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随着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的GDP规模必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同时，中华文明也将实现伟大复兴。这需要大约30年的时间。然而，这经济腾飞与文明复兴的30年，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在国家关系、地缘政治、投资贸易、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段艰难的历程。但无论如何，由于经济总量规模之巨大、增长潜力之强劲，中国的和平崛起、文明复兴，作为21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
任何国家或文明的发展，都有其不同的历史阶段。就经济发展而言，如同人的寿命一般，通常也可以分为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老年、老年和暮年等阶段。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和军事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其基础是经济和科技；同时科技进步也要仰仗经济实力的增强。因此，经济实力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作用至关重要，也是国家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的复兴之路，以约十年为一个阶段，可大致分为艰难岁月（2013—2020）、蓬勃发展（2021—2030）和伟大复兴（2030—2040）三个历史阶段。
（一）最为艰难的八年（2013—2020）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攻坚阶段；而自此开始的八年时间，也将是我国复兴之路上最为艰难的岁月。在这一阶段中，我们既要面临来自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又要应对来自国内的各种压力，同时还要完成这一阶段的改革与发展的任务。
1.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近两年来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在东海与南海等海域的领土纠纷不断升级，并直接影响到了经贸合作关系；中美关系也正在走向微妙的阶段，在外交场合摩擦冲突不断；中国与欧盟、美国及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也一再打响。因此，如何突破围堵、度过这一摩擦阶段，是我国面临的重要对外课题。
如前所述，经济是军事、外交和地缘政治的基础。从目前世界经济格局看，2011年以现价美元计价的GDP规模，美国达到了15.09万亿，占全球GDP的21.57%，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中国7.30万亿，居世界各国第二；第三是日本，为5.87万亿。中国在2010年规模还与日本相当，目前已经拉开了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与中国邻近的俄罗斯为1.86万亿，印度1.85万亿，而其他金砖国家中巴西为2.48万亿，南非则为4.08万亿。
从长期看，如果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能保证内部相对安定，世界经济格局在十年内将发生重大改变。这种变化反映在经济规模上，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量将逐步赶上美国，与美国的GDP规模相当。到2020年，美国可能将达到19.67万亿美元，仍可能居世界各国第一；如果保守估计中国年均增长速度为7.2%（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币升值幅度为30%，约将达17.74万亿，与美国GDP总量相差2万亿左右。如果乐观估计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7.6%，人民币升值总幅度为40%，则GDP规模为19.75万亿，将与美国GDP规模相等。而届时日本GDP为7万亿左右，中国GDP规模与目前处于第三位的日本，将会扩大到一倍以上；印度GDP规模为4万多亿，俄罗斯为2.8万亿左右，而巴西约为3.5万亿。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不在同等量级上。因此，2013年到2020年，是世界大国经济实力消长变化的八年，只要中国把握好机会，就将在这一格局变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然而，中国要想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把握先机，就必须处理好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
（1）明确中美关系定位（2013—2020）
接下来的八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强盛国力最关键的时期。对比中美经济力量和国家成熟程度，中国目前处于少年阶段，而美国正当中年。无论经济科技实力或是军事力量方面，中国都不可能与美国对抗。在未来的八年中，中国将从少年期步入青年期；美国则从壮年向中老年阶段发展。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制造业总量还将进一步扩大，结构将进一步升级；实物贸易量将位居全球第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也会随之逐步提高；人力资本的规模会扩大、质量将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至60%；人民币对美元将升值约30%到40%。乐观的结果是，八年后中美总体经济规模将持平。由于届时中国仍然处于上升时期，而美国处于放缓阶段，那时格局会变为青年的中国面对中老年的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中国能“和平”崛起吗》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崛起带来的中美关系转变有三种可能走向：一是“正和”观点被接受，即各方认同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但目前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二是“负和”观点占据主导，即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竞相争夺主导地位，甚至可能出现以美国为首、遏制中国的联盟；三是一种设想的混合情形，全球化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并存，典型的均势政治越来越重要——但这基本上正是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我们固然希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假设，但目前的国际局势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对我国的态度都不容乐观。美国学者Mearsheimer认为，中国无法实现其和平崛起的愿望，而是会受到美国和中国的邻国结成的联盟的阻遏。另一学者Peou则通过总结目前的相关研究意见也认为，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可能无意冒犯它国，但却不能保证它国不来冒犯；中国要建立与邻国的互信非常困难。
中美之间，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首先美国不会甘心世界上出现一个在经济实力和其他方面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大国，从而影响其领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主流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东西方文明不同所导致，是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但笔者认为，除不同文明的冲突外，冲突的根基是全球利益在国家间分配的矛盾，因而其实质是国家利益冲突。其次，从意识形态方面讲，美国一直反对三种主义，即极端恐怖主义、**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势必也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崛起。再次，美国在文化上是一个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国家，奉行单一神的宗教，且具有排他性；而中国则是儒家文明辅以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多核心国家，其中还混合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宗教，而共产党的信仰则为无神论。因此中美在信仰系统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政治体制来看，美国是一个奉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实行多党制、总统普选、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体制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威权政体，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的社会。有些美国学者就认为中国如果不能脱离只注重发展经济而不重视解放人权的思维框架，是难以与世界达成真正的信任、发展其软实力的；也有人也认为，除非中国成为西式的民主国家，否则无法真正达成与国际社会的互信。然而笔者认为，中美关系中，国家利益在先、意识形态其次。换言之，即使有一天两国的意识形态能够取得共识，国家间利益博弈还是不可避免。这就如同当年的中苏关系，尽管都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曾经达到过非常激烈的对抗程度。
因此，美国在这八年中必会采取全面遏制中国崛起和强盛的战略。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看，对于中国将是战争与和平两手准备。战争与和平，是两个极端；两个极端中间，存在无数个组合。一旦中美之间爆发战争，谁输谁赢不得而知，但其代价、成本和灾难一定是巨大的。中美两国有可能达成一定的默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从而两国可以维持和平，各自过太平日子，也就没有冲突、成本、代价和灾难。但是，美国不愿意形成全球“中美G2”主导格局，从而可能丧失自身的国际领导地位。美国可能运用外交等手段，利用第三方力量，如印度、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与中国的领土、领海纠纷，借助他们的力量，与中国非正面冲突，从而达到钳制中国、消耗中国的目的，趁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少年时期，就遏制中国、分化中国，避免其成为未来可与美国匹敌、甚至比美国还强大的对手。这种战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国家间经济战略看，美国的经济重点也将向亚太转移，既积极参与和主导区域合作（如TPP等），在区域合作中把握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同时也更多地开拓亚太新兴经济市场，与亚太形成更紧密的投资贸易合作。美国还可能利用其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发难。如此，美国将在亚太地区保持和加强其影响力，与中国进行区域主导权的竞争。
因此，我们在明确认识到美国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会对我国采取何种态度和手段的基础上，必须积极主动地做好全盘应对准备。首先，基于中美目前的实力对比，必须尽量避免与美国或受美国指使的其他国家产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同时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秀出自己的“肌肉”，吓阻某些想浑水摸鱼的小国，因为过去能够韬光养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次，我们仍然要以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为抓手，让相关国家认识到与美国联盟的得不偿失，使美国无法真正形成稳定的合围中国的区域联盟。再次，我们也需要主动出击，不论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规则制定上，还是在气候环境谈判等国际场合，一方面要努力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需要适时适度打压美国的嚣张气焰。最后，我们也要向外积极地传播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思想，让世界了解并接受“和而不同”、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中国哲学理念，尝试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信任。
（2）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利益与博弈（2013—2020）
Thies指出，中国尽管未来会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上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负责任的大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军事冲突始终无法避免。Peou也认为，中国的邻国可能会持续采取一种对待中国的混合战略：在经济贸易上合作，在区域战略中反制，在国际政治上找平衡。这个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我国未来周边的区域态势。
目前中国最需要谨慎处理的周边国家关系就是中日关系。就经济实力对比看，2011年时，中日经济实力大体相当，但到2020年时，日本经济总量可能仅仅为中国的不足40%。从经济关系上看，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向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有相当多的产业向中国转移。目前日本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国，并且如果未来八年中关系处理得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很可能建成，彼此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然而，由于中日间曾经发生过日本侵华战争，存在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且一直难以化解。就未来八年的政治军事关系上看，日本极可能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其形成威胁，右翼势力也将因此抬头，进而将紧跟美国或拉拢其他可能对中国存在敌意的国家，结成反中同盟，借以遏制中国。而钓鱼岛及周边领土领海争议，不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难题。钓鱼岛问题背后牵动的，实际上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根本的纠结点，即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中日间也存在巨大的区域合作空间和经济共同利益。两国能够通过产业分工和协作，共享共同市场；特别是中国不断成长的巨大的市场，将是日本经济走出低迷的强有力引擎。目前中日总体实力相当，一旦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其后果是双方都不愿承受的，而且可能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然而我们需要警惕日本国内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将中日关系推至危险的边缘，因此要严正立场、划清底线，让其右翼分子不至于为所欲为；同时依旧需要积极寻求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货币互换区的合作可能，让未来中日关系能够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
印度和俄罗斯是中国毗邻的两个大国。在2012到2020年间，俄罗斯陷于人口增长接近于零，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可能将中速增长。印度经济则由于其人口红利充足，可能将高速增长。但预计到2020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是中国的16%左右，而印度是中国的28%左右。
俄罗斯的资源优势与中国的消费市场，恰好形成互补关系。因此中俄之间具有良好的经济合作背景。而印度则可成为中国的部分产业对外转移的承接国，在国家价值链上存在纵向的协作可能。但印度与我国还存在一些边界划分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俄罗斯与我国在领土和领海边界上也偶有摩擦；加上美国对它们的拉拢，这两国与我国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稳固的。但由于两国与我国同样处于需要强调经济发展的阶段，因此从经贸合作这一各方都关注的点切入，并在其他国际事务中通过必要的合作与支持，建立互信关系是非常有希望的。
东盟是中国东南周边国家的区域性组织。未来八年中，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异常重要。东盟中，有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和领海边界纠纷，如菲律宾、越南等。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恐惧感。东盟国家中也有与中国已经解决边界问题，以及与中国不毗邻的友好国家。同时东盟自身也在寻求与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的关系平衡。就区域经济合作而言，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从政治军事关系上讲，东盟一些国家采取的是远交美国而近攻（防）中国的策略。
然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投资和贸易的东亚区域化将越来越密切；同时人民币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正不断上升，并开始扮演一定的货币锚角色，因此与中国合作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
但中国的确不能再在国际关系中仅仅强调经济利益，而需要在区域间逐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主动承担一些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国际责任；同时对于那些想通过与美国结盟、在遏制中国的小动作中浑水摸鱼的国家，也需要及时对其亮以颜色，从而在区域国际政治格局中，逐步展现中国新的大国形象，从过去的被动式外交和经济外交开始向全面主动外交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