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周朝礼制，王城附近天子直接统辖的区域，称之王畿，后来也称京畿。
由王畿外围向远处延伸，划分五个部分，称之‘五服’。
王畿以外方圆1000里内的范围，由天子直辖，称之甸服，每天都要供奉祭品。如果不履行义务，天子就要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过错，这叫以德服人。
向外再扩展500里，分封给各路诸侯，称之侯服。按照规矩，侯服内的诸侯，每月都要进献祭祀品，如果不履行这个义务，天子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命令是否传达。
依次再外扩500里，在诸侯与边疆之间，称之宾服（也称绥服），每个季度进贡一次祭品。
以此类推外扩500里，有要服；继续外廓500里有荒服。这‘两服’，主要是蛮夷和戎狄，他们距离遥远，只需每年进贡一次；新君即位，一生朝拜一次周天子即可。王权的影响力，勉强还能达到。
如果这‘五服’不能按时履行义务，周天子就要自我反省，重新颁布法令；如果颁布了法令，还不履行义务，周天子就要再次反省自己的德行，轻易不会劳动百姓，发动战争。
就跟家长管孩子一样，一家人，多教育，莫打骂。
其实，东周早期，诸侯尚且积极，偶尔来朝拜一下。后来，眼看周平王碌碌无为，诸侯逐渐懈怠，长期不按礼制进贡，王室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郑国是诸侯，位于‘侯服’范围内，按规矩每月都要朝见周王，进献祭品。
但是，由于爷爷父亲的恩怨，周桓王对郑庄公种下了怨恨的种子。他可不像爷爷周平王那么客气，态度强硬，直接剥夺了郑庄公的实权，保留了个虚职。
之所以如此，周桓王也有自己的考虑：希望诸侯不要干涉王室的政务。说白了，周桓王要独立，既然不能控制诸侯，就要摆脱诸侯的控制。但是，没有郑国的支持，王室能有威信吗？能达到令出必行吗？
周桓王的做法，让郑庄公非常恼怒。前文也讲过，他不仅不去朝见，不送祭品，公元前720年，还盗取洛邑郊区的麦禾，作为报复。
这让周桓王更加恼怒，虽然没有出兵讨伐，仇恨却记在心里。
公元前717年，郑庄公朝见周桓王，本想修好，却被羞辱一通，从此再不朝见。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大家谁也不见谁，彼此也相安无事。
公元前715年3月，郑庄公向鲁国提出了以祊邑交换许田的方案，挑战王权，把周桓王气得脸色发青，差点儿得心脏病。5月，就正式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剥夺了郑庄公的全部实权，但还是保留了左卿士的虚名。
由于齐僖公帮助郑国与宋、卫和好，双方关系莫逆。秋季8月，郑庄公放下与周桓王的恩怨，带着齐僖公去朝拜，表明自己尊崇王室。
有诸侯来朝拜，原本应该庆贺的事情，但周桓王的内心，充满怨气。
关键在于郑庄公，自从宋、卫、陈、蔡联合伐郑后，郑国成了四方公敌。‘好汉难敌四手’，一个国家，对付几个国家，非常不利，于是，郑庄公采取了‘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
同时，由于他还担任周王的左卿士，有着先天优势，总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东征西讨。诸侯不知真像，以为是周桓王的命令，一呼即应，特别是齐、鲁，与郑国走得很近。
最可恨的是与鲁国交换田地，闹得诸侯皆知，王室丢尽颜面。
公元前714年，郑庄公以宋殇公不朝见周天子为名，就打着周桓王的旗号，约齐、鲁伐宋。
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动动手指，拨几个数字，就能了解真像。而且宋国是前朝后裔，敢不服王命，更加该打。齐、鲁国君不问真假，立刻发兵，把宋国打得唏哩哗啦。
公元前712年，郑庄公又以周桓王名义，约齐、鲁伐许，几乎灭了许国。
你不进贡、不朝拜也就罢了，却整天打着我的旗号，四面出击，招摇撞骗，把诸侯玩得团团转，有没有道德？加上以前的换质割麦等事件，让周桓王怨气滔天。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他大笔一挥，亲自号召诸侯，联合伐郑，教训一下郑庄公这个大骗子。
当时，作为辅佐的虢公林父、周公黑肩都劝他慎重，慎重，不可轻易出兵，郑国有勤王之功，而且是王室的屏障，不可因小失大。但周桓王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顾一切，坚决要发兵攻打郑国。
春秋时期，周王发动的第一场战争——繻葛之战，就此爆发。
当然，这也是王室对诸侯最后一次主动挑战。之后天下风起云涌，‘五霸迭兴’，王室借着霸主的威风，偶尔风光一把，特别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给王室挣足了面子。
至于历代周天子，都安居洛邑，不思进取，最终成为陪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