时间,是2014年5月26日这一天。

感染者是一位刚流产并发着高烧的年轻女性,她被送到塞拉利昂东部的凯内马政府医院。当时的医生怀疑她感染了当地流行的一种拉沙热(Lassa fever)病。由于之前邻国几内亚在几个月里一直吵吵着流行“埃博拉”病毒,所以这个医院的医生也给这位女性患者测试了一下是否携带“埃博拉”病毒,结果呈阳性。由此,这位女患者成为塞拉利昂有医疗记载以来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专家们后来对这位女患者发病史进行了追索,调查发现,她病发前在家乡出席了一位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医师的葬礼,与她一起出席葬礼的人中竟然先后有13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专家断定: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是从这个“根”上引发的,而且它一发而不止,差点把这个弱小的国家给灭了。

“这里的热带传染病太多了,所以如果不是形成疯狂的后果,一般不太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埃博拉’最初袭击塞拉利昂时,他们确实也没有在意。”中国驻塞大使赵彦博到塞拉利昂履职才几个月,几内亚就暴发了“埃博拉”疫情。“老实说,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在2010年,这个国家还暴发过一次霍乱,死了300多人。谁也没有料到邻国的‘埃博拉’能比三年多前的那场霍乱更可怕。”

赵彦博大使在5月份与塞拉利昂卫生部部长见面时曾经提醒过对方,应当注意加强针对几内亚疫情的边境管控。那位女部长友好地回应他:中国朋友的善意,我们一定放在心上。但事实上,整个塞拉利昂对邻国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基本上心不在焉。“我们的人民处在非常饥饿的状态中,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我们政府每天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当地的官员有句口头禅。

正是谁也没有在意或认识“埃博拉”绝杀人类的超强能力,所以最初在塞拉利昂东部暴发的疫区,有时还被认为仅仅是一些看不起病的贫民的呻吟,“无须放在眼里”。更可怕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便是塞拉利昂为何成为几内亚之后传播“埃博拉”最严重的国家的根本原因——他们的一些医生自以为自己可以治疗“埃博拉”。

这个护士叫穆巴鲁·方妮(Mbal Fonnie),她是塞拉利昂东部城市凯内马城医院首席护士。方妮确实是位非常出色的护士,她照顾过的出血热病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多,因为这个城市是有名的拉沙热病多发地,而方妮护士过去就在这方面比谁都要强。但这一次她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不仅连自己的生命一起搭上了,还害了整个国家几千条生命。方妮本人并没有不道德的地方,她也是一位无辜者和“埃博拉”的受害者、牺牲品。她的错,在于她过于自信,以为送进医院来的发热者还是以前的拉沙热病患者,因此当那个怀孕的妇女住进医院后,方妮带领护士们来到病房,按照以前护理拉沙热病人一样的方法照顾患者,结果方妮传染上了“埃博拉”,她很快死了。死后,方妮的葬礼很隆重,她的护士同事并不知道她患的是“埃博拉”,她们几乎全体出席了方妮的葬礼,并按照传统习惯,在方妮的尸体上不停地抚摸,这是葬礼的一种必要仪式。结果整个医院、整个护士队伍的多半人都死掉了。7月29日,当首都第一例“埃博拉”感染者出现在中塞友好医院的前一天,暴发“埃博拉”病毒的塞拉利昂东部城市凯内马医院德高望重的塞拉利昂首席“埃博拉”专家舍克·汗医生,在拯救100多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后,自己也不幸被感染而身亡……消息传出,凯内马举城恐慌。因为人们发现:“埃博拉”病毒才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官员还是平民,只要是人类,只要有机会,它都会毫不留情地追杀你,直至死亡。

接近7月底的一天,凯内马城里又一位年轻的女子感染上了“埃博拉”。她是当地的富家子女,感觉连续发烧不对劲的她立即意识到可能染上了传说中极其可怕的“埃博拉”,吓出一身冷汗:“身体坏了”“要死了”——所有比她早一两天发热的人都死了,于是这个女子感觉情况不妙,便极度紧张。“再被送进当地的医院也是死路一条。”怎么办?找最好的医院去!塞拉利昂最好的医院在哪儿?肯定是首都弗里敦。弗里敦的医院哪家最好?塞中友好医院最好!那里有中国医生。中国医生顶好!那个女患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听到了上面这一切。

“到了!上帝保佑我……”2014年7月底的一天,这位患者在无任何防御的情况下,自己闯进了首都,闯进了首都最好的医院,闯进了中国医生与塞拉利昂医生并肩战斗与工作的中塞友好医院(塞方称“塞中友好医院”)。

这一天,我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原计划回国休假,前一两天已经同夫人一起订票打包准备出发了。31日当晚,他在官邸宴请塞国外交部部长,作临别时的一次小聚。当两人兴致勃勃地讨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话题时,突然使馆来电话了。

“什么?‘埃博拉’来啦?多少人与患者接触?”听电话的赵彦博大使大吃一惊,忙问。

“共17人,我们中国医疗队的有7人,其中一位22岁的山东护士,她是新来的,是她最初接收那个患者的,而且她……”

“你不要再说了!”赵彦博大使一听情况万分危急,立即打断对方的话,命令道,“你马上通知医院,所有与那位患者接触的人,全部隔离,立即隔离!”

“那……塞方还有10人接触的怎么办?”

“当然一起隔离嘛!”

“是。我们马上去执行大使的命令。”

“怎么回事,大使先生?”塞拉利昂的外交部部长一看大使的脸色不对劲,问道。

“‘埃博拉’进入你们的首都了!而且已经极可能传染到我们的中塞友好医院,现在初步了解了一下,共有十几个人接触了患者!”赵彦博大使心急如焚。

“啊,我立即回去向总统报告!”塞拉利昂外交部部长说着,转身就出了使馆。

在这之前,塞拉利昂已经有几十例“埃博拉”感染患者,但因为都在与几内亚的接壤处,加之自5月份后,疫发地几内亚不断传来疫情稳定和平息的消息,所以邻国的塞拉利昂政府就没有在意“埃博拉”对他们国家的影响。如今首都突然冒出疫情,且在一夜之间,连续从中塞友好医院传出十几名疑似患者外,又有几十名发热疑似者,总统府紧张了。总统科罗马当晚就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同时他通过总统政府网站发布了告塞拉利昂全国人民书,要求所有人民“采取更积极的手段来对付‘埃博拉’病毒的暴发”。原打算到华盛顿出席“美国—非洲首脑会议”的科罗马总统立即改变行程,专程飞往“埃博拉”病毒暴发地、邻国的几内亚,与那里的总统商讨阻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的措施。总统告全国人民书中特别强调了他将部署部队前去支持卫生部门和专业人员,“对所有发病中心”及“发现有患者的地点和家庭都将采取隔离措施。”同时还宣布,“所有的公开集会都将受到限制,将搜查住房以发现被感染者,议会将被召回,高级官员将被要求取消所有海外旅行,除非是必需的”,而且这些措施最初的实施时期为60天-90天。

“那是因为就在我们的中塞友好医院出现‘埃博拉’病毒患者的最初时间里,首都甚至是总统的卫队里也都出现了感染的患者。总统着急了,措施才这么严厉!”赵彦博大使说。据他了解,塞拉利昂政府过去十年中从来没有采取过如此严厉的“国家行动”。

从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出现的第一例患者到她传染一批医务人员的那一刻起,其实就是塞拉利昂甚至整个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的转折点,随后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速度与局面大有势不可挡、全球危急之态势!

几天时间内,塞拉利昂迅速成为全球“埃博拉”最严重的国家——

“塞拉利昂弗里敦,卫生工作者正从街头一具疑似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的尸体上收集样本。”

“塞拉利昂的埋尸队本周进行了罢工,将尸体抛在该国首都的街头。”

“又一名塞拉利昂医生因‘埃博拉’病逝,成为第5个死于‘埃博拉’的塞拉利昂医生。”

“医疗援助团体‘无国界医生组织’高级协调员表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肆虐,多个村落惨遭灭村,全球‘埃博拉’死亡人数恐高过官方数字。”

光看看当时非洲和世界各大媒体上有关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的这些报道,便会令人毛骨悚然。而我们的中国医疗队却身处疫情的最中心,其情其境,确实“怎个了得”!

赵彦博大使的一封封“特急”电报通过大使馆的内部机要室直发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而这些重要的“埃博拉”疫情报告也即时到了中南海、国防部、卫计委、公安部等。由国家卫计委印发的“我国防控和治疗‘埃博拉’方案”也迅速发往各省市自治区,时间:2014年7月31日。

一天也没有耽误。半天也不敢耽误。全世界都在密切和紧张地关注着西非国家特别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那里的疫情似乎已经完全失控,传染和死亡的数量每天都在以几百、几千人的数量上升,且丝毫没有减速的趋势。

中国是近13亿人的人口大国,如今每年1亿多人次出入境,尤其到非洲务工和做生意的人,足足有千万人次!这千万人中能保证没有一两例带着“埃博拉”?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等谁不记忆犹新?那也是香港的一位老兄将病毒传染到了广州,然后再有人把它带到了北京,由此引发一场空前的疫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不会让这样的瘟神进入国境,害我国民。但可恶的“埃博拉”病毒,远比“非典”厉害。

苍天有眼,此疫走向让世界各国都在紧张地关注。

“要尽一切可能,确保我医疗队员的生命安全!确保我在非的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同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当地防治‘埃博拉’。”赵彦博大使接到国内的指令是两个“确保”,一个“力所能及”。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使馆简直忙翻了天。”赵彦博大使说,“刚去赴任时,下飞机后就是摆渡,天黑,又加上是黑人兄弟帮忙摆渡,折腾了几个小时才从机场到了大使馆,就像逃难似的,哪有半点赴任的大使样!我妻子一路上不敢吱声,到了使馆她才抱怨道:亏你是个大使呢,还不如邻居拉犁的老伯呢!这就是塞拉利昂。但它又是我们中国的好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跟我们从来说一不二。从1971年建交的几十年来,两国友谊是全天候的。对这样的非洲兄弟,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国都是责无旁贷。面对‘埃博拉’疫情,我们同样如此。”

“弗里敦遇到的‘埃博拉’袭击和暴发疫情,几乎是在完全不设防的情况之下,更何况就发生在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地方,而且接收首例‘埃博拉’的医务人员就是我们一个来非洲才几天的新医疗队队员,那女孩也才22岁,啥都不是太懂。病人来了,她也不知道啥是‘埃博拉’,看对方又发烧,又呕吐,就照着发热普通患者去照顾,帮助办理入院手续,测量体温等等,那患者呕吐时,我们的那位山东姑娘就在病人旁边,还帮助去处理污秽物。她干完活又回到中国医疗队队员中间,回到医院的医务人员中间,如此一个又一个交叉接触,你说不是要命吗?”赵彦博大使说,当初有人向他汇报这种情况后,“我的头‘嗡’的一下要炸了!怎个了得嘛!”

“埃博拉”在当时的塞拉利昂首都,其实也是个陌生的病,“遥远的传说”而已。所以这位从东部城市逃到中塞友好医院的女患者来到医院时,一起与我山东籍医疗队出诊的还有几位塞方医生和护士,初诊的结果是“肠梗阻”。之后便办了入院手续,但在凌晨两三点时,女患者死了。

一个生命在病中突然死去,这在落后的非洲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当时中塞友好医院的值班人员并没有当回事。可第二天上午医院里突然来了一帮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人,说那个女患者是逃离而来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一下把全医院的人吓坏了:天,恶魔到咱首都啦!

医院立即一片混乱,有人想跑,有人在哭。“所有人必须留在医院,一个都不能离开这儿!”持枪警察和军人堵住所有出入口,不许任何人随便进出。不一会儿,又有一批全副武装的“收尸队”人员赶来,他们小心谨慎地将那个已经变成“魔鬼”的女患者尸体装入白色尸包内,扔进封闭的专车,随后车子拖着一声声尖厉的喇叭声,消失在旷野中。

“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这些人都跟患者接触过呀!”收尸车走后,被禁闭在医院里的人顿时像困兽一样不知所措,紧张而慌乱。

“保持秩序!万不可乱!”

“所有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全部隔离!立即执行!”

赵彦博大使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这突发危急事件出来后,第一反应就是尽快想办法“切断”与病毒源接触过的人。他的命令在第一时间传达到了中塞友好医院的中方人员中间,同时又通过中方医疗队取得塞方医院负责人的一致同意。

此刻的医院门墙紧闭,不得随便进出。

“隔离!”“与‘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接触过的所有人员全部隔离!”

“一、二、三……天,共17人哪!”一数,中、塞方医务人员共有17人需要立即隔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预防措施建议中的要求,凡是与病毒传染者有过接触的人,一般需要三周的隔离观察期,也就是说,必须经过21天的观察,检测结果未见异常时方可解除传染危险。

“21天?”“天天等着上帝的判决?”有人一听就恶心呕吐,甚至出现虚脱。

“必须保证隔离的人有个健康的身体,否则最先击倒他们的并不一定是‘埃博拉’,而是自己的心理……”那时刻,驻塞大使馆就是我援非前线的指挥部,大使赵彦博则是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话就是命令。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复杂了。”赵彦博大使说,“隔离后的当天,我就到医院去看,那一幕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惊险:我们的7个人连同10个塞方人员,共17人,每人一间房子,像关禁闭似的,与外面隔着门,我跟自己的医疗队队员说话只能隔着铁门,远远地对话。老实说当时都不知道说啥好,我能做的就是把使馆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随时可以与我和使馆联系。那个时候我感觉虽然我们的医疗队队员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哭泣,但在我离开的那一刻,他们的眼神告诉我,其实心里都十分紧张。这不是坚强不坚强的问题,谁遇到了这种要命的事,都会异常紧张。要知道,就在这个当口,塞拉利昂的总统卫队里也有人感染上了‘埃博拉’,你想想看:当时的塞拉利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谈虎色变!谁要是染上了‘埃博拉’,谁就等于被宣布了‘死亡’。你说怕不怕?”

塞拉利昂的总统也开始害怕,整个塞拉利昂都处在恐惧之中。中国驻这个国家的大使馆也不可能平静。

“我们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平时有四五千人,几十家企业,这些同胞一旦染上了‘埃博拉’更是大事,他们把病毒带回到祖国就麻烦了。我们使馆的责任就是要确保这些同胞一个都不能染上‘埃博拉’。但谁能保证做得到这点?”赵彦博大使紧皱眉头,说,“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是通往外面的航线都断航了,就是想回国的同胞也搭不上飞机。最后我们打听到比利时的航空公司还有进出塞拉利昂的,于是就赶紧帮助同胞买票或联系包机,结果都失败了。那时一张机票就是一条命,命能买得到吗?所以当时可谓‘一票百人求’。既然在当地买不到票,我们就请国内帮着订票,还真成了!最后150多名同胞就是这样回到祖国的……”

赵彦博大使告诉我,在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2014年“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暴发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心惊肉跳的“要命日子”:“光向国内发的电报就达300多份,尽是疫情和建议。”

我知道这些“电报”多半进了中南海,为中央决策部署将“埃博拉”疫情阻击在我国境外和帮助非洲兄弟抗击疫情起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感谢苍天!我们那几个隔离的医疗队员在21天后全部安全地回到了大家中间,还有塞方隔离人员,都从死神那儿走了回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8月21日那天,赵彦博大使带着使馆的一大帮人,买了鲜花和许多营养品,专程到医院将中方的7名隔离人员和塞方的10人一并接了出来。

“那场景实在难忘,我们彼此都流下了热泪。”赵彦博大使说。

在“埃博拉”大暴发的那些日子里,首都第一批集体与病毒感染者“亲密接触”的17人无一被病毒纠缠上而重新健康地回到人间。难怪后来许多塞拉利昂人常常会这么说:“有中国人在,就能有好运。”

这话确实后来被一次次证实。不过,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正式到来之前的塞拉利昂并没有那么好运,这个弱小的国家,差不多继7月底、8月初在中塞友好医院连续出现数例死亡和感染病例后,整个首都弗里敦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国家境域内,所受的“埃博拉”侵袭与危害,席卷了每一个城市与乡村,甚至出现了个别村庄集体追杀“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和城市街头乱扔、乱烧病毒感染者尸体的情形。总统卫队里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后,总统府内部也曾几度惊慌与不安,据说总统亲自下令从全国调了十几名最好的医生进驻,结果只调到三名,还是非专业的。

“至8月底,塞拉利昂近一半治疗‘埃博拉’的专业医生在战斗的第一线死亡,三分之二的医务人员受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9月底的报告上这样说。

“乞求你,乞求你们了,如果再得不到援助,我们的国家就要彻底完蛋了!”身材高大魁梧的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先生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身材矮小的东方女性陈冯富珍时这样说。

“总统先生真的这么信任我?”那一刻,陈冯富珍很是感动。

“当然,总干事是世界有名的流行性疾病的防控专家,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你知道,我的国家一直被内战所困扰,加上流行性疾病不断,百姓生灵涂炭,苦不堪言……如今这‘埃博拉’又肆无忌惮,上帝对塞拉利昂不公啊!”科罗马是位社会保险学专业出身的总统,他的期待更多的是国家民生安全和社会发展,在会见陈冯富珍之前,对这位世卫组织总干事的背景作了详细了解。当他得知在2003年香港“非典”大流行时,就是这位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东方女性稳定和抵御了“非典”对香港的侵袭,顿时满怀敬意。

陈冯富珍受感动的是,像科罗马这样如此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的非洲国家的总统并不是太多,她重重地点点头:“义不容辞!尽力而为!”

数日前,也就是2014年8月1日这一天,陈冯富珍携世卫组织数十位官员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四国首脑举行了紧急会谈,并在会上启动了一亿美元的实施“埃博拉”病疫强化响应方案。她在当日的会上声称,在发现“埃博拉”病毒近40年的历史中,当前西非“埃博拉”疫情在感染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及受影响地区范围三方面均为历史最大规模。陈冯富珍警告说,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其造成的死亡、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她接着说,伴着前所未有的疫情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缺乏对疫情准确详尽的评估、医护人员严重不足、部分医疗设施甚至基本水电供应缺乏等。“而最可怕的是,随着全球人口的频繁流动,疫情很难固定在西非一个地区……那是最可怕的后果。”她的这一警告让全世界感到紧张。

美国随即派了三四千人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开赴几内亚,以确保他们在那里的医务人员的安全;法国和英国等派出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与人员再度进驻他们曾经的殖民地;在日本,连一些邪教组织都在声称要“以求天意”,到西非那里“豪取”“最高级人体生化武器”……云云百态,足见“埃博拉”病毒的厉害和除病毒疫情之外的其他国际性危害。

身处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塞拉利昂人,当时他们的感受是:你不知道何人何时会突然倒下,倒下后只有两种选择:上医院是死,强制性地打针与隔离而死;逃离人群躲起来自然死。起初,政府动员所有的疑似患者上医院治疗,后来医院不欢迎患者了,因为他们的医生几乎都被感染并多数死亡,而且被感染的医生再感染患者和亲友与家人,再去感染与这些人接触的其他社会上的人,整个塞拉利昂的疫情暴发链就是这样联结起来的,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直至失控……

阴沉的云笼着星期天,

每时每刻都是我难挨的无眠。

最亲爱的人啊,包裹着我的重重阴影,

已是无际无边。

纵是那雪般洁白的点点香花,

也再难唤醒你。

在那个地方,

黑色的死亡之车已经带走了你。

天使们也不会有意为我还回你……

2014年的夏季,在非洲,在塞拉利昂,无论是在首都弗里敦的酒吧里,还是在乡村斯里本的草棚内,人们都在哼唱着这首匈牙利犹太钢琴家查理斯创作的《黑色星期天》。这首歌被称为“世界最悲歌曲”和“自杀之歌”,后来经黑人女歌唱家Billie Holiday演唱后风靡世界,甚至创造过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因人们唱它而出现了百人以上的连续自杀现象。一度,这首歌在欧洲被禁令演唱,直到作者查理斯和作曲者双双自杀后才算给这首歌的命运画了个句号。现在——2014年的7月至9月,这首歌在Billie Holiday祖先居住的塞拉利昂又一次成为牵动万众的悲情之源。据说在弗里敦街头,就有过一对青年恋人因为惧怕彼此患上“埃博拉”而唱着《黑色星期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双双割腕自尽。在他们的葬礼之后,又有几位年轻人相继自杀。

《黑色星期天》的忧郁旋律,如魔鬼般的声音回荡在西非大地上,让很多村庄与街道变成葬礼的场所。这种情形在塞拉利昂尤为严重和触目惊心。

2014年9月16日的早晨,一轮红日刚刚露出大西洋海岸线,便被厚厚的一片乌云所笼罩,并且严严实实地锁在天际之上。而乌云之下的塞拉利昂则在疫魔的折磨下迎来又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与纪录:整个西非已超过2万人,其中塞拉利昂独占7749人;共有4663人死亡,塞拉利昂约占2000人之多,“而实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世卫组织的人说。

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疫情本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西非记者张威伟报道:在这场与“死神较量”的战场上,一些西非人认为,“埃博拉”是西方人制造的阴谋,因此在一些村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埃博拉”医疗宣讲团的几名成员竟然被当地的村民绑架后用刀子割喉而死,其中三名是记者。“他们的尸体是在厕所里被发现的。”张记者还透露,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痊愈者的血液目前在黑市上疯狂交易,“因为它具有抗疫能力”。

“痊愈者又被杀害的事也已出现……”总统科罗马听说这样的事后,哭了。那些日子,哭的何止是科罗马总统,整个塞拉利昂都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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