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937年的春天，太阳落得早。太姥爷那年刚满二十，他的母亲已病危，家里早早就为她准备了棺木和寿具，可疾病让她瘦成一把骨头，寿衣得重新做，于是太姥爷到镇东边太姥姥家的缝纫店给母亲定做一套寿衣。
整个散花镇，就数太姥姥的父亲手艺最好，连邻镇的有钱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太好，连伙计都忙不过来，太姥姥就来帮忙，站在柜台的暗影里，轻言细语地说话，记下客人交待的尺寸。她常常穿湖蓝色的褂子，结着油亮的大辫子，太姥爷猜她一定是摘了皂角用井水洗头发，隔得那么远，都能闻见清香。
太姥姥也留意过太姥爷，朴实诚恳的年轻人，有一双忧戚清亮的眼睛，说话向来和和气气的，写得一手好字，她看不懂，但喜欢看。寿衣做好后，她认为黑色太素，便在袖口处绣上了凤凰，有种敦实的吉祥，压住了悲怆。太姥爷拿回家，母亲很满意，他回忆着缝纫店的姑娘，暗暗下了决心。
太姥姥生得美，也有不少达官贵人提过亲，她父亲一概没有应，他知道凭自家的家底儿，送女儿出嫁无非是做小，可是好好的宝贝闺女干吗要受人轻贱？再说乱世里什么都是说不准靠不住的，当权的有钱的一旦失了势，败落起来也轻易。太姥爷家世代从医，太姥姥的父亲对悬壶济世的行当是敬上几分的，手艺人端的是百家饭，总能太太平平地过下去，不至于委屈她了就是。所以太姥爷这边一上门，他就答应了。
次年开春时节，太姥姥就过了门，她爱吃桑葚，太姥爷就和她说，你喜欢哪棵桑树，我们就在旁边盖房子。太姥爷当时年纪虽轻，医术却不俗，医好了很多人，很受爱戴，病人当中的石匠，瓦匠，泥匠都来帮他，不到两个月就建好了一栋石头砌成的房子，结实美观，冬暖夏凉。
B．
1941年冬天，散花镇下了很大的雪，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太姥爷远房的表兄，前几年一直在太姥爷这里看病的，吃了几年的中药，身体调理好了些，就去东北伐木赚钱，过年时才捎钱回来。
日本在哈尔滨郊外成立731部队后，表兄也被抓了去，成为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动物。他趁着某天的暴雨，打倒看守，逃了出来。长途跋涉多日，一回家就找到太姥爷，恳求救命。经过太姥爷诊断，由于服用多年的大别山药草和鼠疫菌呈相克之势，表兄的体内竟然存在大量免疫血清，让他被注射了鼠疫菌后仍能安然无恙，成功躲过一劫。
太姥爷的父亲因不肯为日寇治病，被直接射杀，国仇家恨令太姥爷早已对日寇恨之入骨。神农尝百草也只拿自己身体力行，华佗研制麻弗散也绝不拿活人做实验，和表兄彻夜长谈后，得知了日寇在东北一带令人发指的细菌实验暴行，太姥爷更是怒不可遏。
没过两天，湖南常德被日军投下鼠疫弹，大量老百姓死亡，消息传到散花镇已是半个月后的事情了。咱中国人不能白白送了命，人不能被人这么欺负，太姥爷决定去一趟湖南。他知道表兄只是一例病患，还得多观察几名病人，根据临床效果才能研制出解救药方。
老话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的局势风雨飘摇，且不说去湖南是为国出力，就算呆在小镇，也不能预料事态的发展，亡国之人，无家可言。太姥爷远赴湖南是那年腊月二十九，天冷得像在下刀子，镇外的清水河面全部冻住，人可以稳稳当当地在上面走上一个来回。太姥爷喝了白酒，在堂屋里坐了许久，回厨房盛了一碗汤，喂孩子喝下，把碗放在桌上，转身就出了门。
太姥姥拉着孩子将太姥爷送出镇外，太姥爷深吸一口雪后清新的空气，自言自语道，雪下得真好，明年肯定是个丰收年。又回头嘱咐太姥姥，灶火要烧得旺哪，大过年的，烧得旺，明年才好过呢。
太姥爷带着盘缠和草药走远了，在雪地里慢慢地成为一个小黑点，天地空旷，只有那个声音在回荡：等我回来烤火哪。那一年，太姥姥二十二岁。
C．
抗日战争胜利是1945年，太姥爷离家已是四年了，他一去杳无音讯。太姥姥盘了一间小店，给街坊邻居做衣服度日，她手艺好，又耐心，维持生计不大困难。她年轻时候，父亲说的那句话当真没有错，能让我们依靠的，只有技艺。
每年冬天，家中的炉火都烧得很旺，可太姥爷始终都没有回来，也没有信。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姥姥把老人们都送了终，弟妹们都成了人成了家，连她自己，也有了女婿，有了外孙女，然后外孙女又有了女儿。我在1981年出生，是太姥姥的曾外孙女，这一年，太姥姥六十二岁，距离太姥爷的离开，足足四十年了。
她曾经是个洁净的姑娘，此后则是洁净的老太太，习惯摘皂角洗头发，头发挽成髻，穿布鞋，会用桑葚做成果酱和酒，腿脚灵便麻利，她不肯轻易老去。我记忆里，每到冬天，太姥姥总是穿着藏青色的褂子坐在大灶旁打盹，帮小辈烤点糍粑和红薯，一屋子香味，窗外是飞扬的雪。她不大说话，从清晨到黄昏，总坐在那里。后来我每次想到生命这个词，就觉得应该是个老妇人独坐一隅的情景。
1992年爸爸调动工作，我家搬到城里，想接了太姥姥到家里住，她执意不肯，留在散花镇渡过清淡宁静的晚年。每次回小镇探望她，我都会带些服饰类的杂志给她看，她耳不聋眼不花，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不识字，对着图片做出的衣服照样赢得惊叹和称赞。
姥姥和妈妈继承祖业，都是从医，但我自小晕血，无法从事医科，每次看到太姥姥，我都很羞愧。她却是不介意，和我说，家有万金，不如一技傍身。我考上大学那年，回小镇看她，得知我学了计算机，她听不大明白，但我解释说可以用它画画，写文章，她就很高兴。
那个暑假天气炎热，太姥姥很早就出门给我摘桑葚，用井水镇一下会是很好的滋味。日头毒辣，我去找她，给她戴上一顶草帽，坐在树下休息，闲话着。她有一句没一句地给我讲起家乡的诸事，谁家的孩子很孝顺，谁家的媳妇心地好。我听着，晃荡着脚哼唱一首童谣：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太姥姥忽然想起什么，指着屋后薄刀山上一处的坟地说，还不错吧？修了几年呢，我要是走得早，等你太姥爷回来，就和我合葬，很宽敞的。
那片土坡长满青草，郁郁葱葱，尽头有阳光，天显得极为高远辽阔。太姥姥看着远处油绿的稻田，比划了一个高度说，那年我和你差不多年纪哪。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知道太姥姥和太姥爷的故事。1937年，她是大辫子的姑娘，会绣凤凰和蝴蝶，1939年她穿月白色的衫子为病人熬中药，1941年她的丈夫远走天涯，而故园的桑树年年枝繁叶茂。
D．
2003年，我遇见了想要遇见的那个人，2005年底，我带了那人回到散花镇去见太姥姥。到达时正是午饭时光，小镇落雪了，足有一尺厚，到了下午三时，天就全黑了。
祖屋看起来并无太大变化，只是更陈旧了些，墙角开出小块的青苔，屋檐上结着冰柱，门前的桑树上挂着红灯笼。亲戚们早就自立门户，太姥姥喜好独处，他们便走动得少，逢年过节送些老人适宜吃的水果软糖和藕粉之类，闲时偶尔来坐坐。
我幼年时太姥姥给我缝制的布老虎仍放在毛主席的中堂下面，鸡毛掸子搁在案上，堂屋里的电视是前几年妈妈买回来的，太姥姥终日开着它，说房间里有声音，热闹些，她喜欢听各种各样的响动，那会令她感到有烟火气。
吃过晚饭，我们围坐在火炉前看着电视聊天，太姥姥最爱看《湖南新闻》，看得很专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辑里，播放的是731部队的罪行，黑色字幕上打出湖南常德的县志：日本731部队在华期间，对中国大陆展开细菌战……然后是一长串遇难者名单，有不惜以死抗争的爱国英雄，有无辜受害的平民百姓等，在民间义士那一栏里，我看到太姥爷的名字，在无数名字中间。
我去看太姥姥，她平静地盯着荧屏，我的心落回原地，还好，她不识字。太姥爷早不在人世是意料中的事，但只要未被证实，就还有希望。太姥姥一生都在等他归来，可是，太姥爷其实已经去世64年了。
我出去站了一会儿，小声哭了起来。有孩童在打雪仗，我在雪地里跌了一跤，一点都不想再站起身。回屋的时候，太姥姥拉着我的手说，我昨天梦见屋后的薄刀山着火了呢，很红。
厨房的炉火仍烧得旺，我进去添了一把柴禾，又想，还好，太姥姥不识字。
E．
太姥姥是在2006年3月19日去世的，那天离春分不远了。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我翻出一本残旧的账本，历经大半个世纪，纸张发黄脆薄，折角的那一页上，赫然有太姥爷的签名。那是1937年春天，他到太姥姥家的缝纫店取寿衣时写下的字迹。
太姥爷是冬天出生的人，名字是童冬来，普通的名，沉痛的字，反复地出现在账本的空白页，起先是笨拙的笔画，渐渐地就书写得流畅了，应该是太姥姥的临摹体，她想等他回来给他看看。她的确不识字，但“童冬来”三个字，她看了那么多回，默念过那么多次，她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这八十多年的人生一样。她一定在《湖南新闻》里认出了他的名字，可她若无其事地又活了那么多天，她是不想让我们伤心吧。
……我的童年与一个名叫散花的小镇有关，我记得小镇的河流，桑葚和白雪，以及一些久远的味道——光线昏暗的店堂里，中药被分门别类装进一个个小格子里，它们一律有着漂亮得可以直接拎过来入诗为画的名字，字字烁金。很多年了，那种清苦的气味仍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