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中国向何处去》第二篇中的三个研究分报告中，分别就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搭配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三个方面对过去３０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推动来源，进行了论述。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发展的“中国奇迹”下，就没有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一部分研究报告中，我们从一个全局的大的结构，阶段的大的跨度，以及一个长时期中看中国过去３０年发展过程中存在和积累的问题，而且这里不讨论较为次要的话题，而主要探讨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最重大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认清一些难题的深层次原因，这对我们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前３０年中，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我们有四个最重大的失误和教训，这就是：１、推进城市化方面，开始认识不清，对城市化非常犹豫，人口城市化方面的体制障碍较多，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劳动力工棚式转移，人口城乡间剧烈钟摆式流动，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的格局致使服务业发展滞后，而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格局可能会加剧和恶化；２、土地体制方面，一直没有按照集体与国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按照土地是生产要素需要市场化配置的原则，没有按照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的原则，使农民土地被城市化和工业化利用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土地不能集中，导致了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的缓慢；土地不能作为一种财产，进行抵押、入股和使用权的买卖，不能作为市场要素进行配置；而政府低价进和高价出的倒卖土地的做法，高度寡头垄断的土地市场，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导致大多数农民和８０％的城市工薪阶层买不起房屋；３、对劳动力过剩国情认识不足，片面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推进企业做大做强，实际的发展观念、方式、体制和政策上，忽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中有较为固定的就业，向城市和城镇较永久居住式转移，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十分困难；４、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对一些行政部门、事业机构，及其人员，财政不拨款供养，或者拨款不够，实行向管理和监督者收费和罚款供养的政策，导致了“收费罚款供养机构和人员－供养机构和人员要更多地收费罚款－更多地收费罚款再供养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其严重的后果是，显性的交费和罚款，隐性的管理的执法者的寻租，企业经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费负过高，加上我们对其征税本来就很重，使其，特别是以其为主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这又导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城市被吸收创业、就业、居住和转移，反过来又致使服务业难以发展。
可以看出，这四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导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农业规模经营难，农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全国劳动力就业难，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难，第三产业发展难，形成高消耗资源和能源的产业结构，中等收入者少，因失业而贫困人口多，收入分配从创业和劳动参与的基础看就失去了公平，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难，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分配比率低，投资和消费比率失调等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五－－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
周天勇
摘要：按照人均ＧＤＰ发展为标志的发展阶段比较，中国城市化水平比一般国家低了１５个百分点，结构上呈现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的状态。也形成ＧＤＰ结构、就业结构，以及ＧＤＰ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严重扭曲。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１９６０年起开始的反城市化道路和政策所致。但是，１９７８年以后，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推进城市化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是犹豫和半推半阻的。城市化滞后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服务业严重滞后，劳动力容纳领域狭小，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转移，就业十分困难，劳动力剩余和实际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抑制城市化和人口、资源、要素、生产力、市场等等的集中，分散的发展模式，对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巨大；人口、工业的分散居住和发展模式，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并且分散的居住和工业，形成的污染，由于规模太小和管线成本太高，其治理在经济和技术都不可行；而且，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与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高度负相关，说明，城市化水平低是城乡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城市化方面的犹豫和缓慢，是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重大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城市化 结构扭曲
发展经济学上定义的经济发展，是指人口、财富、消费、信息、社会关系、公共服务、生产力和市场等等，在空间上从分散的农村向集中的城镇和城市不断转移的过程，即城市化的过程。
建国后，我们只注重了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大饥荒后，从体制上阻碍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和转移，走了一条反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对于反城市化的发展观，并没有在最高的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进行反思和清算，先是反对城市化，中间是对人口向城市转移犹豫，现在也没有在观念、体制和政策上彻底放开。其严重的后果是：１、农村中积累的人口和劳动力太多，其创造的ＧＤＰ比率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控制并且缩小；２、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向城市，不是有稳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不是永久迁移，而是工棚式居住，候鸟式在城乡间流动，中老年时再回农村居住，成为有别于东亚、拉美和印度的中国特点的城市化模式；３、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过慢，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无法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现代农业无法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在农村的农民的收入也不可能相应地增加；４、由于人口的城市化比率低，服务业发展缓慢，导致产业的生产和就业结构严重扭曲，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高，粉尘、污水和垃圾排量大。虽然城市化滞后，由于体制的限制，中国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政府推进的，也发生了低价强制征地拆迁的城市化资金积累模式，而农民和有关的市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其财产利益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在一些方面，城市化的利益没有在政府和居民之间共享。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有很多问题，并不是很成功。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兴起的理论。其共认的发展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城市人口比重长期上升，即城市化，发展经济学上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型，这是任何国家都抗拒不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低，实际上代表了这个国家发展的水平高低。我们来看２００３年世界不同城市化水平对应的不同发展水平情况。
表５－１ ２００３年城市化水平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关系
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均ＧＮＰ（美元）
低收入国家３０４４０
中等收入国家５３１９３０
高收入国家８０２８６０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版。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即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城市人口比率越小，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阻碍城市化，实际就是阻碍正常的经济发展进程。
虽然当时留学回国的有张培刚这样的在世界发展经济学领域有名的顶尖级学者，但是，其从美国回国后，先是让他搞基建，后是到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其经济发展的研究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作为发展经济学开创者之一的张培刚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那三十多年中，却只能放牛、种地、盖房子。因此，在建国后的３０年中，我们读的关于发展的书，就是两本书，一本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二本就是斯大林１９５２年写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实这两本书关于发展的观点就是莫斯科共识或者苏联模式。究竟什么是发展，在经济规律的层面，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认识都是不清楚的。而且，苏联在城市化方面，推进的速度要比中国要快，并没有如中国一样实行严格的阻碍城市化的体制和政策。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强劲的动力来源是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城市化道路走不走，怎么走，并没有搞清楚。使其体制和政策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同时在实践上，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
一、建国后６０和７０年代的反城市化
中国过去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严格控制和工业化超前发展的战略，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上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的国家要低１５％左右。我们来看中国与人均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时国家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表５－２ 中国与人均ＧＤＰ１５００－２３９０美元国家城市化的比较
人均ＧＤＰ发展水平城市人口比率
世界１９８２年平均１５２０美元水平国家的城市化４６．０
世界１９９５年平均２３９０美元水平国家的城市化６０．０
中国２００８年３１３０美元时的城市化４５．７
注：前两栏数据出自世界银行：《１９８４年世界发展报告》、《１９９７年世界发展报告》、《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城市化的滞后，如果与其他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无关，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关注它。它是，其滞后带来许多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２００８年底时，全国总人口１３２８０２万，城镇人口６０６６７万，城市化水平为４５．７％；中国２００８年底就业的总劳动力为７７４８０万，城镇就业劳动力为３０２１０万，２００９年３月时，估计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从２００８年中的２００００万左右下降到１７０００万左右，在农村非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也因乡镇企业的大量萎缩、停业和倒闭，大约从２００８年中的９０００万左右下降为７０００万左右，这样２００９年３月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能从２００８年中的１８０００万上升到了２３０００万，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近３０％。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３１００美元左右，按照一般的世界国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时，城市化水平一般要达到６０％左右，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要下降到１０％－１５％范围。因此，结构偏差方面，城市化水平滞后了１５个百分点，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多了至少１５个百分点。这两个１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农村中应该转移到城市而没有转移的农村剩余人口为２００００万，农业中应该转移到非农业而还在农业领域中的多余劳动力为１２０００万－－１６０００万。为什么会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如此大的偏差，我们顺着发展观和历史脉络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２０世纪建国后的５０年代期间，中国急于推进工业化，致使劳动力和人口大量并快速地从农村往城市转移。如１９５５年时，城镇人口为８２８５万人，占总人口比率为１３．５％，而１９６０年时，城市人口增加到１３０７３万，五年时间中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４７８８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了１９．７％。这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较快的一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立在损害农民、农业和农村利益之上推进的。其主要方式是，以压低农业产品的价格，从而用原料低价格，以及城市人口消费农业产品的低价格保证的城市职工的低工资，来实现工业的积累；并且，这种方式以农业产品的统一计划种植、国家定价和统购统销来强制实现。
这种以损害农民和农业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是不能持续的。一是发生了粮食供应危机。１９６０年的夏粮比上一年大幅度减产，１－７月累计收购２４４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２６％。５月份开始，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的１０个主要城市，粮食只够销售７－１０天，全国城市居民粮食供应全面告急。二是全国城市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陷入困境。１９６０年，零售商品货源比上年减少８．５％，购买力与零售商品供应之间出现了７４．８亿元的差额。三是全国，特别是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局面， １９６０年农村留粮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３７．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３５．３％。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肝炎和妇女病，人口非正常死亡率上升，导致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死亡率高达１３．７７‰，县及县以下人口负增长９．２３‰。
１９６０年由于快速推进工业化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太多，所导致的大饥荒，使中国政府自那时期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并且，采取了反城市化的措施，即违背世界性的人口城市化规律，将城市的人口大规模向农村转移。１９６１年开始，用３年时间，动员城市２０００万以上人口重新返回农村，其中１９６１当年，城镇辞退了８７２万职工回农村，城镇１０００万人口被退回农村。１９６６年到７０年代末，又动员了１８００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还让２５０万左右的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迁往农村走“五七”道路。这种反城市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１９６０年为１９．７％，１９６３年降低到了１６．８％，１９７８年为１７．９％，１９８０年时也只有１９．４％，比１９６０年时，还低０．３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是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如果从城市化指标看，中国的现代化从１９６１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几乎停止不前，甚至是倒退的。
二、１９７８年后犹豫和矛盾心态与中国式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和政府对落后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面，认识仍然是模糊和不清楚的。１９７８年开始，党对过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工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等，进行了拨乱反正，从革命党的角色转向了执政党，从阶级斗争转向了搞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１９７８年起，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经济运行，所有制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从认为各方面利益高度一致到承认利益差别和价值规律起作用，从大一统的公有制到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取向的改革，都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并逐步达成了从理论到决策的共识。但是，事实求是地讲，对经济发展方面过去的失误，比如对反城市化的理论、决策和实践，没有进行彻底地讨论和清算；理论家们较为关注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理论的讨论，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和城市社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没有给以关注，经济发展理论在大学和研究所中的地位，不如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那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