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师年轻时的笔名叫“文若军”。听着像是真名，但并不是。有一阵儿我也爱在报纸杂志上发些豆腐干文章，给自己取个笔名叫“文若君”，与“文若军”谐音。那时我十四五岁年纪，文笔稚嫩而真诚。曾有一篇散文发表在《少年文艺》上，题目叫《父亲的少白头》。文章中我写道：“从我懂事起，父亲头上就有白发了，是家庭遗传，但我知道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他不是那么辛苦那么操心，也许白头发不会那么早出现……我爱我的父亲，发自内心地爱，我很想为他分担，可我并不能做什么，所以我选择努力学习，至少让他不必为我操心……等我工作了，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买一瓶染发剂，把他的白头发染黑。”
文章的结尾部分，原先我是这么写的：“等这篇文章发表，拿到稿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买一瓶染发剂，把他的白头发染黑。”文老师觉得不妥，劝我改了。说编辑也许会觉得不舒服，小小年纪文章发不发还不知道呢，已经开始惦记稿费了。这是那个年代的通病，放到现在，说不定反而会觉得有趣，是个噱头。事实上，拿到稿费后，我的确为文老师买了瓶染发剂，并且在阅读了说明书后，戴上薄膜手套，亲自为他进行操作。那天，文老师端端正正地坐在方凳上，全身拿报纸遮得严严实实，伸长脖子任我折腾。最后总算是成功了。虽然洒在地上的染发剂比涂在头上的还要多，但文老师的白头发好歹是被消灭了。接下去的几天里，廉价染发剂让他看上去像戴了一顶假发，黑得极不真实，而且很快便大片大片地掉色。据说文老师的额角处也因为过敏而红肿褪皮，只是那时我还太小，并不十分留意这些。在我的记忆里，文老师好像只染过三次头发，一次是这次，还有两次分别是我和文思远结婚。文老师染发后的效果其实并不很好，深色有压迫感，显得个子更矮了。花白的头发反倒能增添些儒雅的气质。但不管怎样，染过发的他是显得年轻多了。这几年偶尔我也会染一染头发。二十岁之后，白头发便悄无声息地出现了，除了少白头，文老师还把他的过敏症遗传给了我，不能化妆，尤其不能涂粉，否则就有破相的危险，还有不能吃芒果和花生，一到春天，空气里的粉尘会让我不停地打喷嚏。据说过敏的人比较聪明，这或许是我们父女俩的另一个共同点。文老师在去安徽插队之前，一直是上海某所重点高中的尖子生，他说他的理想学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是他们那代男生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可现实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他最终只是沦为倒霉的六六届高中生里的一员，被安排在安徽某军工厂里烧大炉。一烧就是十年。
文师母的名字里有个“清”字，所以文老师给我取名为“思清”。我出生那年，全国恢复高考，文师母这边推入产房，文老师那边坐进考堂。直至我满月，文老师才见到我第一面。“思清”这名字取得非常文艺范儿，却也是那时的实情。文老师在北京读大学，文师母一人带我。夫妻两地分居，“思”是必然的。后来文思远出生了，文师母实在吃不消，便把我寄放在上海外婆家。直到小学三年级才被接来安徽与他们长住。关于这点我曾经问过文师母，为什么把我放在上海而不是文思远。她回答文思远小，离不开妈妈。这话没有道理，就算一两岁的时候离不开妈妈，那再大一点总可以了吧。她又说文思远比较适应安徽的生活，而我比较适应上海。这里头有个典故：我六七岁的时候，一次去安徽小住，文老师买了两根冰棍给我和文思远，文思远吃得咂巴有声，而我只咬了一口便把冰棍扔在地上。文老师说我在上海把嘴吃刁了，吃不惯安徽产的冰棍。这事无从考证，反正我全无印象。文老师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笑，而且笑起来像傻大姐那样没心没肺。这话他说过很多遍。我觉得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现在非常不喜欢笑，而且心眼也多。小时候的事情真的没什么印象了，扔没扔冰棍，喜不喜欢笑，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每次他们来上海看我，临别时我都会哭得稀里哗啦。那种伤心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仿佛什么东西硬生生从身体剥离，伤心，还有恐惧、绝望。我死拽住他们的手臂不放，可最后总会被拉开，然后不知被谁抱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船驶离码头。那种滋味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全部。父母离开了，他的世界就塌了，至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会这样。即便我再喜欢笑，再怎么没心没肺。后来他们改坐火车。他们在车上，我在月台上，隔着一扇打开的窗。我曾经动过脑筋，想趁人不注意，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偷偷蹿上去，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尝试，估计就算试了也不会成功，毕竟我不是铁道游击队，年纪也太小。直到现在，我看见码头和火车站还是会忍不住难受。心里有阴影。我也曾遇见过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孩子，父母都是知青，或者父母一方是知青，不知为什么，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共同点，人群里很容易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额头贴着标签呢，“孤僻”“敏感”“要强”“低调”“自卑”“极端”……每个人不同，但或多或少都能贴上一两个。我中专时一个同宿舍的女生，父母也是知青，她是十六岁时按政策回的上海。文老师和文师母属于支内，与她父母性质不同，所以我和文思远不能享有这项优遇。女生很漂亮，歌唱得也很棒，得过学校歌咏比赛一等奖，竞选过学生会干事，属于挺活跃的那类人，追求者特别多，毕业后我们都以为她即将展开一段多姿多彩的人生，谁知才一年工夫，她便匆匆嫁了。丈夫是相亲认识的，比她大七岁，某国有企业的科长，长相普通，条件也不见得多么优越。这让我们很是吃惊。我猜这女生骨子里其实还是不自信的，因为她父母的关系，她可能会觉得人生充满变数，而且是负面的情况占多数，所以做了这么个四平八稳的选择。虽然避免了最后“捡芝麻丢西瓜”的悲剧，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她父母退休之后，据说也住到了她家里。文老师嘴里常说的“落脚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拿着外地的退休工资，上海无业无产，只能到子女家“落脚”。“落脚点”与“家”完全不同，里面透着无奈，完全是从权的意味。但这却是大部分知青回沪后的状况。文老师是个例外。本来他也做好了以我和文思远的家为“落脚点”的准备，可他赶在退休前调回了上海。他一个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帮了忙，让他以人才引进的形式进了上海的一所中学。虽然只是普通高中，却也相当不易了。据说文老师之前有一次试讲，凭着渊博的知识面与优雅不凡的台风，让台下人员完全折服。所以说人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文老师在安徽的时候，方圆几十里都是有些名气的，如果他愿意，可以背无数只“小猪”赚钱。但他没有。倒不是不想，而是心思压根儿没在那上头。他心心念念想的只是如何调回上海。当文思远考入上海一所大学后，这想法便更加迫切了。“一家人争取在上海团聚。”——我考上中专，他送我到火车站时，说的便是这句话。看似平淡的一句，却是包含了太多东西。像饱蘸着墨汁的笔，初时不觉得，落在纸上便是千言万语。
应该说，小时候我和文老师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甚至是非常好。《父亲的少白头》里写的全是我的心里话。那时常有人会问些促狭的问题，诸如“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我至今仍然记得文老师挨着我睡给我讲故事的情景。文老师的声音略带沙哑，语速很慢，每句话都带个夸张的尾音，讲究抑扬顿挫。他喜欢和我聊天。与小孩聊天是需要耐性和智慧的。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觉得他是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我那时是一个有着许多古怪想法的小姑娘，冷不丁就会做出些让大人头疼的事来。外公曾向文老师告状，说我老是说谎。文老师解释说这不是说谎，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小孩子分不清现实与虚幻，混淆了。在我还不识几个字的时候，文老师便给我买了简写版的四大名著。我煞有介事地看完，然后讲给外婆听。我那文盲外婆压根儿不晓得这些全是我编的，还当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外公知道后，又觉得这是说谎的一种。文老师却为我那些张口就来的想象力而感到惊喜。他称我是“神奇的小清清”。我没头没脑地问他能活多久？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因为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你活得越久，我才能活得越久。这些仿佛恋人间蜜里调油的情话，却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说，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爸爸。文老师像对待大人那样，很理智地向我解释：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还小。
办领养手续那天，二舅、二舅妈、文老师、文师母，加上我，一共五个人，去了民政局。整个过程很顺利，也很沉默。几乎没人说话。结束后，我听见文老师对二舅说了几遍“谢谢”。二舅再三强调不用。我那时候已经满十七岁了，但到底还太年轻，讲话不经大脑，居然问文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还叫你‘爸爸’？”文老师提高了音量：“不叫‘爸爸’，你想叫什么？”我猜我当时或许是想开个玩笑，否则不至于那样不合时宜。当天晚上文老师便和文师母吵了一架。当然表面上为的不是这事，而是随意挑了个由头。这件事比较尴尬，文老师只能自己兜着，连脾气都发不出来。让我考中专是他的主意，把我过继给二舅也是他的主意。给人家女儿，还得承人家的情，文老师满肚子的闷气无处可发。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与外婆家的亲戚渐渐生了嫌隙。之前讲起外婆家，他还是一口一个感激，后来口吻就不对了，有一次他居然对文师母说：“他们帮我带女儿是没错，可现在女儿都送给他们了，是他们家的人了，应该什么情都还了吧？”甚至有一次，他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其实小时候他们待你也是马马虎虎，无非多个人多双筷子，在粥里多加一碗水，吃不饱饿不死，谈不上多么宝贝。”——这就有些小儿科了。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一笑了之。既不反驳，也不附和。我了解文老师对这件事是多么耿耿于怀。凭他那喜欢钻牛角尖的个性，他会围绕这件事不停地打转，衍生出无数的情绪与是非。
老祝第一次上门，是某年的正月初三。应该说，这次毛脚之行还是比较成功的。文老师与他相谈甚欢，话题涉及政治、文化、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气氛友好、和谐，到后来还添了几分翁婿间的亲切。老祝离开后，文老师说他“除了长相有点老气，别的好像没啥大毛病”。按照文老师的说话习惯，这已是了不起的称赞了。不久后的正月十五，老祝被邀请参加我们更大范围的家宴。外婆家的亲戚几乎都到了，团团坐了一桌。这次出了点状况。主要是因为老祝对二舅太过殷勤了。给文老师夹一筷菜，给二舅也夹一筷；给文老师敬酒，接着就是二舅；邀请文老师和文师母到苏州老家玩，同样也邀请了二舅夫妇。连买烟也是每人两条中华。礼遇完全相同。这就等于是把两人摆到了同一个层次，触到了文老师的痛处。当天晚上他一直沉着脸。老祝为此很纳闷，问我：我是不是怠慢你爸了？我说没有，但劝他以后当着文老师的面，千万要与二舅保持距离，至少要把两人的待遇分出高下来，显得亲疏有别。老祝很是迷糊，问我，那万一把你二舅给得罪了呢？我说，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把握好分寸，两个都别得罪。老祝被这个技术活弄得郁闷不已，也亏得他江湖阅历丰富，又善见机行事，才勉强做到不过不失。
老祝喜欢听我讲以前的事。我从不添油加醋，即便如此，这段真实的人生在他看来，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他尤其喜欢听一些细节。比如文师母以前在招待所餐厅工作，把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回家，文老师嫌脏，叫她扔掉，她偷偷留下，让我和文思远大快朵颐。那时有一道臭鳜鱼，是安徽名菜，不知为什么，客人点了却总是吃不完，被文师母带回家，我和文思远喜欢得不得了。后来再去安徽菜馆点这道菜，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老祝总是让我唱黄梅戏给他听。他以为在安徽呆过的人都会唱黄梅戏。我说不是，就算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也未必唱得有我好。我和老祝去唱K，偶尔会点《夫妻双双把家还》，七仙女的声音曼妙无比，而董永则一直跑调，声音还像个伤风病人。他说平时与客户去唱K，大家总是夸他唱得好。我表示这世上许多好话都是假话，“谁说你唱歌好听，就等于在说这地球是方的，千万不能当真。要警惕。”我郑重其事地提醒他。除了唱歌，我们还常常外出吃饭、看电影、做SPA、打球，始终保持着新婚状态。我好些女友结婚后与丈夫二年都不看一场电影。她们很羡慕我。事实上，当初我和老祝公开关系时，她们大多持保留态度。因为老祝那时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年纪也比我大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前妻在电视台工作，离异无孩儿。
文老师是直到我领了证儿才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他大发雷霆，与我足足吵了三个钟头，吵得昏天黑地。最后他瘫坐在沙发上，浑身无力，而我则目赤面红，披头散发站在一边。他把这视作我中专事件后的第二桩失败的决定。我说凭什么只许你做错误的决定就不许我做？他说我那是迫不得已。我说我也是迫不得已，我吃死他爱死他了，没有他我宁可去死。文老师骂我没出息。我叹气说，没办法啊，没上过大学没受过高等教育，眼皮子就是这么浅。文老师顿时说不出话来。我很刻薄地，招招直击要害。有些事情可以和稀泥，唯独这事不行，我是要和老祝做一辈子夫妻的，势必要让文老师无条件地妥协，发不出一点反对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给老祝打电话，说事情搞定了。他问我是不是跟父亲闹得很不愉快，我说没有，“完全和平地解决。”事实证明，文老师确实是妥协了。除了冷淡些，他还是给了老祝应有的女婿待遇，也没再提这事。反倒是老祝有些不自在，说你爸这样子，让我心里直发毛，我宁可他骂我几句，倒还爽快些。我说骂是肯定会骂的，早点晚点的事，等着吧。
我和老祝的婚宴，堪称精彩。虽然早料到文老师那口气要找个发泄处，但万万没想到他会挑这么个关键时候。婚礼前半段很顺利，接新娘、拍照、敬茶……文老师的表现基本正常，稍有些沉闷，但问题不大，旁人会把这理解成对女儿的不舍，还有作为女方家长的矜持。老祝的父母从苏州赶来，亲家间说着客套话，文老师甚至还捧了个小场，说老祝沉稳可靠，现在这样的青年实在不多。礼尚往来，我的公婆也跟着夸我懂事、漂亮、可爱。我一边忙着招呼宾客，一边腾些工夫观察文老师，毕竟他对这场婚事是不满意的，我心里始终有些不踏实。
婚宴开始不久，文老师突然失踪了。流程里有一项是他代表双方父母讲话。我手捧鲜花站在台上，敏感地觉出台下有些不对。接着，看到文思远朝我做手势，一副大事不妙的神情。并指着娘家席上的空位——那是文老师的座位。我扫视了一遍现场，没有发现文老师。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一会儿，司仪宣布新娘父亲上台致辞。我抢过话筒，笑吟吟地说：“我爸爸说舍不得女儿，怕在台上说着说着哭出来，所以改由新郎父亲，我的公公上台讲话。”台下一阵笑声。老祝有些诧异地朝我看。总算我公公做了几十年的党政工作，关键时候很拿得出手。他整了整西装，正要上台，谁知这时文老师竟然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并且是箭一般地蹿上了台，来到我身边。我心跳得比刚才还快，敏感地觉出一丝危险。但到了这时候，只能听天由命。
“今天我嫁女儿。”文老师握着话筒许久，憋出这一句。我曾经看过他的发言稿，写得四平八稳，很大路的那种——没有这句。对一个资深语文老师来讲，即兴发挥不是件难事。我下意识地握紧了老祝的手。手心里都是汗。
“——嫁女儿不是件轻松的事。从女儿出生，看着她一点点长大，长成大姑娘，然后突然间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冒出来，把她抢走——”台下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文老师缓缓地说下去：
“——你还不能生气，因为这人是要和女儿过一辈子的，他也叫你‘爸爸’，笑眯眯地，好酒好烟地侍候你。如果你看他不顺眼，女儿就会跟你闹别扭，甚至还要大光其火。在女儿心里，现在爸爸妈妈已经不是自己人了，最最亲的就是这个家伙。你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现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在儿女面前，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处于弱势。父母怕儿女不理你，怕他们光火，怕跟他们闹翻，所以你只能捧着他们顺着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一点不敢得罪他们。而儿女则一个个有恃无恐，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理会你的感受。在座许多都是为人父母者，应该明白我的感受。”
台下鸦雀无声。文老师停下来，转过身，面朝向我。我竭力保持脸上的微笑，背上一片冰凉，应该是出冷汗了。大厅打着追光灯，光束落在他脸上，五官反倒看不甚清了。有什么东西在我和文老师之间游走，只眨眼工夫，便凝结了。半晌，我听见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向台下：
“不管怎样，儿女就是儿女——不说了，祝他们新婚愉快，白头到老。”
我目送着文老师走下台，回到座位。文老师走路时有些佝偻，而西装尺寸又偏大，四分之一个脑袋似是缩到了衣服里，看着有些滑稽。接下去的流程，我完全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像个牵线木偶，被老祝拉着倒香槟、切蛋糕，还有接吻。直到司仪宣布“请新郎新娘为双方父母送上亲手做的抱枕”。事先我和老祝自制了四个粉红色的小抱枕，上面印着我们的结婚照，做成心形，挺精巧的小物件。预备送给双方父母，算是个温馨的环节。那一瞬，不知怎的，我整个人忽然清醒了，像猛然被人拎起来向空中抛去，再摔到地上，气愤得想骂人、揍人、整人。
我和老祝双双走下台，伴娘伴郎送上抱枕，我拿起一个抱枕，毫不犹豫地朝我二舅那桌走去。我余光瞟过文老师，几乎已看见他惊恐的眼神了——老祝及时地抓住了我，紧紧地揽住我，让我动弹不得。他叫着“爸爸”，把抱枕送到文老师手里。我被推到文老师身边。闪光灯一旁“咔嚓咔嚓”地响着，司仪激动万分地说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对天下的父母都说一声，你们辛苦了！”热烈的掌声让我的头疼痛无比。我有些怨毒地朝文老师看去，发现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那样手拿抱枕，呆呆地站着。我瞥见他的鬓角，有一小块没染好，隐隐露出了白色。我倏地想起那篇《父亲的少白头》，心头先是一紧，随即又是一松，庆幸刚才是老祝拉住我，否则现在会怎样呢，真是不敢想象。我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
说也奇怪，自那场婚礼后，我和文老师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谈不上多么亲密，但也没有再红过脸。婚礼上的事，我们都回避不谈，仿佛没有发生过似的。我每周都回娘家，陪文师母做饭聊天，给文老师买卤水门腔和猪耳朵，隔三岔五再织条围巾、手套、帽子什么的，以一个体贴温顺的女儿标准自律，时常为文思远和文老师的矛盾收拾残局。通常情况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只耳进那只耳出，你好我好大家好。当文思远指责我没有原则的时候，我摆出姐姐的姿态教导他：“这就是生活。生活只有艺术，没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