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半夜，张根立跟苏雅睡了一觉。自家的男人，自家的女人，自家的房屋，自家的床铺，一切都熟门熟路。夫妻俩相隔几天睡一睡，就像例行公事，只是在行动上有些松垮，步调不一致，一点合不上拍，他俩都显得有些分心分神。窗外是阴天，房间没开灯，黑暗无边无际的，房屋无边无际的，床铺无边无际的。苏雅睡下面，张根立睡上面。苏雅搂着张根立的腰身，张根立扶着苏雅的肩膀，两个人一起一伏地漂浮在黑暗里，漂浮在房屋里，漂浮在床铺上，像是两个随波逐流的溺水人。苏雅问，听说陶瓷厂真是要破产？张根立说，不是听说，是真事。苏雅问，陶瓷厂破产，我俩怎么办？张根立说，陶瓷厂破产，厂里的学校又不破产，厂里的医院又不破产，你还当你的护士，我还当我的老师。苏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张根立问，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苏雅撒娇一般“嗯”一声说，我的意思你还不知道？张根立“噢”一声说，我知道了，你是说那件事。苏雅“嘘”一声说，我不要你说出来嘛。张根立说，这种事我怎么好说出口呢？苏雅问，这么说你同意啦？张根立说，你愿意，我还能不愿意？苏雅说，你对我真不赖。张根立说，看你说的，你是我老婆，我当然要对你好。苏雅的两只手一下子抱紧张根立的腰身，把下半身努力地往上顶了顶说，你用点力气嘛。张根立的两只手一把抓紧苏雅的肩膀，力气就大起来，动作频率也快起来。
苏雅“妈呀”一声快活地叫出声。
张根立问，你真这么快活吗？
苏雅闭着眼“嗯”了一声。
张根立问，明天我俩真去办那件事？
苏雅继续闭着眼说，真去！
这件事，他俩欣喜地期待着，又不得不去做。痛苦并快乐着，快乐并痛苦着。到底是一件什么事，这么令人鼓舞，这么催人奋进呢？
2
陶瓷厂破产的消息，就像一个人检查出来的肿瘤细胞，虽说还没有扩散开来，虽说离生命的尽头还远着呢，可这个人的精神面貌率先瘫痪掉了，这个人的生命活力率先衰竭掉了。说起来，陶瓷厂走到破产这一步，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陶瓷厂是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建立起来的，最初是由一家砖瓦厂和一家日用瓷厂，公私合营兼并在一起。砖瓦厂生产砖瓦盖房屋，日用瓷厂生产碗盘吃饭用。到了大炼钢铁那一年，砖瓦厂多出一样新品种——耐火砖；日用瓷厂多出一样新品种——卫生瓷。耐火砖专门砌高炉炼钢铁。卫生瓷品种少，就一种坐便器，安装在套房里，人们大小便就不用去公共茅厕了。有了这么两种产品，陶瓷厂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砖瓦厂继续生产耐火砖，炼钢的小高炉不存在了，钢铁厂却每座城市都有一个。炼钢就需要高炉，砌高炉就需要耐火砖。日用瓷厂继续生产碗盘，有一种蓝边粗瓷大碗专门供应厂矿机关食堂。白胎，白釉，外沿勾画上两道蓝边，俗称蓝边大碗。这种碗的样式蠢笨，做工粗糙，“刷碗戴手套，吃饭戴口罩”，算是对它质量低劣的一种讽刺吧。“文革”结束进入新时期，日用瓷的品种多起来，卫生瓷的品种多起来，又新建一个建筑瓷厂，生产釉面砖，地板砖。那是陶瓷厂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建筑业蓬勃向上，运输卫生瓷、建筑瓷的卡车在厂区大门内排着队，托关系走后门开票买产品。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陶瓷厂开始一步一步走下坡路。山东淄博那边的卫生瓷搞上去了，陶瓷厂的卫生瓷原地踏步还那样；广东佛山那边的地板砖搞上去了，陶瓷厂的地板砖原地踏步还那样。总之，时代在前进，人民的生活需求在提高，陶瓷厂不前进，就显得滞后了，就显得落伍了。陶瓷厂也不想滞后与落伍，花巨资建一座煤气站，烧气替代烧煤，建一建，停一停，“哗啦”一声，荒废去。陶瓷厂新上一个高压电瓷项目，产量小，质量低，爬一爬，停一停，“哧溜”一声，滑下来。陶瓷厂开始产品滞销了。陶瓷厂开始停产半停产了。陶瓷厂开始停发职工工资了。陶瓷厂真的是要关门倒闭了。
陶瓷厂的破产之势形成一股巨大压力，无形地，有形地，压在职工身上。那些脆弱者，脆弱到不堪承受的，脆弱到重负不起的，一副腰身弯弯弯，“咔嚓”一声就断裂了。有一个小媳妇，婆婆说她早上多喝了一碗稀饭，晚上就喝药自杀了。家里再困难，也不到喝不上一碗稀饭的程度。一碗稀饭只是一根“嗤嗤”冒烟的导火索，“轰隆”一声，不堪承受重负的生命就爆炸了。还有一对小夫妻，新婚半年，女人脖子上挂一条金项链去街上走一趟，返回家来，金项链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金项链是自个儿丢失的，还是被人偷去的，女人一点不知道。这个女人穿着打扮一番上街就是为了找工作。陶瓷厂停产，过日子不能停，一日三餐不能停。女人上街一趟，没有找见工作不说，一条结婚的金项链却不见了。这下女人想不开啦，像是钻进一条死胡同，黑咕隆咚的四周不见一丝光亮，越钻越深，挨到下半夜，搭一条绳子悬梁自尽了。一连好多天，陶瓷厂不时传出职工自杀的事件，自杀简直就像瘟疫，在陶瓷厂蔓延开来。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人们脸色阴沉，行色匆匆，不管自杀遂与未遂，人们感受死亡的气息是凝重的，也是匆忙的。
面临破产，学校和医院不会不受影响，学校是职工学校，医院是职工医院。陶瓷厂的每一家每一户都面临生活的困境，大人整天焦头烂额，孩子上课自然大受影响，旷课的多，退学的多，上课不听课打瞌睡的多，下课待在教室瘟头瘟脑的多；相比较，职工家属生病的比往常多，生病去医院看病的却不多。职工家属生病进医院看门诊，口袋里掏不出太多的钱，住院一分钱报不掉。这样一来，老师在学校给学生上课就可有可无了，医生在医院给病人看病就可有可无了。再说，厂里职工发不出工资，学校里的老师、医院里的护士，照样发不出工资。早在陶瓷厂半停产的时候，苏雅就反复多次地问张根立，陶瓷厂破产，我俩怎么办？那个时候苏雅提出来的“陶瓷厂破产，我俩怎么办”跟后来提出来的“陶瓷厂破产，我俩怎么办”不是同一层意思。彼时苏雅问张根立“陶瓷厂破产，我俩怎么办”是指离开陶瓷厂重新找工作。厂里职工早已变成鸟散状态，眼看陶瓷厂变为一棵枯树，枝杈上待不住，职工还有不做鸟散的道理吗？过日子，柴米油盐是硬道理，一日三餐吃喝拉撒是硬道理，其他什么都不能顾及了。你说临时扫马路不体面，有人争着去扫；你说去捡垃圾不荣光，有人争着去捡；你说坐台当小姐失尊严，有人争着去当。这么多职工一下子流到陶瓷厂外面，不是说谁想扫马路都能去扫，不是说谁想捡垃圾都能去捡，不是说谁想当坐台小姐都能去当。
张根立问，我去扫马路？
苏雅说，就怕你没别人有力气。
张根立问，我去捡垃圾？
苏雅说，就怕你不知道去哪里捡。
张根立问，那我去坐台？
苏雅说，就怕你没那个姿色。
苏雅替张根立安排了一条出路，但张根立不就范。按照苏雅的想法，一旦陶瓷厂关门破产，生活门路被切断，她就领着张根立去四川，到她大哥那里谋生路。苏雅的大哥叫苏生，高中毕业去四川参军，当的是一个养猪兵。退伍后留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继续养猪。猪圈设在一个山窝里，养的是野猪与家猪的杂交品种，猪出栏专门供应成都的大饭店。苏生依靠杂种猪在那里扎下了根，据说手上赚了不少钱。
张根立问，你让我去喂猪？
苏雅说，我大哥在电话里说，你不想去养猪场，可以去饲料厂。
猪吃饲料，苏生在四川既办养猪场又办饲料厂。张根立去饲料厂，和去养猪场没有太大区别。
张根立“哼”了一声说，我宁愿不吃不喝饿死我自个儿。
张根立有自己的想法。一个当老师的离开陶瓷厂的学校再想当老师就困难了，张根立不是想离开陶瓷厂的学校还要当老师。说实话，张根立在陶瓷厂的学校当老师从来就没觉得有啥了不起。一起当老师的同事，有本事的，有能耐的，早改行去厂里的机关坐办公室，或下分厂当领导了。改行去机关坐办公室有面子，下分厂当领导有实惠，哪一样都比赖在学校当老师强。早些年陶瓷厂正红火，张根立没门路去机关，没门路下分厂，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学校趴着。现在就算当不成老师，自个儿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自个儿总该做得了主吧？苏雅让他去大舅子那里养猪，他绝对不干。
苏雅说，你不去我去。
张根立问，你去那里喂猪？
苏雅说，反正我大哥不会让我饿死。
张根立说，臭烘烘的养猪场你也愿意去，真是想不到。
苏雅说，我不去养猪场，待在家里你养活我？
张根立说，我俩可以想别的办法。
苏雅说，你能想到什么办法？
张根立说，暂时想不到，总会想到的。
苏雅说，你想吧，等你想到，我怕是已经饿死了。
张根立跟苏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争吵的。过去两口子也负气，也红脸，也争吵，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这么认真，这么激烈。争吵变成家常便饭，三天一大吵，一天一小吵，一天不吃饭能过去，一天不吵架过不去。争吵变成一种发泄渠道，张根立在学校心里憋屈堵塞，跑回家就跟苏雅吵一架；苏雅在医院心里憋屈堵塞，跑回家就跟张根立吵一架。离开是一种对抗，争吵更是一种对抗。在不能离开的条件下，争吵就变成唯一的对抗方式。在争吵中，张根立和苏雅的内心慢慢变得通畅起来，清澈起来，平静起来。
他俩经常从天黑上床一口气吵到天色微明。张根立和苏雅并排睡在同一个被窝里，两个人脸对脸吵一会子，又背对背吵一会子；背对背吵一会子，又翻转过来身子，脸对脸接着吵一会子。很少有一个人的脸冲着另一个人的背争吵的时候，那样子吵架好像不方便，不公平，缺少章法与水准。如果是脸对脸争吵，就各自把着各自一边的床框子，尽可能离得开一点。但一张床能有多宽呢？再说还盖着同一床被子，睡在同一个被窝里。所以这种体态的疏离只能表达一种不相融的决心罢了。如果是背对背争吵，两个人就相近多了。有时候，背对背，相离不到一只拳头宽。有时候，背对背，一不留神就靠在一起了。这时候苏雅就大声地命令张根立，你的背不要挨着我的背。张根立轻声慢语地回答说，要是你的背不挨着我的背，我的背自然不会挨着你的背。床头有一道分界限，谁占谁的地盘，搭眼瞅一下，就一目了然。通常苏雅会动静很响地“呼隆”一下爬起身子，看一眼分界线。要是张根立过了界，她就会大惊小怪地说，你看看你都睡到什么地方啦？张根立不用爬起来看，输理似的往他的那一边挪一挪。要是苏雅过了界，就会往她自己的那一边挪一挪，无声无息地缩进被窝里。这种情况下，苏雅瞟一眼张根立，会在他的脸上看见一丝得意的笑容，那意思好像说，这下子你看清楚了吧？是你的背挨着我的背，不是我的背挨着你的背。这一刻，双方都明白，争吵不再是争吵，变成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有趣却无聊，无聊却实用。
争吵总会有停歇的时候。天色微明，争吵必须结束。结束争吵的最好办法，就是两个人激情澎湃地睡一觉。张根立和苏雅依旧背对背。苏雅的背往张根立的背蹭一蹭，张根立有意地躲一躲。苏雅的背不罢休，继续往张根立的背蹭一蹭。这一次，张根立的背不躲开，回敬一般地往苏雅的背蹭一蹭。
张根立警告说，你再往我背上蹭，我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
苏雅问，你会采取什么样的革命行动？
张根立说，我采取什么样的革命行动你是知道的。
苏雅眨眨眼说，我不知道。
张根立说，你再往我背上蹭一下子就会知道了。
苏雅的背毫不含糊地就往张根立的背上蹭了那么一下子。
张根立“哗啦”翻过身子，手脚并用地脱去苏雅的短裤。苏雅躺在床上身子不动，嘴上却问，你脱我的短裤干吗？张根立说，过会儿你就知道了。张根立的两只手把苏雅的短裤褪到她的屁股蛋子下面，他的一只右腿蜷起来，伸开大拇脚趾头，夹住苏雅的短裤，一蹬一拉一扯，苏雅的短裤就嘟噜到脚脖子上。紧接着张根立的两只手扳平苏雅的肩膀，扳平苏雅的上半身，一翻身就骑上去。
苏雅半推半就。张根立驾轻就熟。苏雅半迎半合。张根立凌厉果断。三下五除二，张根立就把苏雅睡上了。苏雅说，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跟老婆吵架还要睡老婆。张根立说，就是因为我俩吵架，我才要睡你。苏雅问，我俩要是不吵架，你就不睡我啦？张根立说，睡和睡不一样。苏雅问，怎么不一样？张根立说，吵过架睡你就表示我俩和好如初了。苏雅还要问什么话，张根立一张大嘴就把苏雅的小嘴堵个严严实实。亲吻是张根立制服苏雅的看家法宝，也是苏雅致命的情感软肋。不一会子，苏雅的身子软起来，热起来，活起来，不要命地动起来。
夫妻间都一样，越吵架越生分，越吵架越疏离，补救的办法就是睡一觉。吵架过后睡一觉的夫妻，都是不会相离相弃的夫妻，这说明男人的内心还需要女人，女人的内心还需要男人。一场争吵连接着一场争吵，一场和解连接着一场和解。苏雅从来没有像别人家的老婆那样去做过激的行为——想着去喝药，想着去上吊；张根立也从来没有像别人家的男人那样去做过激的行为——想着去偷，想着去抢。张根立和苏雅一觉睡过来，天色就大亮了。他俩不起床，休战，和好，接着睡觉。医院里的班可上可不上，同样，学校里的课也是可上可不上。
苏雅说，你抱紧我，我害怕。
张根立说，我抱紧你，你什么都不用怕。
刚刚失散的孤独与恐惧重新朝两个人的内心潮水一般席卷过来。
这一天，张根立跟苏雅破天荒没有吵架。没有吵架的原因，是张根立跟苏雅说出一件事。张根立跟苏雅说，我想去深圳。我一个大学同学在深圳办公司，他让我去他那儿。苏雅问，你去深圳我怎么办？张根立说，你不是要去你大哥的养猪场吗？苏雅说，我去养猪场也不是现在去，我等陶瓷厂破了产再去。张根立说，我也一样，等陶瓷厂破了产再去。
苏雅愣了愣神，问，你去深圳我俩怎么办？我俩天南地北相隔那么远还是两口子吗？
张根立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深圳。
苏雅摇摇头说，我不去深圳。
张根立问，那你说我俩该怎么办？
苏雅说，看来我俩只有一条路可走。
张根立问，你说我俩走哪一条路？
苏雅说，你是明白的。
张根立“噢”一声说，我明白了。
这一夜，张根立跟苏雅破天荒地没有睡上一觉。
3
下半夜，张根立两眼大睁，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兴奋得睡不着觉。苏雅两眼大睁，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也兴奋得睡不着觉。夫妻俩一起等着天亮。原来人生是可以这么选择的，原来在生命不堪重负时是可以撂挑子的，喝药是一种办法，上吊是一种办法，去偷去抢是一种办法，他俩天亮要去做的也是一种办法。面对人生的诸多选择，很难说哪一种办法好，哪一种办法差，但都是生命的一种期待。期待一种全新的人生，期待一种轻松的人生，或者说期待一种能够承受的人生。生活真的可以这么选择吗？生活怎么不可以这么选择呢！
“嚓啦”一声，天就大亮了。张根立爬起床，苏雅也爬起床。他俩穿戴整齐，相互仔细地看了一眼。苏雅问，现在就走？张根立说，现在就走！苏雅问，太早了吧？张根立说，不算早，我先到厂里转一圈。苏雅说，一个破厂有什么好看的？张根立说，我想再看看。苏雅说，你到陶瓷厂转一圈，那我就到土坝孜转一圈。陶瓷厂北边的一大片地叫土坝孜。苏雅就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张根立说，那我俩就走吧。苏雅挎上张根立的一只胳膊，大大方方地往门外走。张根立问，我们家的门不锁啦？苏雅说，锁门不锁门一个样，哪个贼能看得上这里？张根立说，还是锁上心安。苏雅说，那你就锁上吧。苏雅松开张根立的胳膊，望着黑洞洞的房门。两间瓦房，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里间摆着一张床、一只大立柜。外间摆着一张桌子、一张沙发。烧锅在门前的偏厦里。他俩结婚十年，没有金银，没有存款，就是这么两间厂里分配的空空荡荡的房屋。张根立掏出钥匙，“咔嚓”一声锁上门，愣了愣神，迟疑一下子，又“咔嚓”重新打开门。苏雅问，不锁啦？张根立说，不锁了。伸手把两扇门推个大开，转身说一声“我俩走吧”，那只开门的右手很自然地搂向苏雅的腰间，他们俩就一起恩恩爱爱地离开家门。苏雅一边走一边扭头去看那个越来越远的家门。张根立不扭头，右胳膊使劲地搂着苏雅。苏雅在张根立的挟持下，扭头很吃力。一拐弯，一遮挡，苏雅眼里的家门不见了。张根立的胳膊却一点松懈的意思都没有。
他俩走上一条向北的路。沿着这条路走上三百米，被一条东西向的铁路拦截住，沿着铁路再往东走上五十米，陶瓷厂的西大门就到了。两个人就在这暂时分手，张根立往厂区走，苏雅往北去。往北是一条大路，走上五百米往西一拐就是土坝孜。张根立站住脚，松开紧搂苏雅的胳膊，苏雅站直了身子，两个人脸对着脸。
张根立说，我进厂了。
苏雅说，我去土坝孜。
张根立说，过一会子见。
苏雅说，过一会子见。
先说说陶瓷厂的厂区布局。走进西大门，往东是一条厂区大道，二百米远处被一座五层大楼拦截住。大楼的前面是一座太湖石垒就的骆驼峰假山，大楼的下面是通道，往东先连接日用瓷车间，后连接耐火砖车间，再连接卫生瓷车间，再往东就到陶瓷厂的东大门。大楼内部的南端连接两条烧制产品的隧道窑。每一条隧道窑都有六七十米长。大楼的后面竖着一根五十米高的大烟囱。大烟囱是大工厂的象征。不说附近工厂，就是放眼全市，恐怕也只有发电厂的烟囱比陶瓷厂的烟囱高，比陶瓷厂的烟囱粗。若是站在楼上朝远处看，离得远远的北边是仓库，南边是铁路专用线货场。
这座大楼坐落在工厂区的正中心，东半边是生产区，西半边是办公区。紧挨西大门的北边是多种经营公司大楼，南边是职工大礼堂。沿着厂区道路往里走上十几米，北面是一座两层行政楼，南边是一座四层党政楼。行政楼的北面是幼儿园，幼儿园的北面是职工医院。幼儿园、职工医院的东边是厂区花园。花园的名字叫雅园。雅园里有一座八角亭，名叫陶然亭。党政大楼的南边是一座四合院，四合院的西边是职工大礼堂的东墙，北面是党政大楼的南墙，南边是一座两层后勤楼，东边是职工食堂，职工食堂的南边是职工浴池。沿着厂区大道再往前，北边是机修厂，南边是煤场、锅炉房。煤场与五层大楼之间有一条南北路，往北是产品仓库，往南是铁路专用线货场，此外沿着一条弯道一绕两绕的就到陶瓷厂的东大门了。紧挨东大门内侧的北边是科研所，南边是供运科。张根立就是沿着这么一条道从陶瓷厂的西大门往东大门走。
陶瓷厂停产，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僵死的厂子，没有一丝活络的气息，偶或在厂区遇见几个留守职工，也缩头缩脑、失魂落魄的，跟孤魂野鬼差不多。张根立慌张地走着，恐惧地走着，告别地走着。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从厂区穿过了。
走出陶瓷厂的东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大路的西边是厂子的围墙。大路的东边是厂子的家属房。红砖红瓦，矮矮趴趴的，是陶瓷厂最早的一批家属房。后来家属房就盖在张根立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陶瓷厂西大门的西边，大部分是楼房，少部分是平房。东大门的家属房北面，是搬运站（后来改叫搬运公司）。搬运站的西边正好是土坝孜街的东头。土坝孜街由街道、商铺、民房构成，从西往东排，由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划分开。五马路一过就属于搬运站的地盘了。土坝孜街，加上搬运站，再加上附近这么一大片地方，都叫土坝孜。
更确切地说，搬运站才是苏雅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在苏雅的记忆里，她对这么一大片地方最深刻。在苏雅的情感里，她对这么一大片地方最动情。他俩约定好在这里碰面。这里有通往区民政局的公交站牌。苏雅比张根立早到。张根立问，你怎么会比我还早到？苏雅说，我沿大路一直走过来的。张根立说，你怎么不拐进土坝孜街看一看呢？苏雅说，不用拐进去，我闭着眼都知道哪条道弯哪条道直，哪块石头绊脚哪块石头滑溜，旧房扒倒盖新房，旧模样都在我脑子里……张根立问，你对陶瓷厂是不是也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苏雅摇头说，我属于土坝孜，不属于陶瓷厂，我对陶瓷厂一点印象都没有。张根立说，看来我也不属于陶瓷厂，我从厂区走一遭什么都记不住。苏雅和张根立从老地方走一遭，都是在心里默默告别的意思。只不过苏雅的告别和张根立的告别不一样。张根立告别陶瓷厂的目的是忘却，苏雅告别土坝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去记忆。
苏雅说，我俩现在就去办那件事？
张根立说，走！
最后张根立和苏雅一起坐车来到区民政局。两大间办公室，一间办理结婚手续，一间办理离婚手续。张根立和苏雅毫不犹豫地走进办理离婚手续的那间办公室。他俩手拉手，喜气洋洋的。
工作人员疑惑地问，你们俩没有走错门？
苏雅点头说，我们没有走错门。
工作人员直接地问，你们俩是来办理离婚手续的？
张根立说，我们俩就是来办理离婚手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