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真正高水平的吹牛，不是正向的自我吹嘘，而是反向的自我贬低，是自嘲，比如，别人说你深沉，你说自己“假装深沉”，显得特有底气，特牛。高手是把吹牛搞成幽默，谁都知道你在幽默，而不认为是在吹牛；低水平是把幽默搞成吹牛，明明想幽默，别人都当你是在吹牛。
对女人撒谎是许多男人经常要做的功课。但是，撒谎的前提是爱而不是害。这是关乎到人品优劣的天然分界。
有些特殊情况下，真实的结果，是更真实的伤害；撒谎，反而是一种爱护。比如，把一些她承受不了的事情隐瞒，如病情、意外等，这是善良的谎言。
还有，本来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怕女人知道乱猜疑，说不清，为避免麻烦而撒谎。还有确实失去把握而出轨、暧昧，或者已经心有所属，面对盘查，恐怕也离不开撒谎。这是无奈的谎言。这时，千万不能听信女人的误导，说只要如实交代，就会得到原谅、宽大处理之类。不管她本意是多么的真诚，也无法接受从你嘴里亲口说出的事实真相和细节折磨。假如，你还尊重和心疼她的话，宁愿保持沉默，或自己背负撒谎的罪名，也不要既伤害她的感情又伤害她的自尊；即使分手，也要让“犯罪事实”模糊些，或为今后留有回旋余地，或保留对方自我安慰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自尊与善良，甚至也是一种绅士风度。即使不爱，也要把伤害尽量控制在最小。
据说，两性健康新理念提倡男人不必貌似坚强，有苦你就说，有泪你就淌。我以为不可，至少要有一定保留。说与不说的前提是看她的承受能力和接受度，假如女方特别爱你，面对你的委屈伤痛，除了陪你一起难过，她实际上帮不了你，最后的结果是，你发泄了一下，于事无补，她却心痛难忍，历久难平，失去安全感；假如她不爱你，你的软弱，只会让她更轻视你。最好的办法：
一、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二、找哥们喝喝酒，侃侃大山；三、打打球，唱唱歌，或者干点力气活，让自己累个半死，忘掉一切；四、可以向她倾诉，但要在她有能力帮你或者有能力承受的情况下，或者在你已经自行解决之后。
男人经常需要在女人面前狡辩。狡辩有四个层次：
一、逃避法。反复解释，比如，有人说看见你和某美女如何了，就急赤白脸地说“没有”、“误会”、“巧合”之类，十分紧张，十分笨拙，十分不可信，这样往往会明明没事，越描越黑，属于笨蛋冤枉型；二、模糊法。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转移话题，避而不答，等事过之后找合适机会，看似漫不经心而实际做了解释。高明而不失体面，属于聪明应对型；三、避重就轻法。一口承认，作无辜状，如：是啊，没错，我是和她一起吃饭了，原以为面对美女“秀色可餐”，就可以省一顿饭，谁知道只顾吃饭，没注意她长的什么样！把严肃的事情加入搞笑调料，可爱而让人无奈，属于狡黠无赖型；四、归谬法。不但痛快承认，还自我发挥到荒唐极致，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说我偷了东西，我说自己抢了银行，我这样的人，能干什么好事情？幽默酷毙，属于老奸巨猾型（越是平素表现好的人，这样说的效果就越好）。
这最后一种，集高明、无赖、酷于一体，是此行当中的九段高手。
一般人的思维定势是：干坏事都不敢承认，哪有公开给自己栽赃的？所以，结论是他一定无辜，以为他只是一种调侃。而他也许恰恰利用了这种思维习惯，让自己处于主动。你若认为他干了坏事，那说明他诚实；你若认为他没干坏事，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愚蠢，与他无关。
缺点人人有，就看各自的掌握，上乘之境是把大众的缺点，变成了独家的个性、特点。其基础是，你首先要有男人的优点做积淀，比如德、才、情、趣，比如坚强、仗义、负责、宽厚等等。否则，就老老实实做“完人”吧，别把自己弄成不伦不类的“三花脸”。
曾经，有一个朋友，总是希望自己是个坏人。我以为，想做坏人，其实很难。
诚然，从某种角度看，做坏人比做好人更为有利。我们无权去指责别人为保全自己、为趋利避害而去做坏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好作简单的道德评价。但是，我提出三点忠告，供其参考。
其一，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特别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要做坏人，决不容易。你有太多的、已形成定势并已渗入血液植根于灵魂深处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如要做坏人，两种极端对立的冲突与矛盾会缠绕交织、厮杀不断，如何摆脱？正如康德所言有两件事我们越是深入地思索，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线，你是在自觉的、主动的、有意识的状态下去做坏人，这远比那些蒙昧的、愚钝的、根本不知道德良知为何物的人去做坏人，要难得多。
其二，如果真做坏人，最好专门与坏人周旋，千万离好人远一些。
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对手，显现不出你的水平，你也难以体验征服战胜的快感和满足。而且，由于你比别的坏人更聪明（坏人一般都比较聪明），其杀伤力会更大，总去伤及无辜，终究是不好。不过，如果能够顾及到这些，也就坏不到哪儿去。
其三，如果要坏，就坏得纯粹而彻底，不要再存有丝毫善念，最好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尽情体会并充分享受快乐，否则，一边做坏事害人，一边良心不安，那就不配做坏人，只能沦落为损人不利己的蠢人了。
综上所述，结论为：做坏人也很难。做好人更省心。
一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比较封闭，除了唯物论、辩证法，我们几乎排斥一切学说，后来才逐渐发现，人类共同的思想宝库，原来异彩纷呈、包罗万象。
假如，机械地理解什么学说就一定是绝对正确、什么学说就绝对谬误，这本身就是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颠覆。如同没有绝对真理一样，思想学说，也并不存在什么绝对正确，若果真有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那么，它一定是超越现实存在的神话。应该说，各种存在，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
我们只是一介草民，持何种世界观，对整个人类和所生活的社会并无大碍，却对自己的生活举足轻重。对宇宙世界的总体认知、对事关大局的事情，我们不妨恪守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体系；但是对日常生活，却大可以搞点主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西方旗手，是英国主教贝克莱，而开我国先河的，则是南宋思想家王阳明和陆九渊。哲学史经常将程颐、程灏兄弟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合称为“程朱陆王”，虽同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但是，陆王的“心学”、“知行合一”的理论，对程朱理学，却有某种绝妙的反动。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常常不自觉地在应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尤其，当我们需要心理安慰，需要精神调节的时候，更是无法回避和跨越它。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的核心，即“心外无物”，很精彩。
想起一个笑话：
王阳明与朋友一同在春天的花园里散步，争论他的“心学”是否合理。王阳明坚持认为，心有即有，心无即无，不承认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朋友手指满园姹紫嫣红的花，问王阳明，这些花是否在你心内？是否存在？王阳明回答说：
当你未见此花时，此花不在你心内。
当你见到此花时，方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看似诡辩，但就局部性、个体性的事物而言，却不无道理。
对个人来说，没见到花，它的存在虽不容怀疑，但其存在与否，对你本人并无意义；当你见到花的同时，花的色、香、韵，被你感知，它的存在，对你本体才具有了实在的意义。
生活中，有许多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在无力解决、无法左右的前提下，那就不妨来点主观唯心主义：放大好事缩小坏事，凡是好事情，就高兴，就享受因其存在而带给我们的快乐；凡是坏事情，就权当它不存在，避开因其存在而带给我们的不快，不让它干扰情绪。这与我们常说的“眼不见，心不烦”同理。
还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然。如果，对之灵活运用，会有效保持心态平衡，很好的调节自己的精神与行为节奏。
在芸芸众生中，在社会的生命坐标图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你的周围，是无限的存在，没有边际。所以，交替使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方法，会受益无穷。
当你努力了、付出了、奋斗了，但是仍然未达目标，在心灰意懒时，不妨想想“比下有余”，还有许多人境况不如自己呢，于是，心里坦然。
当你自满骄傲、不思进取的时候，不妨想想“比上不足”，还有那么多的人走在前面，自己尚需努力，于是，继续上进。
阿Q精神，将主观唯心主义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为我们消除心理不良影响、化解精神苦闷，提供了灵丹妙药，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法宝。
试想，如果没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安慰；没有陆、王“心外无物”的淡定超然；没有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自我认知与肯定，那么，我们面临的人生，将是多么的可怕！
经常被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告诫：不喝隔夜茶。心里总是一阵阵地犯迷惑。
首先，“隔夜”的概念模糊而难于界定。夜，是指其“日落到日升”的自然过程，还是指其引申之后“时间长”的义项？
此戒律在操作上，具有如下困难：
首先，当晚二十三点的茶，到凌晨三点，虽然仅仅间隔四个小时，但是过了“子夜”，按理应算做“隔夜”。
其次，早晨八点的茶，到当晚二十三点，期间十五个小时，按理则应视为“当日”。
因此，每当熬夜读写到凌晨两三点之时，对桌上的茶，总是不知道如何处置，当做隔夜茶，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当做今日茶，它分明已经过了“夜”。过了子夜的四小时和没过子夜的十五小时，究竟哪个该算“隔夜”。
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深究的必要，非论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免有些故意抬杠。
不过，推而广之，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甚至比比皆是。
比如，大到我们常常用“好”、“坏”来判断、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小到我们经常用“美与不美”、“好与不好”来描述对物的感观，而通常这些事情，很难有明确和统一的标准。这就非常的麻烦，如果仅仅是概念不清，或者只是些琐屑小事，倒也还没有大碍，只要不关大局，尽可以见仁见智，倒也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可是，我们都知道，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是非、好坏标准；而同一事物，也会有多样的、绝然不同的认识与判断。令人担忧的，是更多的公众性的、具有社会整体意义的事情，有了更加复杂多变、个性多元的标准，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又相当模糊。
比如：人们对许多侵犯公众利益却对个体无直接侵害的事情，表现漠然；而为了整体利益，需要局部或个体做出哪怕仅仅是微小的牺牲，都会反应强烈，其怒与不怒的标准，完全是非理性的，是强调个人感受特别是个人利益的。这就大大有悖于“气血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的古训。由这样的情绪所构成的社会评价标准，自然很难保证其客观与公正。
由能否客观公正，想到足球与奥运。
足球是一项体育项目，具有强烈的竞技、拼搏、刺激等特点。足球与乒乓，大小虽然不同，参与或者观看的感受的激烈刺激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同为体育项目的性质，却无更大差别。然而，我们却把足球变为负载民族精神、负载中华振兴的希望，把它夸大化、理想化，甚至政治化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本来性质。足球如此沉重，受得了吗？
奥运旨在推动全民体育健身运动，宏扬一种积极向上、既团结协作又积极竞争的精神，重在参与的过程，而非最后金牌的数量。金牌的多少与国力的强弱，应该没有直接关系，至少不是正比。可是，我们许多人，把奥运金牌，把足球的能否出线这些本属于过程、属于手段的东西，当做目的，当做实现强国梦的精神图腾，这就未免太难为足球、难为奥运了。
许多事情，除去本身价值之外，是存在一定的附加值的，但是，不等于可以附加到无限、附加到万能。这样，不仅荒唐，也会使事物本身被扭曲、被损坏、被异化。
如果，上述事情不能控制在我们这个社会所能消化、所能承受的程度，那将是一种全社会集体性的病态，很糟糕，很悲哀，也很无奈。
虽然，这些与“隔夜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与我们对事对人能否把握适当尺度，能否尽量保持客观公正的理性态度，却又不无关系。
进入21世纪，“布波族”一词高调闪入，令许多人奉为时尚先锋的代表。布波，是中产阶级的法语音译，取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两词合并，也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的综合。布波族一般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崇尚个性独立、精神自由，以心灵满足为生活、工作的动力，是精英、时尚的代名词。在感情上，布波族大多信守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承诺，不拒绝。因此，当朋友Y炫耀地告诉我，她的新男友“相当相当的”——布波，而且，这位布波先生有家有子的时候，我的惊恐，不亚于看见她爱上了一个“狼外婆”。
我连吓唬带劝告，说：“不能爱有家男士，不能爱布波男士，尤其不能爱有家的布波男士，否则，你死定了！”
可是，常言说的好，宁扶旗杆，不扶井绳，Y整个一油盐不进，不可救药。先是像一个活**，爱得那叫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整个把自己义无反顾地投了进去，把我关于“对人、对事、对爱情，一定要设底线”的“哼哼”教导，抛到爪哇国，爱得上天入地、要死要活，完全不似往常模样。我虽然担心，可是人家正是两情相悦的情浓之际，说多了，讨人嫌，只好冷眼旁观。
一天夜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一看表，两点半。我疑疑惑惑抓起听筒，Y带着哭音儿说：
“郁闷，找你聊聊。”
“怎么，布波失踪了？”我说。
她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这还用问，他不失踪，你会想起我？”
“你太聪明了。”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哪里是我聪明，是她太愚蠢了。都说，爱情，可以让一个女人伟大，更可以让一个女人愚蠢，看来，此言不谬。
布波先生许久没有电话，没回短信，更没照面，说是忙得顾不上，还要Y理解宽容，说自己是个“不乖的坏人”。
我对Y说：“他真是聪明过人，一个忙，一个不乖，就轻轻的从正反两个方面把你所有的不满责难拒之千里。难道，他把这份感情提前预设了一定的标准，将书信长短、通信密度、电话频率都像电脑一样设置了固定程序？如果这样，他应该知会于你，你也好调整自己，保持步调一致，免得他心烦、你心伤。”
Y竟执迷地为他辩解：“他真的太忙了。”
好吧，就算他真忙。但是，任何正常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按事情的轻重缓急所排列的日程表，其潜性规则是以事情与自己的关系远近、价值大小、利害轻重为依据的。因此，被挤掉的永远是那些对他本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人和事。“难道，你在他心中的分量还不清楚吗？”
她还天真。坚持说：“他挺谦虚的，态度也很好，还检讨说与我相比，他很自卑与惭愧。”
天哪！“那叫谦虚吗？你需要这样的谦虚吗？你要什么，他难道不知道吗？”我停顿一会儿，尽量平和地帮她这样分析：他的自嘲与调侃，并非是谦虚，只是看起来“显得”谦虚而已，这样的谦虚，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优越、清高、不屑和怜悯的翻版，是布波们贵族式的自我满足、自我肯定，甚至是自我欣赏。
Y还是企图挣扎着替他寻找理由，但是，口气犹疑，明显地缺乏底气：“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有责任心的男人，他至今很爱他的妻子、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