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以及沿海262个大小岛屿（离岛），陆地总面积约1104.3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约1650.64平方公里。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英国政府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三个有关香港的不平等条约，迫使清王朝将香港地区或割让、或租借给英国。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王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历史的见证。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后来所说的中英《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
1840年6月28日，英国军舰封锁珠江海口，英国军队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先后攻陷舟山、虎门、厦门、宁波、吴淞、镇江等地，并于1841年1月26日，强占香港岛。1842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把炮口对准南京城（当时称江宁），索要赎城费300万元。在英军船坚炮利的威慑下，清廷被迫以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为代表，在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在谈判过程中，所有中英文文本条款，均为英方独自起草，且不许清廷代表做任何修改和增删。8月29日，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该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
1、．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2．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
3．割香港岛给英国。其中写道：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4．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5．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6．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受到侵害。
《南京条约》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清政府被迫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与英国代表议约的静海寺，也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起点的象征。
第二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又被迫签下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24日）；中英《上海租地章程》（1845年11月29日）；与瑞典、挪威之《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47年3月20日），等等。但是，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妄图进一步剥夺中国的主权，攫取更大的利益。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借口中美《望厦条约》中之一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规定，以满十二年可以修订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英国提出了以下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借此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没有同意列强的无理要求。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也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以达到扩大对中国经济掠夺的目的。由此可见，虽然这次新的侵略战争是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借口发动的，甚至英国人把它称为“亚罗号战争”，但实质上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西方列强企图进一步扩大十多年前的那次战争的成果，所以把它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很准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告结束。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即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割让给英国。其中写道：
“前据当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
这段话表明，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方就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口实，派军队强行占领九龙半岛南部地区，并迫使清政府地方官员劳崇光签订一纸协议，将九龙司地方一区永久租让给英国，租金每年500两白银；只要英国政府按时交纳租金，清政府就不能要求归还这块土地。但是，永久租用九龙并不是英国政府的最终目的。1860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在发给全权大臣额尔金的信中指示说：
“女王陛下政府获悉，巴夏礼先生已为她从中国当局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尽管知道租借会带来眼前的利益，在全面考虑之后，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取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这是非常称心如意的事情。为此我训令阁下，要竭力实现这一目标。”
实现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就成为英国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三个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及离岛。
英国霸占香港岛和九龙司地方一区之后，对于中国领土的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新界地区成为英国的下一个目标。英国侵略者对于新界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1863年，港英当局官员即提出，应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英国内阁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1884年，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大败，港英当局认为有机可乘，正式提出展拓界址的主张。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认为，中国皇室和政府已经腐败，各国争先恐后向中国扑来，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形势对英国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是大好时机。罗便臣宣称：“我不得不郑重指出，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东方直布罗陀’香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11月9日，罗便臣向英国殖民部递交了拓展界址的信件，信中写到：
“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及其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二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离维多利亚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
“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
“窃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伸延到后海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以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大屿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议受到仔细考虑。这算不上大计，但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
对于拓展香港界址，罗便臣急不可耐，几天后，又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又列举了更“充分”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后，也许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他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
信中说的“吴下阿蒙”，语出《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原文为：“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吕蒙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手下的名将，小时候没有机会学习，所以学识浅薄，见识不广，是谓“吴下阿蒙”。后来，在孙权的劝导下发奋学习，学识大有长进，甚至为孙权重要的谋臣鲁肃所折服。可以想见，如果中国强大了，“非复吴下阿蒙”，英国再想拓展香港界址，也就难以实现了。应该承认，这位港督还是很有远见的。需要指出的是，罗便臣所列举的拓展界址的理由，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见解。在此之前，英国商人遮打就给罗便臣写信，从几个方面说明了拓展香港界址的必要性。罗便臣显然吸纳了英商的意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任何侵略行动，不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支撑。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对于腐朽的清王朝是一次致命的沉重打击，它使任何关于“中兴”的幻想都归于破灭。英国显然看到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历史命运，这是趁火打劫、进一步攫取更大利益的最佳时机。一个月后，英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发表《关于香港殖民地边界的报告》，再次提出拓展界址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陆海军大臣赞同。
此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1897年11月14日，德国军队强行登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又称《德租胶澳专条》，租期九十九年；3月27日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期二十五年，“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同时，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法国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广州湾的要求。据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报告说：法国已要求总理衙门保证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位公使认为，如果法国此项要求得逞，未来展拓香港界址将不可能实现。听到这一消息，英国政府决定以法国租借广州湾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3月28日，英国内阁向窦纳乐发出指示：要求清总理衙门作出保证，如果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随时可以要求展拓香港界址。
1898年4月2日，中英双方就香港扩界问题在总理衙门开始谈判。窦纳乐一开始即对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奕奕宣称：“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刚开始，清政府以为英国的展拓界址的要求很有限，不难满足，所以，第二天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会见窦纳乐时，很爽快地向他表示：“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同意”。4月24日，窦纳乐向李鸿章等出示了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而绘制的展拓界址范围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将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以南、包括九龙城及许多岛屿在内的大片土地及水域，皆划入拓界的范围之内。英国胃口如此之大，完全出乎李鸿章等人意料，李鸿章等遂坚决予以拒绝。窦纳乐强词夺理，说与德国租界的胶州湾和俄国租界的旅大相比较，他们提出的展拓范围并不大。当李鸿章提出，中国已经同意将威海卫租给英国，意思是与德、俄相比较，英国已经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窦纳乐则狡辩说，英国订租威海卫对中国也有利。当年，与西方列强谈判，清政府代表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从来不敢据理力争。这次也是如此，李鸿章等屈从于压力，没有再争辩下去，但提出，坚决反对英国占领九龙城，理由是该处设有中国衙门。
与以往谈判一样，这次的谈判条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仍然是由英方代表窦纳乐单方拟就。5月19日，窦纳乐携带这份文本前来谈判。李鸿章等阅后表示同意，仅提出加上“九龙到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两句话。至此，双方就拓界问题已达成协议。但因英国政府对谈判结果还是感到不满足，《专条》并未马上签订。5月25日，窦纳乐根据英国政府指示再次与总理衙门会谈，要求修改前议展拓香港界址的范围。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东面界限由东经114°26′扩大至东经114°30′，使整个大鹏湾划归英国控制。这一无理要求，李鸿章等被迫同意。
在谈判过程中，有一个插曲，清楚地暴露出英方的蛮横无理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在条约正式签订前，6月5日，李鸿章提出，在租借地内，英方不得修建炮台。窦纳乐听后勃然大怒，拍桌咆哮，坚决反对这一提议。李鸿章等无可奈何，再不敢言。
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字。中方签字代表是李鸿章、许应马癸，英方签字代表是窦纳乐。其中写道：
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
此约应于画押后，自中国五月十三日，即西历七月初一号开办施行。
即是说，这个条约，1997年6月30日到期。
二、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决策
〇香港总督承认：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〇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港澳原有的地位
〇毛泽东说：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1997年7月1日零时，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香港结束了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炎黄子孙翘首期盼的民族盛典。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祖国大陆人民和香港同胞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不能不想到香港回归的曲折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于香港回归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香港问题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洗雪民族耻辱，实现祖国统一。从香港被英国强行割占算起，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一个半世纪了，其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处在腐朽的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它们都没有能力解决香港问题。这就说明，香港问题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取决于两方面的情况：首先取决于中国及中国政府自身的状况，这是主要的；其次也取决于英帝国的状况。即是说，中英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的对比变化，决定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香港问题的演变，从相反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衰落的大英帝国每况愈下。在国内，战争使英国损失了大约70亿英镑，相当于全国财产的四分之一，元气大伤。1947年，英国对外贸易逆差已达4.38亿英镑。在国内经济遭遇危机的时候，在国际上英帝国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其中就包括了如火如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上述双重危机的夹击下，大英帝国国力日衰，声望日下，不得不依赖美国的“输血”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1945年英国即从美国获得了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1948年，英国又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从美国得到12.63亿美元的援助。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已经难以照旧维持它的殖民统治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英国政府自然十分担心香港的命运。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题为《目前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的备忘录，充分表达了英国政治家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他预测，“如果共产党人统治了全中国，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可能愿意暂时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纵的对象。”这是乐观的一面。但是，他又不无担心地写到：“如果共产党人要求将香港归还中国，他们会采用除战争以外的各种方法挖香港的墙角。”“如果共产党人选择在经济战线对香港进行冷战，他们可能通过煽动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使香港殖民地的经济暂时瘫痪。”基于香港战略地位的重要，贝文提出了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他解释说：“由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生命危险，我们应该尽量留在原地不动，与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并且调查在华继续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外交大臣关于目前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的备忘录》，转引自《20世纪的香港》，172页，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12月13日，英国内阁专门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大臣们提出，“中国形势的发展会使香港和马来亚殖民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增强和支持当地的行政机构。”（《外交大臣关于目前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的备忘录》，转引自《20世纪的香港》，173页。）为此，英国政府从三个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英国内阁授权港英政府采取行动削弱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1949年上半年，香港总督葛量洪接连致电内阁殖民地大臣，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反对共产党在香港活动的建议，诸如立法强制香港所有社团登记、封闭共产党控制的香港报纸、制定一些紧急状态条例、实行严格的移民登记、动员防卫部队和特别警队封闭边界等。上述措施，有些显然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如封闭报纸，这一点，葛量洪自己也承认。但港英政府提出这些措施的意图十分明确：尽量抵制和限制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以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
其次，英国政府制定武装防卫香港的计划，企图一方面“阻吓”解放军不要进占香港，另一方面“阻吓”香港居民不要倒向中共，从而稳住英帝国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1949年1月，根据英国内阁的决定，英外交大臣、殖民地大臣、国防大臣联合拟定了《香港紧急防卫计划》的绝密文件，他们依据英军远东总司令的估计提出，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香港需要4个步兵营、1个皇家炮兵野战团、1个海岸与防空两用重炮团和1个在需要时能立即增援的后备旅。为了试探解放军对这种“阻吓”的反应，4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英国无视中国主权，先后派遣“紫石英”等四艘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并向解放军阵地开炮，制造了“紫石英”号事件。在受到解放军炮火的猛烈还击、遭到重创之后，这几艘军舰狼狈逃窜。“紫石英”事件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乃至于其他的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的终结，也是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的终结。
稍有头脑的英国政治家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抵制共产党的活动也罢，还是“武装防卫”也罢，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紫石英”号军舰进犯的失败就是一个证明。1949年4月30日，在“紫石英”号等军舰遭到重创之后，香港总督葛量洪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无可奈何地承认：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于是，英国又有了第三方面的准备，即以承认中共政权为砝码，来保留自己在华的贸易利益和对香港的殖民统治。1949年10月30日，英殖民地大臣琼斯致电港督葛量洪，声称英国在华的贸易利益源远流长，非常重要。他说，英国政府主张采取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只有承认中共政府，这种政策才能取得成果。由于政治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原因，我们赞成在法律上加以承认。同年12月5日，英国国防部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绝密函件中也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在法律上承认中国政府，可能开始减轻对香港的“威胁”。
英国政府对于香港的前途如此忧心忡忡，这就足以表明，到了20世纪的中叶，对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英国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毛泽东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解决香港问题的主动权就已经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了。
那么，在这种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又是如何考虑香港问题的呢？
解决香港问题的主体历来是中英两国政府。因此，在主动权回到中国人民手中之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就主要取决于新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了。毛泽东曾经把当时的外交方针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所谓“另起炉灶”，是说不承认过去历届反动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对于旧中国的各国外交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说不急于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先把他们在华的残余势力和不平等特权加以肃清。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时，通俗地介绍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转引自《在历史巨人身边》，3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根据上述总方针，毛泽东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一总的原则立场，具体到香港问题上，就是不承认英国政府强加给旧中国满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香港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在与米高扬谈话时曾指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路是，香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点毫不含糊；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恢复行使主权，则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暂时维持香港原来的地位较为有利。毛泽东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与他稍后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后来，周恩来对这一思路又作了具体的说明。1951年春，周恩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到，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他说：
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的战略设想》，《香港经济日报》，1993—07—02。）
周恩来的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中央关于暂时不动香港这一决策的战略意义。
首先，维持香港原有的地位，有利于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陆解放之后，许多不了解共产党的社会上层人士跑到了香港，或通过香港跑到了海外。留下香港这个缓冲地带，实际上就给他们留下了观察和认识新中国、重新回来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效力的机会。如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1949年12月从香港赴美国治病时，就决定把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思远回忆说：“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程思远：《争取李宗仁回国》，载《不尽的思念》，4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周恩来就是通过在香港的程思远，争取、教育李宗仁，使他在晚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其次，维持香港原有的地位，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对新中国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和禁运。1949年11月，根据美国的提议，西方国家成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禁运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对中国发起战略物资禁运。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一个香港，实际上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封锁圈上留下一个缺口和一个通道。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重要物资就是通过香港得到的。
再次，维持香港原有的地位，我们就有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的封锁，我国对外联系的渠道不多，差不多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这种封闭的环境，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尽量从这种封闭的环境中跳出来，在当时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留下一个香港，实际上就等于开了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通过香港，了解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信息和动向。周恩来把香港比作瞭望台和气象台，其涵义就在这里。
最后，留下一个香港，就等于在西方阵营中插入一个楔子，有利于西方集团的分化。能否保住香港，对于英国来说具有极大的利益关系，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英国不敢对美国的反华政策和措施跟得太紧。这样一来，为了保住香港，英国就不时地与美国发生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1953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爱登访问美国时，曾正式提出“要贸易，不要援助”的要求。两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又连续两次发表演说，抱怨美国对英国的贸易限制。5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第二天，工党领袖艾德礼也在下院发表演说，都公开对美国的贸易限制政策表示不满。6月9日，丘吉尔在下院再次申明“要贸易，不要援助”的政策。所以当时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插入一个香港，至少会扩大这个矛盾。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中央关于暂时不收回香港的决策是很英明的。周恩来在同黄作梅的谈话中也指出：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根据这一决策的成功实践，到了1960年，中共中央正式制定了对于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曾经出现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极好机会。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建议，在打败日本后，由中国收回当时由日本占领的香港，然后宣布香港为国际自由港。蒋介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希望罗斯福先与英国当局讨论此事。但是，当英国首相丘吉尔知道这件事后，狂妄地宣称：“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1945年4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又赴伦敦对丘吉尔建议，希望英国能够遵照《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放弃重新控制香港的企图。丘吉尔听后勃然大怒，以强盗的语言宣称，英国殖民地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他决不会放弃英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面对丘吉尔的蛮横无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无可奈何，战后眼睁睁看着香港又重新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当时，中国名义上成为世界“四强”，但在英国眼中，却仍然是一个任人欺辱的弱国。“弱国无外交”，这一格言早已被国际上无数次无情的争斗所证实。国民党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屈辱经历，再一次为这一格言添加了注脚。
但是，新中国的诞生却完全改变了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的时候，香港总督葛量洪不得不承认：“作为香港总督，我关注的是，共产党夺取中国会对这个殖民地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更重要的事实是，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葛量洪回忆录》，138、139页，1965年香港出版。）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如何处理香港问题上中国才掌握了主动权。同样是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却有着质的区别：国民党政府是无可奈何、被动挨打；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采用一种最佳的战略抉择。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这一鲜明的对比足以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才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这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决策和实践所给以我们的一个深刻的历史启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暂时不收回香港，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收回香港，更不是说就永远保持香港的现状。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执行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一个基本的原则：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承认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有关香港问题的不平等条约，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而收回的主动权，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掌握在了中国人民手中。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对在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合作过，将来还可以合作。“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共产党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持肯定态度。六十年代初期，在苏联共产党的指挥棒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掀起了一股围攻中国共产党的浪潮。1963年初，美国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政策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这种假左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同最富有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吻合的”；他们歪曲中国党关于对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主张，并别有用心地利用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作文章，攻击中国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却鼓动别人对帝国主义采取冒险政策；指责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为了回答和澄清美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台湾、香港、澳门等问题的方针政策所作的攻击和歪曲，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审阅、修改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再次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香港问题乃至于对于一系列西方列强强加给旧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的严正态度：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100多年期间，美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它们强迫旧中国政府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爱珲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81年伊犁条约、1887年中葡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01年辛丑条约，等等。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租借中国的土地。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占澳门，等等。”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至于台湾、澎湖，已经在1945年归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澎湖，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一定要行使主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同时，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的华沙谈判，争取解决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也许正是因为国际上有一股歪曲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香港、澳门等问题的方针政策的逆流，同年8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专门就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毛泽东明确指出：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第249、250页。）
上述情况说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为1997年香港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三、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〇毛泽东强调，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
〇邓小平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香港回归，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但是，“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最早并不是针对香港问题，而是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的。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开始做出重大调整：第一是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即非和平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两种可能性，而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要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了实现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于是第二，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战略构想。这一重大调整，既可以避免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所带来的重大损失，又可以挫败美国等制造“两个中国”及“中立化”、“国际托管”等图谋。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作报告时指出：
我们只有弄清资本主义世界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做法，看清楚世界大势，才能站稳我们的立场，确定我们的方针，运用我们的策略，来达到既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解放我们的领土台湾，又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目的。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就是谈判和平解放，也要有力量才能实现。
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即在亚非会议上，可视当时情况，“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据此，4月15日，参加亚非会议途经缅甸，周恩来在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指出：
中国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允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是蒋介石集团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
4月23日，周恩来在出席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当有人问到台湾和平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时，周恩来回答说：完全可以。周恩来还针对中美关系，在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公开在国际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方针，加大了对于这一方针的渲染力度。1956年1月，毛泽东在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作了以下修改：
“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
在国共两党沟通比较困难的时期，通过一些与国民党方面有历史渊源的故交，传递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及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诚意，是一条重要的通道。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在谈话中说：
你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欢迎你来。你到台湾去，不会有坏处，只会有好处。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它朋友转达几句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是一九四六年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中国共产党讲话是算数的，我们说的话是兑现的，我们从不欺骗人。
7月中旬，周恩来三次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时任《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在谈话中，曹聚仁问到，十几天前（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的发言中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说：
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10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曹聚仁。会见时曹聚仁提到，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听了以后，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毛泽东强调：
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第4、5页）
会见结束，周恩来在送曹聚仁出门时，特意提醒他：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会见曹聚仁，在谈话中更具体地提到了关于国共合作后的人事安排的设想。周恩来说：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
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接见张治中等民主人士，为了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对台政策，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蒋氏父子手中。周恩来详尽地阐述了中共中央的对台政策，归纳为著名的“一纲四目”：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谈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台湾问题。苏加诺介绍说，外界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成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联合国里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听了这两种主张后，毛泽东回答说，只能一步走。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已经蕴涵了“一国两制”思想的萌芽。
由于蒋介石对于中共和谈的诚意始终抱有疑虑，再加上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对台政策“一纲四目”的实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太大的进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推进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共中央着重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邓小平关于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初设想，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台湾归回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10月下旬，邓小平访问日本，两次会见日本首相，都谈到了台湾问题，表示：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11月14日，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后，回国途中在缅甸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再次强调：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制度。11月28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邓小平同时也明确宣告：“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1979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再次谈到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会议公报第一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了“解放台湾”的提法。
这一时期邓小平论述台湾问题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同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显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路。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枢时，介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邓小平说，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结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可以看出，这段话已经包涵了“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点。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邓小平强调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始终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就在与傅朝枢谈话的第二天，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夫人，明确表达了这一层意思。邓小平说：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立足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至少在三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放弃使用武力：一、台湾领导人根本不同我们谈，使和平方式成为不可能；二、台湾当局投靠外国，台湾变成外国的基地；三、台湾用武力统一中国。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我们明确宣布了祖国统一后的台湾地位和我们的政策。我们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766页。）
在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同时，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方式，并具体指出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方式，这一严正的宣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表明用何种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以任何借口干预；而且对于任何分裂祖国的势力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分裂势力胆敢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措施分裂祖国，武力解决将成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必然抉择。
198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后来被简称为“叶九条”，即：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入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九条”的发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反响。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高度评价了“叶九条”的意义，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邓小平指出：
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具体构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六条：
（一）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
（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四）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
（六）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还中肯的指出：“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后来被人们简称为“邓六条”的上述具体构想，是对于“一国两制”方针的比较完整、系统的概述。“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后来又经过补充和完善，到1984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明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方针的要点包括：
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
2、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种制度并存，即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主体，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
3、统一后，台湾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即：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4、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但是，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方法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当时并没有得到台湾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回应。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刚刚发表，立即遭到蒋经国的否决。当日，一位台湾当局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后来，蒋经国提出了“三不”政策，即与大陆方面“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欲以此抗衡“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条件显然还不成熟。
恰在邓小平酝酿、提出“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过程中，随着1997年的临近，1898年中英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九十九年期限将要到期，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摆在了中共领导人的日程上。
四、邓小平的“天才杰作”
〇麦理浩提出香港土地契约问题
〇“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〇“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
〇“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79年3月28日，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和香港政府政治顾问卫亦信、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一行抵达北京访问。第二天，邓小平会见麦理浩一行，陪同会见的有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和李强。
这次麦理浩北京之行，是有备而来。随着九七大限临近，一个尖锐、棘手的问题摆在英国内阁和港英当局面前，这就是“土地契约”问题。自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后，香港在很多方面都沿用英国的法律，唯独土地管理制度，与英国本土截然不同。英国本土是永久业权制，而香港则实行土地批租制度，即土地所有权归英国皇室所有，港英政府代为管理并向土地开发商或土地使用者批租土地，开发商或使用者通过承租取得规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并向港英政府一次性交纳规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契约是土地出让方和受让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协议中出让方允诺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支付土地出让金后在规定期限内拥有土地使用权，并在期限届满后归还土地。土地契约的内容包括土地的地理位置、面积、租约的期限、土地用途（如住宅用途、工商业用途或其他用途）和对土地使用的限制条件（如建筑物的高度、式样等），土地契约的各项条款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在这里，关键是香港土地批租的期限。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时间内，香港土地的租赁期有多次变化。1844年以后租期确定为75年，并不可续约。对于这种限制，许多承租人很不满意，认为时间太短。1848年，港英政府把租期从75年延长至999年，而且不须补交任何地价。过长的租期，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港英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地价升值的收益，只有承租人单方面独享，港英政府则从中得不到任何收益。而土地批租所得收益，是港英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于是，1898年，也就是强租新界及离岛之后，港英政府在新批土地时取消了999年租期的租约，代之以75年可再续租75年且不另收地价的租约，同时政府要求承租人在75年租期期满后支付按新标准制定的土地租金，此后，75年租期成为标准租期。但是，占整个香港面积三分之二强的新界及沿海离岛，却是一个例外。到1997年，《香港展拓界址专条》到期，所以，这一大片土地的批租，期限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而不能越过这个日子。于是，港英政府在批租新界及相关离岛的土地时，期限规定到1997年6月30日前3天。即是说，3天后，港英政府必须把这些土地一并交还给中国政府。
显然，随着1997临近，新界土地的批租年限越来越短，土地租约期满的日子越来越近，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到香港和海外的投资者的信心。已经出现的“移民潮”、“逃资潮”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香港的末任总督彭定康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英国内阁和港英当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香港殖民统治的结局注定是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中国在十九世纪割让给英国的，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租借来的，租期到1997年届满。依理，这些割让的土地可以不还。……但是无论从政治的明智考量以及行政的可行性来看，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即依条约割让的土地）其粮食与饮水都必须仰赖新界及其他内陆地区的供应。”（参见《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齐鹏飞，2014-02《党史研究与教学》）
由此可见，土地契约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到香港前途的尖锐的政治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本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数以十万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在以后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整个过程中，英国政府害怕香港难民涌入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参见《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齐鹏飞。）
在这样的背景下，麦理浩来到北京。在3月29日的会见中，出乎麦理浩的意料，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到所谓的土地契约问题，邓小平就很坦率地宣布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指出：
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28页。）
看到会谈气氛比较融洽，麦理浩借此提出了土地契约问题，很隐晦的表达了在1997年之后继续由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愿望。他说：
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参见《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齐鹏飞。）
尽管麦理浩强调：“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但是如果中国方面同意了他的提议，实际上就为1997年英国人继续管治香港留下了口实。也就是说，麦理浩的提议，与中国的立场是相矛盾的。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隐藏在麦理浩提议后面的含义，明确表示：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邓小平再次强调：
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28页。）
邓小平与麦理浩的会见，打破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冰封”多年的局面。此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就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当年就参与了关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决策过程。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刚刚下野的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会见时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香港问题，他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说到这里，毛泽东指指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已经把解决香港问题的希望，寄予在更为年轻的邓小平等人身上。
在会见麦理浩之后，邓小平对于香港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1981年2月17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给廖承志打电话，告诉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
4月3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一行。英国客人询问中国政府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邓小平回答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一九七九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729页。）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再次会见访华的希思。在会见中，希思回想起1974年5月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景。他说，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希思接着问道：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
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
在谈到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的时候，邓小平强调说：
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帐。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12页。）
在同希思的谈话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要点都已经有了。可见，到了1982年上半年，经过两年多的深入思考，对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已经胸有成竹。邓小平通过希思，把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一信息传了出去。现在，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公布中国政府这一决定。
1982年6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12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向香港的这些知名人士通报了中国政府关于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策。这些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一时难以理解中央的这个决策。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收回香港这样一个小地方？如果真的一定要收回，是否可以分期分批收回？邓小平回答说：香港问题涉及版图和主权问题，一定要收回，不考虑分期分批收回的问题，而要收回一个完整的香港。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布将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的决定。
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信息通过各个渠道传到了英国。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她顽固地认为，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符合国际法，仍然有效，存在的问题是续约，而不是废约。1982年7月28日，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刚刚结束，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香港前途问题。撒切尔夫人当时已经了解中国领导人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度，她也深知，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她不敢也没有能力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动硬的。但她挟马岛之战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她说，英国拥有香港是基于19世纪与中国签定的三个条约。其中香港和九龙是永久割让地，只有“新界”是租借地。中国宣称这三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对它无约束力，但是“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所有这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如欲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修改那两个割让条约的相关条款，“这是唯一合法的途径”。
9月22日下午1时20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撒切尔夫人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访华。一家西方报纸报道：
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之时。她（指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
言外之意，主张“和为贵”的中国，会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和妥协。这也正是撒切尔夫人的意愿。因此，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际，撒切尔夫人仍然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这就是说，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中国如果要收回主权，只有进行谈判。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正式摊牌。在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宣称，“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而不能单方面予以废除。她建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以后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的提议，实际上就是“以主权换治权”。其实，撒切尔夫人心里十分清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在1997年以后保住香港的主权，已经不现实了；那么，退而求其次，把香港主权还给中国，换取1997年以后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也许是最实际、也是最实惠的选择。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谈判目标因此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未来对于整个殖民地的治权。以我多次咨询相关政商领袖的结果，这应是他们最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以主权换治权”的提议，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其实质就是中国只获得一个架空了的名义的主权。这实际上完全抵消了中国收回整个香港的意义。邓小平明确表示：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她认为中国政府“最能接受的方案”竟然被邓小平如此直截了当地给否决了。撒切尔夫人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她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中国要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冷静地回答说：“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面对中国政府和邓小平不屈不挠的意志，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不禁有些失措了，以至在会谈结束后走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一脚踩空，跌倒在地。外电评述说：
看来她有些紧张。她没有料到中国态度那么坚定，在主权问题上连一点调和余地也没有，而且限定了时间，她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尽管她表面上态度强硬，多方辩解，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面前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回去如何向议会交代？撒切尔夫人显然心神不定，因紧张而摔倒了。
对于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如此坚定，毫无通融的余地，完全出乎撒切尔夫人的意料。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她回到英国后，带些调侃地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邓小平的睿智和坚定的意志，使这次会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成为解决香港问题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25日，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记者戈登·马丁说：“同赵总理、邓主席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认为共同的东西、共同的目的大于我们有分歧的东西。”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不易沟通，整个会谈毕竟不如想象中的失败。尽管未能达成当初目标，我仍与邓小平发表简短的声明，宣布双方在会谈并已达成维持香港安定繁荣的共识。为了回振港人疲软的信心，这样的声明相当重要。无论香港人民和我皆未获得所求，但我认为至少已为合理的磋商打下基础。我们都已能掌握对方的立场。”虽然撒切尔夫人以香港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已不合时宜，但她对于这次会谈的意义和作用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这次会见，揭开了中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谈判的序幕。不管磋商、谈判的过程如何艰难曲折，但最终所获得的成果，却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基本精神。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经历了两个阶段。1982年10月开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1983年1月起由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继任）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洽谈，就香港问题谈判的基础、原则等问题交换意见。由于英国在对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不变，磋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面对谈判僵局，撒切尔夫人的忧虑日益沉重。因为她已经得到消息，中国政府行将拟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建议案，很可能提交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英国将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1月28日，撒切尔夫人召集相关大臣、官员和香港总督讨论与中方谈判的局势。为了摆脱僵局，撒切尔夫人甚至提议，必须发展香港的民主架构，使香港在短时间内完成独立或自治。她说：“这其中包括了在香港建立一个更‘中国’的政府和行政机关，让中国人民日益自主，使英国逐渐处于次要的地位。我们也考虑在香港设置一个行使公民复决权的机构，因为在立法局的选举中可看出香港的中国人对民主有极大的兴趣，政府必须予以回应。”但撒切尔夫人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当撒切尔夫人得知这一类建议肯定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也认为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为了打破僵局，避免英国限于尴尬局面，3月9日，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总理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对英国的立场作了较大的调整。她在信中告诉邓小平，如果能对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提出适当的安排，她将向国会提出有关香港主权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写到：“这项有关确保香港未来繁荣与稳定的协议，必须是英国和中国政府行政安排上能力所及的；同时也必须能为英国国会、香港人民以及中国政府所接受。我准备向国会提议，香港的主权必须重归中国。”撒切尔夫人表示，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4月，中国总理赵紫阳给撒切尔夫人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到5月底，中英双方就谈判的程序问题及三项议程达成协议。一、为维持1997年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安排；二、为香港由现在起到1997年做出安排；三、为有关政权交接事宜做出安排。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第一阶段的谈判宣告结束。
第二阶段的谈判从1983年7月开始，到1984年9月结束，历经14个月，22轮谈判。这一阶段前几轮的谈判，主要争议点在于英方坚持“主权与治权分离”，即：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1997年后，由英国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而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所谓“主权属中，治权属英”，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了旧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英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由于谈判无进展，香港前途不明朗，致使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港币汇率及股市大幅下滑。为了向中方施加压力，英方一方面打出“民意牌”似乎九七后由英国人管治香港是香港的民意；另一方面，又打出“经济牌”，似乎香港的经济波动是中方要收回香港造成的。于是，面对动荡的局面，港英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反而在伦敦等地抛出港币，进一步加剧港币币值的下滑，引起香港市场更大的波动和恐慌，形成了所谓的“九月风暴”。港英当局打出的“经济牌”，其实质就是不惜以牺牲香港及香港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试图证明如果离开了英国人的管治，香港经济就会崩溃。港英当局打出“经济牌”来向中方施压的行径，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港英当局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看到自己种下的苦果最后可能得自己吃下，港英当局只能改变策略，采取干预措施平稳局面。10月15日，港英当局宣布港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确定港币与美元为7.8比1的汇率，同时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税。据此，“九月风暴”得以终结，英方的“经济牌”伎俩也以失败告终。
英方坚持“主权与治权分离”的立场，成为这一阶段的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症结。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明确指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他说：
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帐。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希望本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932页。）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严肃地表明中方坚持“主权与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劝告英方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且提出为了实现“港人治港”的目标，在过渡期港人就必须参与管理。“主权与治权分离”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坚持“英人治港”。英国人从一己私利出发，而否定了中方“港人治港”的方针。究竟哪一方真正代表了大多数香港人的意愿与利益，任何真正爱港爱国的香港人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英方打出的“民意牌”也难以持久。
在“民意牌”、“经济牌”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英方不得不放弃“主权与治权分离”的主张。10月14日，撒切尔夫人给赵紫阳写信，表示双方可以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按照撒切尔夫人自己的话说：“我勉强决定将在行政权问题上作让步，10月19日会谈因此重新展开。”
在此后的会谈中，中英双方在诸如过渡时期的安排、在香港驻军、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设立等问题上仍然多次发生激烈的较量。但最终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9月18日，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这些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草签的文件还包括“联合声明”的三个附件。双方将在正式签署时交换的备忘录也签了字。附件一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二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联络小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三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作了规定。
关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也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了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香港地区的代表和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刚刚去世。邓小平在会见时说：廖承志生前是管港澳工作的。他的逝世，大家都非常惋惜。但是，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我们的机构还在，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邓小平在会见时明确表明了中央关于香港回归后将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设想。据全国政协委员朱莲芬女士回忆，当时邓小平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场内鸦雀无声。邓小平又问到：30年？仍然没有什么反应。邓小平举起五只手指，提高嗓门问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甫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邓小平露出满意的笑容，再说一遍：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这时，徐四民站起来问：50年不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邓小平回答说：当然是从回归之日起计算，50年不变。
《联合声明》草签后，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13年和13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在协议中说50年不变，就是50年不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为1997年政权移交作出贡献。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赵紫阳总理和撒切尔首相在北京正式签字。同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01、102页。）
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在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1997年身体还行，一定会去香港看看。
尽管在谈判桌上是对手，尽管对最后所得到的并不满意，但撒切尔夫人仍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称其为“最有天才的创作”。她说：
“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见《人民日报》，1984—12—20。）
多年以后，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邓的善意是目前对香港未来的最大保证，我称赞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观念是‘天才的杰作’，而他谦称这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很显然，‘一国两制’这个观念来自于1980年中国对处理台湾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可见，撒切尔夫人对于“一国两制”观念的赞赏，并不是外交上的客套话，而是真实的。
1985年5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换文生效，香港由此进入了12年的过渡时期。对于过渡时期关于香港问题的工作目标，邓小平在“联合声明”签定之前就给予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
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1页）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重要的保证就是尽早制定一部法律。为此，邓小平将很大的精力放到了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上。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
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15页。）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展。到1990年春天，这部前所未有的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典正式出台了。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基本法”。邓小平对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和这部法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正式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的请求。在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邓小平表示：“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但是，作为一个退休老人，邓小平仍然十分牵挂香港的回归。1990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两个人有一段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的对话：
李嘉诚：你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毕竟85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嘉诚：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小平：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
李嘉诚：我敢买保险，你能超过这个。
邓小平：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李嘉诚：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看。
邓小平：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李嘉诚：一定会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249、2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但是，香港回归已经成为现实，而这位令中国人民肃然起敬的退休老人却未能实现自己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夙愿，成为人们永久的遗憾。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担
〇江泽民说：不仅我要遵守基本法，我希望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也要遵守
〇彭定康抛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
〇中国政府决定“以我为主”、“另起炉灶”
邓小平退休以后，实现香港平稳过渡、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落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身上。江泽民深感这副担子的沉重。1990年1月17日，他在中南海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时说：“我到中央来工作后，香港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占有一个重要地位。”“‘九七’后要有一个平稳的过渡，衔接好。”随着“九七”的临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香港问题。
西方国家舆论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九七香港回归后，中国的中央政府会过多地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的承诺。在祖国大陆，有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对于香港的回归也存在着模糊的观念。例如，有些人认为，到了1997年的6月30日，中央政府就会像1949年“大军南下”那样去接管香港；有些人则认为，在1997年以前，香港在英国管制之下，想去去不了，1997年香港回归了，总不会再受限制了，想去就可以去，如同到大陆的任何地方一样；还有些人认为，香港回归后，可以在香港自行设立办事、联络机构。在香港市民中，对于香港回归后，是否能够保持繁荣稳定，也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去对人民群众包括香港市民进行宣传教育，对于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1989年7月11日，在北京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之际，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等香港知名人士。江泽民说，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不只是外交上的需要，而是从香港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样解决，对香港、对整个国家有利，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有利。在处理港澳和台湾问题上，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对我国实施所谓的“制裁”措施，一些反华的政治力量以为中国政府关于收回香港的决策已经难以为继，于是，极力为香港的回归制造障碍，对于我国政府关于香港回归的政策，也制造了大量的谣言，一时间在香港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和混乱。江泽民的这一番话，及时阐明了中央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之后的态度，回击了反华政治力量的进攻，对于稳定香港人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在颁布一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江泽民引用了我国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说：“这是说对两国关系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中国有句成语‘同舟共济’，在香港问题上可以用这句话，从现在到九七年中英双方是在一条船上，要互相合作。”
此后，江泽民多次在重要场合发表谈话，深刻阐释中央关于香港回归的政策。特别是在进入1997年以后，江泽民和中央其他负责人越发关注香港问题。1997年5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法制讲座，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建璠主讲，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听取了讲座。在讲座结束后，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再过56天，我国政府就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就要回到祖国怀抱。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也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实现香港回归祖国，将使中华民族彻底洗雪这段百年耻辱，使我们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迈出重要的一步。这将极大地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热情。
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香港回归后的长期繁荣稳定，关系到香港同胞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亚洲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全国性的法律，不仅香港要严格遵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严格遵守。……依法治港，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5月8日，江泽民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指出，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国际上的大事。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将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香港将继续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长期保持繁荣和稳定，这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5月9日，江泽民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记者的采访，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江泽民指出，有些人对香港回归后有点担心，但事实将会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已经颁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回归后，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将会依法得到保障。……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我也要遵守香港特区基本法。不仅我要遵守基本法，我希望香港同胞和全国12亿人民也要遵守。
5月30日，江泽民在会见苏丹第一副总统时又一次表示，我们将严格按香港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长期稳定和繁荣一定会得到保证。
在上述讲话中，江泽民把能否严格遵守基本法提到维护国家法制权威的高度，可见他对于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同时，江泽民多次谈及这个问题、并提到这样的高度，也可以看出他的担心：我们的干部是否真正理解了基本法的精神，是否能够真正自觉地维护基本法的权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号召，用基本法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就成为迎接香港回归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
4月3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七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滋英、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吴建**等出席了座谈会，并在会上先后发言。与会者认为，这次座谈会的举行对于宣传基本法，实施基本法，对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稳定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5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法制讲座。主讲人吴建璠曾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重点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法律化；第二，基本法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法律基础；第三，实施香港基本法的若干问题；第四，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听取了讲座。
6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首都理论界的专家学者5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举行“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座谈会”，丁关根、钱其琛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钱其琛在讲话中指出：江泽民主席不久前曾讲过，香港回归后要纳入法制化的管理，成为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在香港问题上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根本的一点是要依法办事。现在我们已有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来保证“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也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长期不变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各单位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香港基本法的活动，如关于基本法知识的报告、竞赛等。这种全民性的关于香港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实际上也是一次依法治国的教育活动。基本法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和深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持续繁荣，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但是，在后过渡时期，对于香港平稳过渡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我们内部，而是来自少数敌视中国的国际政治力量。这股力量的主要代表，就是末任港督彭定康。
1992年7月9日下午，彭定康乘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开始了他的为期近5年的末代港督生涯。3个月后，即10月7日，这位末代港督在香港立法局议会上，发表了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施政报告，并于1993年3月12日公布。在这份题为《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的施政报告中，彭定康提出了一套英国管治整个香港地区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三违反”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即他提出的这个政改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在香港过渡时期的后半段中英双方有必要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审议为1997年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的规定；违反了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发展要与香港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了在基本法定稿前夕中英两国就1997年前后香港政制衔接，特别是1995年立法局选举办法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例如，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在直通车方案下也就是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的安排，对于功能选举部分，基本法明文规定是功能团体，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却改变为“有关界别中的所有工作人口”，这一改动，实际上就把本来属于间接选举的“功能选举”变成了直接选举；关于选举委员会，基本法附件一明确规定由四部分人组成，即工商、金融界200人，专业界20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200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200人。英外长致我国外长的函件中也曾确认，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局的选举委员会，将按基本法附件一的规定由四部分及其比例组成。但是，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却改成全部由直选产生的区议员组成，这样一来，又把间接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变成了实际上的直接选举。
对于在过渡时期保持香港政制相对稳定的必要性，邓小平很早就作过说明。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但彭定康既不与中方磋商，又无视香港社会的各种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地抛出了这一套政改方案。彭定康冠冕堂皇地打着“民主”的旗号，而实质上则企图把历史上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改变为“立法为中心”，将原有的三级民意咨询机构变为三级民主代表机构，增加立法局在政府决策中的权力与制衡作用，使香港回归以后的特区政府、特区首长受制于立法机构，从而实现英国人坐镇伦敦、遥控香港的政治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中国政府是断难接受的。在这一方案发表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就分别发表谈话，批驳了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港澳办公室发言人指出：
在香港发展民主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民主的发展应循序渐进。目前香港的政制不应该大变，而且必须与基本法衔接，这是保证香港顺利过渡的基本前提。否则，将引起混乱。然而，彭定康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决定，对现有的政治体制作了重大变动。关于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所谓“建议”，事先既没有同中方磋商，更无视香港社会的各种不同意见，因而更无从谈起同由特区筹委会所要决定的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办法相衔接。至于改变区议会职能和取消区议会、两个市政局的委任制度也是不合时宜的。现在英方无视中方的合理要求，未经与中方磋商，即单方面公布其所谓“建议”，是蓄意挑起一场公开争论。
此后，应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的邀请，彭定康于10月20日至23日来北京访问。10月22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会见彭定康一行时尖锐指出：
中英1984年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后，双方的合作曾是良好的。但港英当局不久前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将对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变，这明显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治发展同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谅解。这种做法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为香港1997年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设置障碍。……我们希望合作，不希望对抗，港英当局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合作的挑战。要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进行认真磋商的轨道上来。
彭定康不惜以港人利益作为政治赌注的行径，引起了许多香港同胞的不满和愤慨。10月24日上午，彭定康在立法局简报他的北京之行。许多议员追问中英双方曾否就1995年立法局选举达成了协议，指出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民主建港联盟副主席谭耀宗提出，希望港督解释：是否因为英国背信弃诺致使中国作出强烈的反映？彭定康无言以对，只讲了一个“NO”字。一些在立法局有议席的政治团体，要求中英双方公开关于香港政制问题所达成协议的文件，以澄清哪一方在说谎。
10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英双方就政制衔接问题进行磋商的7份文件，其中明确表明了英方所作出的承诺。例如，1990年，中国外交部港澳办主任陈滋英曾应约紧急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唐纳德请陈滋英将他刚收到的来自伦敦的紧急信息报告钱其琛外长，并将所附三份书面材料转交中方基本法专家。材料中写到：“英国政府认为：确保1997年顺利移交的一个最理想的方法是规定1995年所有当选的立法局议员都应能继续工作到1999年。为此，如果我们两国政府能就为此选举所作的令人满意的安排达成谅解，我们将原则上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并将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方式介绍给1995年的立法机构。”英方所讲的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直通车”方案。这一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个方案有一个前提：这一方案要成为现实，英方就必须信守自己关于“选举委员会”的承诺。
这些材料一经公布，香港舆论一片哗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指出：公布的文件清楚地证明中英之间确实就有关问题达成谅解、共识，并作出承诺，这实际上就是中英之间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彭定康所搞的宪制方案，明显是违背中英之间的协议的，是背信弃义的表现。港英当局背信弃诺的行径也引起了江泽民的关注。1993年1月8日，江泽民在会见以霍英东为团长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时说：“我们是讲信用，重承诺，昭大信于天下的。我们希望港英政府回到“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立场上。”3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最近，港英当局背信弃义，在香港搞所谓“政制改革”方案，给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政权的顺利交接罩下了阴影。我们主张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江泽民的这一番话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作任何妥协！这段话的意思与邓小平关于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的提法是一致的。显然，香港目前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都涉及到1997年回归以后的政制架构，这当然属于主权问题了。因此，结果只能是两个：其一，英国改弦更张，回到与中方合作的轨道上来；其二，如果英方一意孤行的话，中方将单独按照自己的原则和办法去处理香港回归的若干问题，用以后通俗的说法，就是“另起炉灶”。没有第三条道路。但是，英方或者没有读懂这些话的涵义，或者低估了中方警告的严重性和现实性，他们在与中方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几天以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更为严厉的措辞指责了港英当局背信弃义的行为。他说：
去年十月香港总督在英国政府支持下，不守信用，单方面提出对香港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变的方案。这种做法，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违背英方关于使香港政制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有关谅解。香港基本法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产物。港英当局违背基本法的做法，其实质是为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制造混乱和障碍，而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并积极致力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我们希望合作，不愿意对抗，但中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现在，英方又为合作制造了人为的障碍，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只能由英国政府负完全责任。
李鹏的这一番话，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如此严厉的措辞指责另一个国家，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还是不多见的。如果考虑到3天前，也就是3月12日，彭定康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擅自单方面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这一背景，对于上述严厉措辞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也就不难理解了。彭定康确实引起了公愤。3月17日下午，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召开特别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了中方对于彭定康单方面公布“政改方案”的愤慨。鲁平说：
3月12日下2时45分，我们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说港府已决定当天下午3点在立法局发表声明，公布彭定康政改方案。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感到惊讶，为什么说彭定康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谈判的诚意。他这样做，实际上蓄意破坏了谈判，对香港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因此我说，彭定康先生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国际上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认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行不通。1992年12月14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来到香港。他对香港《经济日报》的记者说：
当我首次阅读他（彭定康）的建议（施政报告），我说，这是他兴奋地转换了角色。他好像一个民族领袖，去领导人民迈向独立。那时，我感到非常奇怪，他带引香港去跟谁战斗：中国或英国！（大笑）……这不是最后一任港督的角色，该本是反对派李柱铭而非港督。
在中方的一再努力和要求下，中英双方从1993年4月开始，就1994—1995年立法局选举安排问题进行了7个月17轮谈判。但是，英方毫无诚意，在对抗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最后竟然单方面停止了谈判。随后，英方在没有与中方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按照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进行了1994—1995年三级政制架构的选举。这样一来，“直通车”的路轨，就被英方给拆毁了。1994年8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最后一届区议会、市政局和立法局，只能维持到1997年6月30日。1997年7月1日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三级政制架构将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另行组建。这就是所谓的“另起炉灶”。
此后，“以我为主、团结港人、依靠港人”、“另起炉灶”的工作加快进行：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巧合：155年前的这一天，英国侵略军在香港岛正式举行了占领仪式，英国的国旗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升起。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写道：“中国把筹委会成立日定为1月26日，正是1841年英国军队占领香港岛的日子，意味深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机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江泽民到会并讲话指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全国的一件大事，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征途中的第一站，后面还有澳门问题、台湾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非常美好的广阔的前景。小平同志指出，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他对‘爱国者’有过清晰而精辟的概括。他说，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可见，‘爱国爱港’的范畴是十分广泛的。”1月26日、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规则。
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香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支部队将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备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灾。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8月9—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四次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二款的意见，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使用暂行办法的建议等文件。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获得通过，标志着以组建推委会为龙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组建工作已拉开序幕。
10月4—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等文件。这些办法坚持民主、公平、开放的原则，依照基本法规定候选人的资格，选举方式简便，受到香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从11月8日特区立法会议员的提名工作开始，到12月9日结束，共有200多人领取了报名表，134人完成了报名手续，130人经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通过成为候选人。12月2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深圳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
11月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守则》，推选产生了400名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此后，特区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根据31位参选人士提供的报名材料逐一进行资格审查，最后确认了8位报名者符合有关规定，他们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参选人。11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个人提名的方式，从8位参选人中推选出董建华、杨铁梁、吴光正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12月11日，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董建华以320票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深圳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报请国务院任命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报告。16日，国务院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报请国务院任命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作出了决定。会后李鹏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12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李鹏向董建华颁发国务院令时说：“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这确实是历史的一刻！”董建华表示：“要让香港在我中国人的管理下，更加繁荣灿烂。”
1997年1月25日，临时立法会在深圳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范徐丽泰为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1945年9月生于上海，曾任港英行政局、立法局两局的议员。1992年10月，她辞去了两局议员。以后，她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对于临时立法会的成立，彭定康极为不满。他于当天发表声明说：“今天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坏日子，这个在边界另一面的深圳开会的机构在香港没有合法地位，没有可信性及没有法定权力，我希望它不会令香港太尴尬。”（《香港回归千日风云》下册，391页，香港，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当然，没有人会理睬他的这一番话。
在香港过渡时期的后半段，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了英方制造的种种障碍、纷扰和麻烦，坚持“以我为主、团结港人、依靠港人”、“另起炉灶”，在香港回归进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为香港的平稳过渡、持续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彭定康等反中政客，在他们的政治赌博中却一无所获。他坚持与中国政府“对抗”的行径和态度，引起越来越多的香港知名人士的反感。1996年10月2日，彭定康在立法局发表他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立法局在对施政报告进行辩论后，按惯例要通过一个向港督“致谢”的动议。但是，彭定康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在经过辩论后，立法局却通过了一项“不予致谢”的动议。这在港督发表施政报告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四、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
〇一位香港记者写下：“大英王气黯然收”
〇江泽民：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〇董建华：“一国两制”的事业，完全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1997年6月30日下午4时半，彭定康与以往的历任港督一样，举行告别港督府的仪式。天正下着小雨。随着日落号音，港督府楼顶的港督旗徐徐降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最后一次降落，它不会再升起了。
下午6时15分，英告别仪式在添马舰驻港英军总部东面操场上举行。英国王储查尔斯、首相布莱尔、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行将卸任的港督彭定康出席了告别仪式。当查尔斯王子走进会场时，停泊在维多利亚海港的皇家海军快速舰鸣放21响礼炮。英军仪仗队、军乐队及驻港英军等表演了音乐、舞蹈、独唱、合唱、军方操演等节目。港督彭定康发表了演讲。彭定康说：
对全香港来说，今天是值得庆贺而不是叫人伤感的日子。然而某些人也许多少有点感触。任何惜别的场合，都难免引起离愁别绪。容我稍后再细说。
历史不单是一连串的年月日。历史不仅是我们记忆所及的日子，还有那些日子前后发生的事情。要说香港的成功故事，得从今夜之前的年月说起，也必定会说到光辉美好的未来岁月。香港的故事，当然并不限于英国管治下的一段历史，尽管今夜正标志着这段150年历史的终结。这段历史，是由上一世纪的一些事件揭开序幕。对于那些往事，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当然没有人会试图为之解说。可是，我们该注意到，今天香港大多数人之所以在这里生活，是由于本世纪发生了一些事件，而对于这些事件，相信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会加以辩护。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认清过去，这样便能够抛开过去，走向未来。
今天我们要庆祝的，是本港市民凭着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毅力，辛勤创业，为本港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最初来到这里时，一无所有，只是一群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努力不懈，终能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英国在香港的管治即将终结。我相信我们可以总结说，英国对香港的贡献，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架构，使香港人能够力争上游，创造美好天地。这个架构包括法治精神、廉洁开明的政府、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已具雏型的代议政制和民主社会制度。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一个典型的华人社会，而又带有英国特色。从来没有一个属地，在脱离殖民管治时，能够像香港这般繁荣昌盛，这般具备文明社会应有的结构和特质，既有各行各业的专才、不同的宗教、众多的报章杂志、蓬勃的慈善事业，还有正直忠诚、矢志不渝地为市民和社会谋福祉的公务员。
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坚守他们一向珍视的价值观，香港的前途必定越来越光明。香港的价值观正面积极，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些价值观也是亚洲以至其他地区未来的价值观。在明日的世界里，一个欢欣快乐、民生富足、充满信心和安定繁荣的社会，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样，是一个能够恰当地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加以融合的社会。今天晚上，我们以及远在他方观看这个盛典的英国国民，都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他领导的优秀班子，致以深挚祝福，祝愿他们顺利展开新工作。董建华先生和他的夫人，必定会全心全力、竭诚为香港服务。全港市民以及海外人士，都衷心希望他们面对未来的挑战时，能够有卓越的表现和成就。
我刚才提到，对一些人来说，今晚的庆典难免夹杂了丝丝愁绪。
临别依依，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即将告别香江的人，心中都带着离别的伤感。我是第28任总督，也是最后一任总督。跟历任总督和他们的家人一样，内子、女儿和我，定会把香港的一点一滴铭记心中。大家待我们一向是那样亲切、友善，这份温情暖意，我们难以忘怀。过去五年，能够与你们共同生活在这片美好的家园，并且能够为你们的将来尽一点力，实在是我毕生莫大的荣幸。如今，香港会由香港人管治，那是你们得到的承诺，也是一个不容改变的进程。
彭定康的这段演辞，其中不乏耐人寻味的地方。显然，在这段不长的演辞中，彭定康仍然以他独特的方式发泄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他所说的“本世纪发生了一些事件”，实际上就是暗指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几天前，他接受香港《信报》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他对“鸦片战争”有何看法时，他回答：
没有任何人在20世纪可以为鸦片贸易辩护。我从来没有这个梦想。这也不单是英国的问题，其中涉及很多帝国，有些中国官员也牵涉其中，我甚至不曾尝试去为这事件辩护，这是不可辩护的。
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发生在更近期的历史事件，导致香港人口大量增长，这些事件也不会有很多人维护，有人会为“大跃进”辩护吗？有人会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吗？当时在上海充公财产的事情又如何？
如果仅仅从研究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看，把“鸦片战争”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性质完全不同、与香港的关系也完全不同的事件硬扯在一起，是够荒唐的了，说明彭定康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但是，如果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彭定康的这段话显然包含着一个政治企图：他用这些诸如“没收财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来提醒香港的市民，使他们对中央政府保持戒备和距离。
在告别仪式上，查尔斯王子代表英女皇宣读一份“赠言”。全文如下：
还有5个小时，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将会告终。
在此期间，香港从一个沿海小埠，发展成世上一个最主要的城市，和最庞大的贸易经济体系。期间曾作牺牲，曾经苦痛，也曾彰现勇气。香港从战火余烬中奋起之时，曾经历了一场动人心魄的大转变。此地收容了数以百万困顿无依的难民，创造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社会之一。
对于曾有缘参与谱写此一成功故事，我们既感自豪，又感荣幸。自豪者，在于英国的价值观与各种制度为香港的成功提供了架构；也在于香港人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与自由。荣幸者，在于曾与港人密切共处。他们才智横溢、机敏多谋，能够以上述架构为基，而成就更上层楼。英国国旗将会降下，英国管治的责任也行将告终。但英国却并非与香港诀别。香港人当中，超过350万是英国国民。每年，有数以千计的香港青年到英国求学。英语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普通法是我们的共通法制。同时，也有数以千计的英国人以香港为家。不论在亲友家庭、商贸投资、还是文化历史方面，两地间都有深厚渊源。
英国与香港，都是彼此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彼此未来的一部分。我们有信心，两地之间的联系不独经久不衰，更会持续发展。在这距离日小的世界里，香港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大门，英国则是亚洲通往欧洲的大门，两地各自扮演的角色，将使彼此间的联系更形巩固。基于以上种种，我国政府和本人都将继续以最关切的目光注意香港，以及她的发展情况。几个小时后，我们全球最大的领事馆将在此正式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将继续工作两年半，商讨有关实施“联合声明”的各项事宜。“联合声明”本身，也将继续有效，为期50年。在未来的悠长岁月里，我们都会重视和留意与香港的联系。
现在，香港正以繁荣、安定、充满活力的优秀面貌，面对主权移交中国。此刻虽然史无前例，我们对港人的能力与韧力却有无比信心。许久以前，英国已经明白，唯有香港人最清楚什么对香港最有好处。港人必定能够一如“联合声明”承诺那样管治香港，我们对此毫无疑问，同时也深信，恪守“联合声明”，就是香港继续成功的关键。今天，全球目光都汇聚于香港，我谨恭祝各位过渡顺利，今后继续平安繁荣。
随后，举行了英国国旗降旗仪式。在日落号声中，英国王储查尔斯和主席台上的全体来宾默默地注视着英国米字旗和有米字旗图案的香港旗缓缓降落。全场灯光熄灭，只有两束灯光射在英国国旗和香港旗上。此时，正下着大雨，整个会场更增添了冷清落寞的气氛。遥想当年大英帝国趾高气扬侵占香港的历史，令人感慨万端。一位香港的资深记者写下了一句“大英王气黯然收”，这是套用中国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一句诗：“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写的是三国时代晋灭东吴的情景。这位记者套用此句作为此情此景的写照，倒是很贴切的。
告别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展厅举行告别晚宴。出席晚宴的有：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英国首相布莱尔夫妇、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末代港督彭定康夫妇、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据说，这次晚宴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晚宴，每位嘉宾的费用为1625港元，再加上会场布置、灯光、音乐等，总花费650万港元。这些费用全部由香港政府支付。
参加完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驱车前往添马舰码头，准备离开香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赵稷华等代表中国政府为查尔斯王子送行。7月1日零时47分，“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艇驶离码头，带走了英国代表团和卸任港督彭定康，也带走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的时代。而“不列颠尼亚号”的启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的地点。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6月30日午夜时分，给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发去一纸电文：“我已放弃对这个城市的管制。天佑我皇。”其时，库克正在参加交接大典。
1997年6月30日午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香港。23时42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正式开始。出席交接仪式的中方主礼宾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英方主礼宾有英国王储查尔斯、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出席交接仪式的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0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政界人士，90多个国家驻香港领事机构的代表和一些国家的民间组织、地区与国际组织驻港办事处的代表。香港各界人士，澳门、台湾同胞，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也出席了交接仪式。来自世界各国700多家新闻媒体的8000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在中英仪仗队入场后，双方礼号手吹响礼号。23时46分，中英双方主礼宾登上主席台主礼台。在仪仗队行举枪礼后，查尔斯王子首先发表演说。演说中说：
今夜这个重要、独特的仪式，将在一刻之间，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与延续。
首先，仪式标志着香港在英国管治150多年后，根据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而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本仪式也庆贺延续，因为根据同一条约，和其后为实施其条文而签订的许多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继续拥有自己的政府，保留自己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夜，我要向当年把“一国两制”的构思体现于“联合声明”之中的诸位致敬，同时，对过去13年间付出极大努力，献出了忠诚与决心，为实施“联合声明”而商讨细节的诸位，我也要向他们致敬。
但我更要为香港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亲手创造的一切而向他们致敬。此地的辉煌成就，必须延续下去，也应该延续下去。
香港已向世人证实，一个成功的社会，是可以集拼劲与稳定于一身的。凭着拼劲，靠着稳定，此地建立了一个举世艳羡的庞大经济体系。同时，香港又向世人证实，东方与西方，是可以和谐共处的。这个发达的商业和文化交汇点，使四海犹如一家，丰富了每一个人的生命。
13年前，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已在“联合声明”中一同肯定，为香港的成功开创重要条件的这些独特元素，都应该继续维持。双方都同意，为了保持成功，香港必须拥有本身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享受自主和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和维持本身的法律和各种自由。同时，管治香港的应是港人自己，并向港人负责。
过去20年间，香港都因这些独特的元素而获益。期间，香港应付了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转折带来的挑战，而这种巨变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通常造成的纷乱，在香港却几乎从未出现。
联合王国曾为港人负上责任，为香港提供框架，使港人得以把握个中机会，创出光彩夺目的成就，而在他们的这些成就之中，也有我们的一份参与。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既感自豪，也感荣幸。
片刻之后，联合王国的责任，将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从此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香港将继续保持其鲜明个性，继续是世界多国的重要伙伴。
女士们，先生们，今夜，中国将为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民负起责任，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两者都弥足珍贵。1984年的“联合声明”已向世人庄严承诺，保证香港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联合王国将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声明”。我有信心，我们对香港的承担、我们与香港的密切关系，都不但会继续下去，而且还会随着香港和港人持续兴旺发达而更形深厚。
各位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谨代表女皇陛下与全英国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表达我们的感谢、敬佩、情谊和友好的祝愿。多少世代以来，你们都是我们的良朋挚友。我们不会忘记大家，同时，我们还将以最亲切的目光，投向你们不凡的历史上即将开启的新纪元。
23时56分，中英双方护旗手入场，开始进行象征中英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升旗仪式。为了保证英国国旗在零时准时降落，中国国旗在零时准时升起，护旗队曾反复进行彩排。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的乐曲声中缓缓降落。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正式宣告结束。
7月1日零时整，军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香港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零时3分，江泽民主席走上讲台，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正式成立。江泽民在演说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已在香港庄严升起。此时此刻，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值此庄严的时刻，我向中英两国所有为解决香港问题作出贡献的人士，向世界上所有关心和支持香港回归的人们，表示感谢！
值此庄严的时刻，我向回到祖国怀抱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香港回归后，将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香港的正当经济利益将受到法律保护。
我希望，世界上一切在香港有投资与贸易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继续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努力。
香港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香港今日的繁荣，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创造的，也是同祖国内地的发展和支持分不开的。我相信，有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管理和建设好香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查尔斯王子和江泽民主席的演说辞，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即对香港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的解释。查尔斯王子自我夸耀：“联合王国曾为港人负上责任，为香港提供框架，使港人得以把握个中机会，创出光彩夺目的成就，而在他们的这些成就之中，也有我们的一份参与。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既感自豪，也感荣幸。”在临撤退时，对于他们以往的侵略行径完全回避，而一味地夸耀对于香港的贡献，显然是企图借最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拉拢香港市民的人心。而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却针锋相对，揭示了香港发展的根本原因：“香港今日的繁荣，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创造的，也是同祖国内地的发展和支持分不开的。”
凌晨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8400多平方米的七楼三号大厅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钱其琛、王汉斌、张万年、费孝通、雷洁琼、程思远、吴阶平、罗干、吴学谦、董寅初、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何鲁丽、卓琳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其琛主持仪式。
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这时，整个大厅响起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1时35分，全部由港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始宣誓就职。第一个走到主席台前宣誓就职的是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董建华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由董建华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23名主要官员，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领誓，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
接着，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14名成员，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59名议员，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36人，分批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分别领誓。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监誓下，他们依次作出庄严承诺：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还宣誓：尽忠职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洁，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随后，李鹏总理发表了讲话。李鹏说：
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临时立法会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已经宣誓就职。历史赋予你们重任，香港人民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本着爱国爱港的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基本法，恪尽职守，不负众望。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力支持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我相信，在祖国大家庭中，香港同胞一定会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标志着邓小平先生“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获得了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进行的努力取得重大的成果，也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重要贡献。香港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接着，董建华发表讲话。他说：
这是一个崇高而庄严的时刻：1997年7月1日。香港，经历了156年的漫漫长路，终于重新跨进祖国温暖的家门。我们在这里用自己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香港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中华民族近代历史的荣辱兴衰，值得我们铭记：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贵的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富强，为了疆土完整，前仆后继，奋发图强。正是由于他们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努力，国家出现了百年未曾有过的繁荣和良好机遇，国际上确立了我们的尊严，香港得以顺利回归。
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我谨代表所有香港同胞，向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中华儿女，献上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超凡政治智慧的创举，香港在世界各国的目光注视下，接受了一项开创历史先河的殊荣。我们深信不疑，一定能够克服历史新事业带来的一切挑战，香港的将来会更加美好，我们的信念如此坚定，不仅是因为这个构想出自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庄严承诺；也不仅是由于香港同胞秉承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和特有的适应能力。最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事业，完全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国家以严肃的法律形式，授予了香港举世无双的高度自治权。我们非常珍惜这权力，我们会负责任地运用这权力。香港新时代的巨轮，此刻在祖国尊重香港人、相信香港人、爱护香港人的旭日辉映下，满怀信心，升锚启航，向着振兴中华，祖国统一的宏伟目标乘风奋进。
香港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竭尽全力，保持香港一贯的生活方式，维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坚守法治精神，发展民主，建立富于爱心的社会，确保国际大都会的活力。
本人受国家和人民重托，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在这个历史时刻，我感到无尚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我亲身体会过创业成功的艰辛和欢愉；我清楚地知道香港人的需要和期望。同时，我更深信同心协力的重要。我将以忠诚的心志，坚决执行法律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神圣责任，带领650万富于创业精神的香港市民，坚定地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路向前进。
我坚信，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前途必定更加辉煌。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7楼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参加会见的官员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23名特区首届政府主要官员；以钟士元为召集人的特区行政会议14名成员；以范徐丽泰为主席的60名临时立法会议员；以及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为首的终审会议常设法官、高等法院的36名大法官等。
7月1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典上发表讲话，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7月1日中午，在会展中心举行礼品赠送仪式。在香港警察乐队演奏的雄壮音乐声中，钱其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礼品证书”交给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赠送了贺礼。中央人民政府赠送了一尊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标志形象——金色的紫荆花，端立于暖红色的花岗岩基座上，基座寓意九州方圆；环衬的长城，象征着伟大的祖国。整座雕塑昭示着香港永远繁荣昌盛。据介绍，巨雕《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重70吨，长、宽、高均为6米，它以青铜铸造，表面贴着金箔，并用暖红色的花岗岩基座承托。基座圆柱方底，寓意九州方圆，环衬的长城图案象征祖国永远拥抱着香港。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赠送的贺礼是：
北京：景泰蓝瓶《普天同庆》一对。
天津：栽绒壁毯《天津黄崖关》一幅。
河北：花丝镶嵌、水晶内画《九州同庆》一座。
山西：核桃木雕《应县木塔》一座。
内蒙古：石雕《骏马奔腾向未来》一座。
辽宁：雕塑《国风》一尊。
吉林：松花砚《松花紫荆情系根》一方。
黑龙江：福桃花瓶《紫荆归春》一尊。
上海：玉雕《浦江庆归》一座。
江苏：苏绣《归程》一幅。
浙江：木雕屏风《航归》一座。
安徽：铁画《霞蔚千秋》一幅。
福建：漆画屏风《闽港情》一座。
江西：瓷板画《紫归牡怀图》一幅。
山东：泰宝石金银镶嵌红木屏风《巍巍泰山喜迎港归》一座。
河南：钧瓷瓶《豫象送宝》一对。
湖北：雕塑《黄鹤归来》一座。
湖南：湘绣屏风《洞庭春色》一座。
广东：玉雕《一帆风顺》一座。
广西：红木雕刻《同心桥》一座。
海南：大型贝雕《天涯共此时》一座。
四川：红木镂空雕刻艺术屏风《蜀港同庆》一座。
重庆：雕塑《吉祥彩练》一座。
贵州：彩色蜡染木雕座屏《苗岭欢歌庆港归》一座。
云南：斑铜花雀瓶《吉祥》一尊。
西藏：纯羊毛挂毯《山高水长》一幅。
陕西：铸铜雕塑《三秦庆回归》一尊。
甘肃：洮砚《九九归一》一方。
青海：挂毯《青海潮涌庆回归》一幅。
宁夏：贺兰石雕《牧归》一座。
新疆：手工毛织壁毯《天山欢歌》一幅。
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珍贵礼物——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当天矗立在香港会展中心海畔。
7月1日前后，另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6月30日10时1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21时，由509名官兵组成的驻香港部队先头部队分乘39辆军车通过落马洲口岸进入香港。先头部队进驻的军营为添马舰军营、赤柱军营、昂船洲军营和石岗军营。22时许，我军78人到达英军驻港总部威尔士亲王军营，举行防务交接仪式。23时59分55秒，英方最后一名士兵步出军营门口。零时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中国国旗升起在军营前的旗杆顶端。从此，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开始在香港执行防务。我驻港部队主力部队于7月1日晨6时开始，分陆路、空中、海面向香港开进。8时38分，各路部队抵达各自营区，开始执行香港防务的任务。
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在香港成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7月1日零时零分，中国国旗升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办公大楼前。下午3时，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主持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开署仪式。公署是处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机构，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就此类外交事务与中央政府联系的渠道。
当香港沉浸在回归的喜悦中时，祖国大陆也是一片欢腾。6月30日晚，可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狂欢之夜。北京市各界群众10万余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迎接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7月1日下午，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盛大招待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全国56个民族的代表及首都各界人士等共4000多人出席。当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江泽民在讲话时指出：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回归的路漫长而艰辛。这一天的到来，是很值得我们庆贺和自豪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香港回归以后，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几乎与香港的回归同时，泰国泰铢贬值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波及面之广、破坏性之大，都是半个世纪以来所仅见的。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不可能不受到这股金融风暴的波及。1997年的第四季度，香港的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998年出现了负增长。但是，由于有了祖国大家庭的依托，香港最早走上了调整和复苏之路。亚洲金融风暴并没有压跨香港的经济。1999年3月7日，江泽民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
香港回归以来，董建华先生领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沉着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其他挑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维护了香港金融和经济的安全，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同胞处变不惊，知难而进，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充沛的信心、很强的凝聚力和应对智慧，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赏。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江泽民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香港回归以后最初一段历史的总结。
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香港终于回归。当人们回顾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历程，不难发现，尽管英方制造了许多障碍，甚至百般纠缠，但是，最终还是按照中方所规划的轨道前行。或许人们会认为，这是因为中方代表了公正与道义。确实，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中国在十九世纪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历史，那时，任人宰割的中国，也往往是公正和道义的代表。马克思在评论中英两国的鸦片战争时曾深刻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上不断地重复上演，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还有类似于“公理不敌强权”的闹剧。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其结果之所以基本体现了中国意志，不仅仅在于公正与道义在中国一方，更重要的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强大了。撒切尔夫人在回顾中英谈判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杰弗里·豪（英国外交大臣）4月（1984年）时访北京，并成功地在‘中英香港问题联络处理小组’的设置问题上达成协商，1988年之后才开始运作。杰弗里·豪有耐心的交涉使得协议圆满成功。这谈不上是胜利，也不可能会有胜利，因为事实是我们所交手的是一个绝不妥协及势不可挡的超级强国。”
这就是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