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邑李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郡李氏的一支，也是明清时期的名门。
在高邑县李家庄村东南原来有李氏祖墓，建于明朝，占地一百余亩，毁于20世纪50至70年代。
李渭（1685-1754），字菉涯，号素园，高邑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十六岁中进士，授中书舍人，后至刑部主事。三十九岁出任湖南岳阳的岳州知府。当时，雍正皇帝为整饬吏治，急需了解下情，特准李渭为其耳目，可以密折直接给皇帝奏事。结果因为他密报百姓真情，遭到湖南一些官员的嫉妒，不久就遭到地方官的“弹劾”罢了官。后来皇帝想起用他，又赶上他母亲病逝而服丧三年。服丧期满，才到四川嘉定（今四川乐山）出任知府。
李渭刚直不阿，断案时据理直言，经常惹怒他的上司。有人劝他“你在官场上要学会给上司点儿面子”，可是李渭却慷慨陈词说：“我可以弃官回家，但滥杀无辜、阿谀奉承的事情我绝对不做。”因此以倔犟出名。
一心为公，李渭如何用个人俸禄救百姓？
包拯再世，他又怎样为贫苦农民洗冤情？
饥民遍野，李渭引种哪些作物保障民生？
后来，李渭到重庆任职，遇重庆洪灾，他亲自勘察灾情、开仓赈济，不遗余力，救活许多百姓。后授彰德（治今河南安阳）知府，在彰德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他带领民众疏浚万金渠，修建水闸，使千余顷农田得以灌溉。至今我们在临漳、魏县、安阳，还能看到他当年修筑的水渠和闸函。
由于彰德境内的漳河隔断南北交通，李渭捐资在漳德的丰乐镇修建大桥，使两岸变通途。这座桥至今仍巍然屹立。
李渭在彰德，可以说是清代的包青天。
他平反冤狱，严惩罪犯。武安姓班的一位农民被诬陷杀害了自己的族兄，县官呈报案情，李渭发现有疑点，于是重新审理，找到了证据，证明这位班某是被诬陷并屈打成招，于是为他平反昭雪。
不久，林县的一位土豪劣绅仗势欺人，竟把一位农民殴打致死，但这劣绅对死者家属给钱加恐吓，让死者家属声称是病死的。
可是李渭这个包青天坚持亲自验尸，结果发现死者被殴打的铁证，并查找证人，证明确实是劣绅打人致死。于是按照大清律法，李渭惩治了杀人凶犯，为民除害，深得民心。
因李渭政绩卓著，雍正八年（1730年）升山东盐运使，相当于山东省盐务局局长兼交通厅长。
当时有些官吏上书要求增加盐税，声称为朝廷增加收入。李渭认为，山东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如果增加盐税，盐商肯定涨价，于民不利，更不利于朝廷声望，所以坚决反对增税，雍正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四年后，又赶上山东水灾，百姓流离，灾民食树皮草根，饿殍遍野，地方官吏居然隐瞒灾情。李渭非常气愤，他向雍正皇帝如实陈述灾情，揭露地方官瞒报灾情的行为，力主从速赈济。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山东按察使，继而任山东布政使。在任期间，李渭干了一件北方农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引种红薯。
他听说直隶无极知县黄可润从福建引种红薯。他在详细了解红薯的属性和种植技术之后，就从福建引种红薯，并结合山东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种植成功，并编写了《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向全省颁布，“以种薯为救荒第一义，加强储藏，以备凶荒”。
红薯产量高、适应能力强，有较强的抗灾能力，节省肥、水，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很快广泛种植，对克服饥荒发挥了很大作用。
后来，无极知县黄可润又派人到山东向李渭学习红薯繁育技术，广泛引种红薯成功，受到直隶总督方观承重视，开始在河北大面积引种红薯，开启了华北地区广泛种植红薯的历史。
乾隆十九年（1754年），李渭病逝，终年七十岁。直到如今，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都广泛享受着红薯的美味，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高邑李渭和无极知县黄可润的这份历史功德。
李渭的儿子李经芳，也是一代清官，字棣亭，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举人，授福建德化县知县，后任福建永春州同知，又调任陕西陇州的知州。
赈灾放粮，李经芳为何偏偏选择边远之地？
心系民生，他又如何为百姓就业创造契机？
主持科考，李经芳怎样促进湖北教育崛起？
当时，赶上西北大旱，灾民困苦。朝廷敕令赈灾，但主持赈济的官员都不愿到贫困的不毛之地，因此厚近薄远，百姓深感不均，民怨鼎沸，眼看激起民乱。这时李经芳亲自深入穷乡僻壤，逐门逐户发放赈灾粮食，才使得民心安定。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李经芳奉调陕西华州知州。华州是关中的咽喉要冲，交通繁忙。官府征用百姓的夫役、马匹很多，老百姓负担沉重，却又无力抗议。李经芳为减轻百姓负担，创造了一个机制，即官府出钱粮，让各乡设置专业的夫役、马匹，逐日核对簿册，有事就派用。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官府劳役和马匹的需要，另一方面减轻了百姓负担，并为当地民众争取了一些就业岗位。
后来，李经芳出任湖北恩施的施南知府。施南府位于湘、鄂、川三省交界处，地瘠民悍，交通不便，教育落后。每年朝廷委派的主考官员，都不愿到这个偏远之地。李经芳到任后，大兴教育，修建学校，聘请教授。湖北学政知道后，亲自到施南府考试，选拔了两名贡生，这在恩施历史上前所未有。
李经芳在任期间，赶上湖北大旱，朝廷调集财粮给予赈济。但天高皇帝远，境内九府的百姓纷纷状告赈灾官员侵吞救灾款，要求朝廷严查贪官。李经芳奉命审理赈灾民告官案，数月案结，查出一批克扣挪用赈灾粮款的贪官，事实确凿，给予严惩，深得民心。后不久出任云南提举司，行至昆明，病逝在途中。
涉笔成趣，沈涛为何称盗贼为小李？
寻访碑刻，他又因何误会险坐牢狱？
墨华居士，沈涛夫人又是何等才女？
在清朝，正定知府沈涛在我们这一带留下了很多佳话。
沈涛（约1792-1861），原名尔政，字西雍，号匏庐，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举人，后来调到河北，出任正定、大名府知府等职。沈涛小时候有神童之称，年轻时跟随段玉裁游学，是段玉裁的得意弟子。
段玉裁（1735-1815），清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他编著的《说文解字注》是中国训诂学的重要专著。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和沈涛同时就学于段玉裁门下。但两个人的政治主张和为人之道不同，因此，龚自珍与沈涛后来成为政敌。后世有人评价说，龚自珍属于改革派，而沈涛是保守派。龚自珍放荡不羁，吃喝嫖赌，不拘小节，而沈涛做人严谨规制、崇尚文道。沈涛崇敬他的老师段玉裁，也深受老师的影响，潜心研究学问，在金石学、收藏、鉴赏等方面，造诣很深，著述精湛。
沈涛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在官场上不被人重视，做了多年地方官。但是，沈涛继承了段玉裁的学问，留下了训诂学专著《说文古本考》十四卷，其他的著作也很多。
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一套《瑟榭丛谈》。瑟榭，是他在正定、大名知府的书斋名。这部笔记，是他在任正定知府和大名知府期间的读书笔记和随笔杂记，其中记载了许多风土典故，显示出他深厚的学问功底。
譬如，他记述各地小偷的情况时说：
“一些游手好闲的奸邪之徒，在闹市中剪人的衣囊环佩，窃取财物，宋元时称觅贴儿，‘近世窃钩之徒窜身都市，潜于人丛中割取佩物，俗呼剪绺’，而京师则称为小李。”
就是小偷称为小李，直到现在，南宫、新河一带，仍然把小偷称为“小李”。
沈涛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收藏、文学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堪称大家。
对于石家庄来说，沈涛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编纂的《常山贞石志》，整理收录了一大批正定府各县的古碑崖刻，这是一笔很宝贵的文化遗产。
《常山贞石志》的跋中说“金石之学，本朝最盛，荟萃成书者，不下数十家”，而沈涛在正定知府任上，感叹“正定，古常山郡，西控太行，面临滹水，为畿南要冲。汉唐以来，名城据县，严关古驿，精蓝佛塔，屡经更置。其间丰碑巨碣，疎然林立”。
但风雨摧残，村民焚烧，许多碑碣或倒在路边，或深埋于土中，竟不知道这些都是前贤的文化遗产。
沈涛就任以后，政通民和，工作之暇，他不坐轿子，微服私访，到民间收集拓印各县碑碣石刻近两百多种，考证史志文献，编成《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
传说他带着拓印碑刻的家什，衣着不整地到乡下拓碑，被当地百姓误以为是盗墓贼，给报了官，官府衙役到了一看，竟然是沈大人，都面面相觑，哈哈大笑。
沈涛还是个优秀的诗人，他的诗很有风韵情趣，清新自然。他的夫人戴小琼，号墨华居士，学问不逊李清照。在正定任上，戴小琼帮助沈涛整理金石碑刻，翻检历史文献。夫妇诗才，难分伯仲。夫妇举案齐眉，夫唱妇随，颇有情趣。人生有这样的夫妻相伴，花前月下互诉衷肠，这也是沈涛夫妇一生的幸福。
这正是：
高邑李氏名宦家，李渭刚正为民夸。
嘉兴沈涛知正定，常山贞石传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