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业界普遍认为2007年是网络公民崛起的元年，2008年是网络问政的元年。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做客强国论坛，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此后，温总理、各级官员陆续开始与网民在线交流；各地政府开始搭建问政平台，问计于民；从“两会”问政到微博问政，各种“问政”亮丽登场，网络问政以一种全新的概念广泛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并掀起问政高潮。事实上，这些“问政”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网络问政，而真正的网络问政应该从互联网引进中国开始算起，打自互联网进入中国那一刻起，网民就在开始问丑、问腐、问案，随后这种“键盘加鼠标”的参政议政形式愈演愈烈，最终倒逼政府开始主动问政，实现网络问政双向交流。
一、网民“击鼓告状”式的主动问政形式
网民主动问政，主要是指公民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通过网站空间、博客、电子邮件、公共论坛等方式，对公共事务或公共决策进行利益表达或利益维护的网上行为。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大大推动了民众对涉及切身利益公共事务参与热情的高涨，互联网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低成本使“雪片似的信件”成为常态。一些热点事件被网络舆论高度关注，直接影响政府决策，最终推动一项项政策出台。可以说，中国的网络问政是由网民问政开启的。网民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不断演绎着一段段现代版的“击鼓告状”式案例。
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17日，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逛街时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带回讯问并以“三无人员”的身份被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后后。文章当天被各大网站转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点击率仅次于当年的“非典”事件。“人民网”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后，几个小时内的跟帖就达到了上万条。当天就有网民专门建立纪念孙志刚的网站，几天之内就有25万人次浏览。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最终导致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新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一年，网络民意影响政府决策，首次闪亮登场。
山西“黑砖窑”事件：2007年5月，山西洪洞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这篇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首先出现在“大河论坛”，但被“天涯杂谈”转载后，得到网民高度关注，仅6天点击率便超过58万，回帖高达3000多条，并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成为继孙志刚案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网络个案关注热潮，案件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作出批示，一大批涉案公职人员遭到行政处分，直接致使山西省政府制定颁发了《加强和改进农村用工劳动管理》、《社会治安和暂住人口管理》等11个规章和文件。
厦门PX项目事件：PX是对二甲苯英文p-Xylene的缩写，厦门PX项目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导致厦门PX事件进入公众视野。2007年5月20日左右开始，有人通过手机短信在厦门市民中间传播反对PX项目的信息，该短信结尾还涉及到敏感内容，号召市民游行。在短时间内，该短信被相互转发，愈演愈烈，5月27日，市民中关于该项目的讨论开始大量出现，部分民众积极到各大网站留言板发帖，希望引起大范围注意。6月1日市民集体上街“散步”抵制PX项目，最终导致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
青岛种树事件：2012年3月，青岛市启动植树增绿大行动，消息称，青岛五市七区2012年将投入逾40亿元造林，并在2014年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如此大规模花费巨大的造林工程，青岛市民质疑此举为何未公开征求意见或召开听证会，而“掀掉草坪”改种树、海边种树是否会破坏滨海景观、以及海边种树是否为形象工程等质疑不断被网友提上台面。这场舆论风暴席卷了全国各大网络社区，仅在新浪微博搜索“青岛种树”的相关信息，有关微博超过310多万条。3月19日晚间，青岛市副市长王建祥在青岛政务网上进行了在线问政，因涌进的网友数量过多，青岛政务网一度瘫痪。青岛发布官方微博充当起发布平台，将市长回答的网友问题逐一上传。在一片谩骂和撒气声中，27岁的青岛姑娘潘琦却以市民身份调查成本，致电政府并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还将自己调查到的有关情况在网上公布，其“理性维权”之举赢得了各方赞许，成为普通公民进行网络问政的一个典型模本。
江苏启东民众抗议排污工程事件：2012年7月28日，江苏省启东市数千人冲进市政府大楼，抗议日本王子纸业工厂在启东建设排污设施的南通排海工程项目。据悉，2007年，日本王子纸业落户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市政府为解决王子制纸集团（南通）有限公司日产15万吨废水排放问题，规划了“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作”，准备将南通开发区、启东市等地达标工业废水集中通过管道输送排入启东海岸。由于当地民众仍然担心污水排放会造成环境污染，通过网络呼吁发起游行抗议活动。据称，2007年以来，启东市民曾通过市环保局、信访局、市长信箱、公开信等方式反对项目建设，但诉求未得到满足，最终导致民意大爆发，冲击政府大楼。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授权发布：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
从上述网络公共事件可以看出，近年来许多公共事件，首先发端于网络，然后网民讨论形成舆论热点，甚至演化为线下的公民行动，使得各级领导不得不重视民意，并最终推动事件按民意要求去解决。这种由网民主动的问政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二、政府主动问政的主要方式和渠道
网民的主动问政，影响之大，不得不引起政府和领导的关注，倒逼政府主动来到网络的“虚拟社会”。从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带头在“强国论坛”上与网民互动开始，不少地方一把手也开始“触网”，尤其以广东省委书记每年一度的“汪网会”为典型代表。除此外，一些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微博政务不断涌现，一些地方甚至将“网络问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网络问政的主要方式和渠道有：
（一）领导人主动与网民在线互动访谈。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网络与公众直接沟通，立即引起网民关注，该消息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点击率最高的新闻。从2009年开始，每年“两会”前夕，温总理都会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接受访谈，就重要民生问题与网民在线交流。
不仅中央领导人带头与网民互动交流，部分省市一把手也大胆“触网”，最有影响力的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从2008年开始每年开展一度的“汪网会”，首开地方“网络问政”先河，得到网民高度赞许。据《南方都市报》2012年1月14日报道，2011年第四次“汪网会”，汪洋和五位省委常委一起与网民线上沟通。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容，网友们也很“强大”。网站发出预告不到半小时，就有669.85万人次浏览了网页，11793人留言提问、“拍砖灌水”。另一位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地方一把手就是被网民称为“网络书记”的张春贤。2006年，张春贤在湖南首开先河，征求网民意见并写入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2007年，张春贤在当地知名网站“红网论坛”上实名注册，发帖向所有网友拜年，得到众多网民认可；2008年，他接受网友建议，炸毁了湖南省委大院最后一根燃煤烟囱，成为当地网上的一段佳话；2011年3月，张春贤开通微博，成为中国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微博。
（二）政府以某个政策征求网络民意或以专题进行问政。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重要立法、出台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前，均会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征求民意，典型的有：水电等民生用品的涨价听证会；物权法等法规的征求意见稿。一些争议广泛的决策，往往能够得到网民高度关注。比如，2011年的个税起征点调整。据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信息显示，为期一个多月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征求意见数超过23万条，创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超过以往20部法律草案总和。
专题问题主要是指某个时期针对某个现象的集中问政。典型的表现在历年的“两会”问政上。每年“两会”前夕，新华网以及搜狐网、腾讯网等各大网站相继推出的“总理请听我说”、“我有问题问总理”、“为省部委建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征集”等互动平台，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网民积极参与。普通网民通过发帖子、写博客等形式向“两会”代表自由表达意愿，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两会”代表、委员以及各级政府领导打开了一个了解社情民意的崭新窗口。同时，“两会”代表、委员借助网络渠道，了解民意、收集民意，与网民进行互动，提高了代表委员提案的针对性、有效性。
（三）通过电子邮箱问政。电子邮箱，这个被网民亲切成为“伊妹儿”的网络服务，是互联网最为广泛的应用之一，也被各级政府作为网络问政平台。随着电子政务网的建立，各省、市、县政府部门纷纷开通了“省长信箱”、“市长信箱”、“局长信箱”等。这些电子邮箱的设立，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个投诉收纳库，类似传统时代的邮政邮箱，但它加载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出现了使用更为广泛、反馈和处置更为迅速的新情况。比如，2009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随后全国400多家法院先后效仿。2008年8月广东河源市市委书记陈建华开通的“华哥信箱”因其平等实在的态度受到老百姓的广泛认可，2009年“华哥信箱”更扩容为包括市县区及乡镇领导在内的1020个“公仆信箱”，形成“六位一体”的网络信访平台。广东省河源市纪委、监察局透露，作为河源市开展“网络问政”的主要载体和渠道，该市“公仆信箱”网络平台自2009年开通以来，三年共收到群众邮件50713封，办结49788封，办结率达到98%。
（四）建立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目前，各地普遍在政务网上开设了网络问政平台、民生监督类栏目或板块。主要有人民网的“领导人留言版”、奥一网的“网络问政平台”、红网的“百姓呼声”、烟台商都网的“民声在线”、大河网的“焦点网谈”、中安在线的“民声在线”等，还有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人民网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的“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版”。人民网的“领导人留言板”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形成完整的中央、省、市、县4级架构。
（五）通过微博政务问政。2009年下半年，湖南桃源县官方微博“桃源网”出炉，成为中国最早开通微博的政府部门。紧接着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微博云南”面世。随后，以“平安肇庆”、“平安北京”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公安微博，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的微博如雨后春笋般开通。据新浪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初，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经超过18500家，其中政府机构微博9960家，个人官员微博8628个，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政府机构、9名官员的官方新浪微博粉丝数超过百万。
三、当前我国网络问政的主要特点
网络问政作为虚拟社会的公众政治参与形式，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威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这种网络问政的运行实践，网络问政这一新生事物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及公众所认知和实践，呈现出日趋完善的良好发展态势。
首先，网络问政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可参与性不断突出。网络问政的最初形式是网民的单方面问政，表现在网民通过一些公共论坛发表对政府决策或一些社会事件的看法，进而形成网络舆论热点，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随着实践的发展，网络问政不再停留在舆论评论阶段，一方面网民更注重参与和互动，甚至网上网下相结合，问政力度空前加强；另一方面，网民问政也推动政府主动问政，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设置了官方的网络问政平台，用于信息发表、征集意见、接受检举、举行网上新闻发布会等，一些有影响力的网站也会经常就热点问题邀请官方人士、专家学者进行在线访谈并接受网民提问。特别是微博应用普及后，各种官方政务微博、官员个人微博，进一步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官民互动程度加深，问政时效性大大提升。
其次，政府主动网络问政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为了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执政考验，减轻互联网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和网络问政实践中不断推进网络问政规范化、制度化。国务院颁布并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公民的网络提案和建议，有关部门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予以回复，全国、省和市级人大以及政协会议的文件公告、代表审议发言、议案提案、表决过程都必须上网，政府官员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也应经常化、制度化，等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相关的制度设计，山西、河南等10多个省区市陆续下达文件，将处理网民留言纳入党委和政府的常态工作机制，广东等地推行网络发言人制度。
另外，随着网络问政的逐步推进，公众参政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与之相关的网络民主、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政治学问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使网络问政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期望。
四、当前我国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
随着网络问政的深入发展，网络问政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网络问政的现有成效与未来拓展。
（一）网民问政与政府问政各行其是，无法交融共进。一方面网民希望通过互联网积极向政府表达意愿和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也积极响应，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但是，政府的网络问政平台，更多侧重网民的微观问政，主要是些个案投诉处理。认真梳理近年来发生的公共舆论事件可以发现，但凡是热点事件，其源头、发展均不是来自政府的网络问政平台。网民问政与政府问政可以说是各干各的，无法交融共进。究其根源，主要是网民对政府问政平台不够信任，导致网民监督、质问政府的多，主动献策、合理提议的少；网络问政平台运作也不够贴近民意，沦为政府宣传、教化网民的平台，无法有效地汇聚民意，更不能成为民意互动、激辩的场所。
（二）政府问政平台运作成效欠佳。政府问政平台虽然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后续的管理、运作才是关键。从近年政府问政平台运作情况来看，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主要停留在“发布信息”和“听政”上，政府部门很少参与交流，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回复较少；一些政府部门对网民的意见或充耳不闻，或回答网民的咨询时态度粗暴，甚至将网民的帖子直接删掉。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在其官方微博“政务微博观察”中提到：“当前政务微博群体中80%患上了‘痴呆症’，既‘盲’又‘聋’，自言自语。”对于网民反映和咨询的问题，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要么没有及时回复，要么推诿拖延，甚至“已阅”、“没时间跟你闲扯”等雷人语录，这样的问政平台自然没有“市场”，并逐渐演变为某些政府部门的形象工程，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三）网民代表民意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当前我国网民呈年轻化的显著特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过去五年，30岁以下网民始终占多数；从网民评论来看，有的网民纯属跟风，或对一些政治现象冷嘲热讽，真正利用网络参与政府决策、提供有利建议、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网络水军”对网络事件的炒作、微博“僵尸粉”的存在，对网络民意的客观反映形成“干扰破坏”甚至达到左右个别话题舆论走势的地步。因此，网民代表民意的广泛性和真实性问题，也是网络问政过程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四）政府主动问政“重微观问政，轻宏观问政”。从目前政府主动问政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微观问政上，即注重解决网民个体诉求，体现在网民个案提问、建议、投诉帖子的搜集和处理；对于具有行业普遍性的多数人利益诉求重视程度不够，包括代课教师、下岗工人等。当然，群众利益无小事，网民的每一个诉求都值得高度重视，都要合法、合理、合情地解答、解决；但从网络问政更应该侧重于中观、宏观的问政，关注社会公关利益诉求，另外，网络问政不单单是简单的问与答，还要让网民参与到网络议政，乃至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来，这方面政府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五）网络问政缺乏必要的配套监管和法制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网络问政还没有长效的监管机制作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制度建设不够重视，虽然有些地方开始尝试加大网络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但缺乏统一的对网络问政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建设与管理；二是网站问政栏目、市长邮箱等问政平台，缺乏运作的监管规章和制度，受网民欢迎的程度不断下降；三是在一些部门，网络问政的管理人员缺乏系统培训，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四是网络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不强，网民意见的办理缺乏有力的督办与跟进，对办理效果缺乏考核评价。另外，对于网络问政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如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国家机密、言论自由与造谣诽谤等矛盾和问题，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界定。[ 《“网络问政”在实践中的困惑和破解之策》，陈纯柱、吴利平著，“干部学习网”2012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