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豪杰事纵横，独有先贤治尚平。
四善见称君子道，一宽无愧惠人名。
——明·包裕《公孙大夫庙》
自从郑国投靠晋国这个大家庭以后，腰杆子突然变得十分有力，伐陈、攻许、侵蔡，把周边小国挨个欺负了个遍，非常嚣张跋扈。
去年（公元前548年）六月份时候，郑国又一次集结七百辆战车夜袭陈国，打的陈哀公哀声连连、怨声载道，惹得晋平公很不高兴，幸得郑卿子产从中斡旋，而子产又得晋新任中军将赵武的赏识，郑国方才无事。
但对于想冲破枷锁，再次与晋争夺对中原一带控制权的楚康王来说，此时伐郑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仅可以打消郑国的嚣张气焰，顺便也可以在情感上拉拢陈国，于是伐吴不成，跑去伐郑。
以楚、秦联军强大的实力，外加失去晋国的支持，郑国应该是不堪一击的，但习惯欺负弱小的郑将皇颉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自信满满的出城作战，结果不出所料——“败，穿封戌囚皇颉”。
但在战事结束论功行赏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同穿封戌争功——楚康王亲弟弟公子围。
职高权重的公子围想冒认俘获皇颉的功劳，说皇颉是由他俘获的，估计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强取豪夺了，但穿封戌性格也是耿直，面对仗势欺人的公子围丝毫不让，两人便在朝堂上争执起来。
楚康王也不能肯定到底是谁俘获了皇颉，于是便请伯州犁出庭作公证人，判定这是谁的功劳。
伯州犁原是晋人，因其父伯宗被“三郤”所迫害才奔楚，时任楚国太宰，是一个善于巴结权贵、只唯上不唯实之人。
伯州犁也很八面玲珑，他不愿得罪任何一方，提议“请问于囚”，让皇颉立于公子围和穿封戌对面，开始庭审问话。
伯州犁抬手向上，高调介绍公子围：“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然后又放手向下，介绍穿封戌：“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
“请问皇颉，到底是谁擒获了你？”
皇颉不是傻子，见伯州犁介绍时的手势语气，大不相同，心里早已明白了他暗示的意思，趁机逢迎，一本正经的撒谎道：“皇颉遇到王子围不敌，大败被俘。”
穿封戌大怒，认为王子围从中作梗，拔出长戈，追着王子围满屋子打，也不管他的谁的“贵介”弟弟了。
而皇颉由于顺着伯州犁的暗示去回答，讨好楚国当权者，不久便得到了释放。
伯州犁虽然讨好了公子围，但公子围并不买账，篡位之后对伯州犁不放心，把他杀了。
后来，人们将这个通同作弊、溜须拍马、故意颠倒是非的事情加以故事化，形成一个成语——“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绝不是望文生义的猥亵之意。
楚国伐郑，收到良好的国际效益，原来被郑国欺压的小国纷纷找上门来，让楚康王替其报仇雪恨，许国就是其中一个。
许国国小兵微，是郑国实战演戏的最佳对象，受尽欺压无数，许灵公见楚军将郑国打的酣畅淋漓，顿时扬眉吐气，亲赴楚国贺喜，并请援兵伐郑。
楚康王觉得，才打郑国不久，如果再去打似乎有点不妥，便未答应许灵公的请求，许灵公不干了，赌气了：“不兴兵打郑国，我就不回去了，就算死，也死在这里。”
“八月，卒于楚。”
楚康王见许灵公果真不是开的玩笑话，一下子真的死翘翘了，无奈之余无不感动道：“这下可好，不伐郑，怎么给诸侯们一个交代？”
十月，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
这一次伐郑似乎比上一次更加顺利——攻打郑都南里门，顺带将城墙拆了；又从乐氏渡过洧水，进攻师之梁的城门，俘虏九名大夫，顺风顺水，丝毫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楚康王很纳闷：“郑国怎么了？”
这一切的因果都缘由一个人，此人也是被后人誉为春秋第一人的郑卿——子产。
郑国曾为千乘之国，后来因晋、楚二国的崛起，便地处两个霸主之间，为两霸所必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但就是这样一个形势下，它仍然坚持过了整个春秋，一直到战国才被灭，这其中，子产有很大的功劳。
子产，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郑穆公之孙，公元前554年为卿，11年后为相。
子产有多厉害？
在那个中国文化史最为辉煌灿烂的春秋时代，人才辈出，能征善战的英雄、纵横捭阖的谋士、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数不胜数，清代著名史学家王源却偏偏将子产推举为“春秋第一人”，应该有很多人不服。
但不可否认的是，“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让饱受战火和内乱摧残的郑国井然有序——“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司马迁）
孔子也给了子产最高的评价：“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古之遗爱也！”
当然，子产的当国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政伊始，他便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郑国变得强大？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从军事和教育着手，他认为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国家的整体实力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不久，决定发展军事的子产便面临一个问题——严格来说是两个问题——没钱、没兵。
没钱好解决——改革。
从政的第一年，子产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为田洫”），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对所有土地进行全面的控制与管理，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
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地主阶级用以进行劳役剥削的“田”，全部划归国家管理，迫使其以实物剥削的方式，取代长久以来的劳役剥削，变相使他们“丧田”。
于是，子产遭到这些人的痛恨咒骂：“清查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税。‘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子产听到后不削一顾：“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但不久以后，地主阶级惊奇的发现，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从而使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三年之后，他们又歌颂子产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钱有了，兵源又是一个摆在子产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好解决——还是改革。
于是“作田洫”后五年，子产又开始“作丘赋”。
“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山野老林一带，不在城里。
在当时，成为一名士兵也是要通过政治审查的，如果你不是城里人（国人）身份，是没有资格当兵的。
子产大胆打破当时国野分界，把原来只有国人才有资格承担的兵役，扩大到“丘”，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兵源，符合打仗就是看谁人多的战争发展趋势。
这样一来，钱有了，兵也有了。
接下来，便是教育。
当时郑国有很多设在乡的学校，在具备学校性质的同时，乡校也是国人“以论执政”的地方。
对于改革，国人议论纷纷，经常到乡校扎堆，议论国家大事，各抒己见，批判当朝者。
既然是议论，便免不了一些对国家不利的言论，大夫然明担心舆情失控，于改革不利，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
然明知道，对于施政态度，子产实行的是猛政，容不得非议，他曾说过“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对于反对自己的人，绝对不会客气。
被视为中国古代讼师鼻祖的大夫邓析，曾经因为“数难子产之政”，导致“郑国大乱，民口欢哗”，于是子产“杀邓析”。
但这一次，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子产认为百姓早晚到乡校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的表现，他们认为好的做法，我就实行，反之，我就改一下，从某一方面来说还充当了老师的角色，怎么能毁掉呢？
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驱逐出去了。
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对于我们推行改革也不无益处啊。
然明豁然。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可贵的民主色彩，熠熠生辉。
真正让子产闻名于诸侯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536年，始于郑国的法制改革——“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
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
比如，你偷了一个邻居家的东西被捉住，惊恐万分，不知道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个时候，主管司法的贵族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给你量刑，如果你表现好，给你小事化了；反之，往死里整。
子产决心破除这个愚昧百姓的制度。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说，如果子产在推行“为田洫”、“作丘赋”等改革的时候，假设有人触犯了红线，守旧势力便会因为心怀不满故意量刑不准、或者有失公允，就会使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而导致流产。
为了维护、发展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田制和赋税等改革制度，对改革予以法律上的确认，子产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子产这个做法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但同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遭到国内外很多贵族的反对。
晋国的叔向就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表达了“国将亡，必多制”的观念，本来百姓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现在把法律公布了，百姓就会放弃道德的约束来钻法律的空子（“弃礼而征于书”），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犯罪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衰败。
子产的回答也很简单——我知道！
不仅叔向反对，后来的孔子也认为这样做不妥。
孔子一向最重礼仪，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如何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
他认为，礼治的社会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样子，人人诉讼于法律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门不夜关，道不拾遗才对。
他想用礼仪的约束，使充满兽性的个体散发人性的光辉，殊不知，看似古板而刻薄的法条，却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人性最有利的武器。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是要承受巨大压力，才能把礼治演变为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法治。
最后，他成功了！
法律的公布，限制了贵族的特权，直接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人乐安居乐业，国家富强，导致二十多年后的晋国也不得不照搬子产的做法，向民众公开法律。
凡是改革，必是用生命游走在理想和守旧势力之间，一不留神便会身首异处，商鞅是，吴起也是。
这就是子产的厉害之处——不仅把革改彻底了，人还没死。
子产不仅没被触动利益的贵族杀害，连郑国爆发良驷之争的时候，政敌也没有杀他，还舍命保他：“子产仁人，郑国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
因为郑国处于晋、楚两霸之间，不管谁当政，都绕不开一件重要的事情——外交。
弱国无外交，在外交方面，子产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并极其强调国权，努力维护祖国的尊严，这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是极难做到的。
他凭借对各国情形的洞察，以优雅的风度、机智的言辞，在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中，不屈不挠地与大国交锋，为弱小的郑国争得了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子产还未当国的时候，晋国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郑往晋朝聘，责问他们何以从楚。
子产不卑不亢历述晋、郑二国友好的关系，特别是郑国对晋国“无岁不聘”、“无役不从”的种种事实，然后说郑国偶尔“有贰于晋”，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
最后，子产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指出如果晋国不能解除小国的祸患，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小国难免变成晋国的仇敌。
晋平公听了子产这番话，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春秋时期，霸主国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各诸侯小国征收贡品，贡献一次，往往要上百辆车装载，上千人护送，给小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为减少郑国对晋国承担的赋贡，子产致信晋国执政者士匄，阐明“重币”与“轻币”的厉害关系，使士匄“乃轻币”。二十年后平丘会盟，他为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又与晋国自中午争论至晚间，再次得以“轻币”。
子产也是非常反对战争的一个人，他深知“两大之间难为小”的不利地位和处境，对周边大国，从不轻易开战端，但又无畏无惧，敢于坚持正义。
对于这次楚国入侵，子产采取不抵抗政策，绝不是有所顾忌，而是他敏锐地感觉到，“晋、楚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