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与刘洪霞讨论她的博士论文时，我说到十七年文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批评。原因是，由于文艺管理严密，即使偶有几篇文章“触礁”，如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等，也构不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批评”、“争鸣”。因为文学史上的争论一般是在文人之间进行的，批评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都无一例外具有“文人”身份，很多时候还纯属各派之间的“意气相争”。你们看看当年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对林纾和“学衡”等的打压，看看“创造社”对鲁迅的骂战，再看看“语丝”与“现代评论派”的较劲，以及左翼文学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什么是“文学”的批评，就一目了然了。而十七年文学的争论即使表面在“文人”中间展开，结论也不是“文人”做出的，因为那时“文坛”已经销声匿迹，“作协”和领导它的人们成为判断是非的最后标准。但是到了80年代，这种文学格局出现很大改变，其中一个亮点，是《作品与争鸣》这份杂志的创刊。这份杂志的维持，表明作协的作用在降低，“文学”的批评在出现，批评家的队伍在形成，文学力量在逐渐填充因为作协撤退而出现的“权力空间”。当然其中的复杂情况，也还有继续讨论和研究的余地。我研究的内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四人帮”倒台后两年，诗歌创作的沉闷受制于当时的时局。1979年后，这种情况有了一个激变，“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提供了对立观点激烈争论的场所。”会后不久，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2]，对不拘一格、大胆借用西方现代派诗歌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地“背离”诗歌传统的新诗人予以支持。他“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以理想的‘五四’开放的文学精神作为标尺”，对“阻碍”诗歌新潮流发展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3]。孙绍振在回忆中说：“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也就是下午四点半”，“我才讲了几句，讽刺了那些对朦胧诗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会场就分裂为赞成和支持的两派”[4]。在文学史的表面，批评的“对方”似乎并不存在，但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追忆”，这个“对方”就被建构起来了，它成为批评家们激烈批评的对象。
大家知道，组织和参加这个会的张炯、谢冕和孙绍振三位老师是北大中文系55级的同学。1958年，谢老师和孙老师还和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刘登翰几位老师，通过“集体写作”的方式完成了《新诗发展概况》这本第一部“当代新诗史”。由于受到当时文化环境影响，这部诗歌史的观点当然是“陈旧”的，只在《诗刊》上发表过几章，书最后未正式出版（据说，最近将由北大出版社按照“原来面貌”出版）。20多年后，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同情和理解朦胧诗人的大胆探索，决定“反戈一击”，于是就演出了以上的一幕。之后，他们连续发表激烈批评陈旧诗歌观念的文章，支持和维护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成为“崛起派”批评的主力。我们发现，除去杨匡汉、吴思敬、徐敬亚几个人外，“崛起派”的主力阵容还是当年这些北大55、56级的学生，也可以说是诗歌界的“北大派”。这是研究“朦胧诗论争”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1979至1988年间“崛起派”一方的文章里，“对方”起初只在南宁会议的“现场”，后来则发展为一条明确的历史线索，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和知识的谱系。例如，谢冕在《失去了平静以后》中认为，“历史性灾难的年代，造就了一代人”，北岛、舒婷和江河诗里“所提供的形象”，“对于统治了十年的‘帮诗风’，不能不是一个具有叛逆性质的挑战”；出于对现代迷信的怀疑，“他们追求人性的自由的表现”，“揭示了‘人’的存在”；“这种‘个人化’当然是对于极左的反‘个人化’的报复，是矫枉过正的产物”；有人“把当前新诗斥之为‘朦胧’‘晦涩’”，但“我们的老祖宗李贺、李商隐那里”，本来就有“‘现代派’的东西”[5]。孙绍振在他著名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写道，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和“群众的习惯”。他认为这些青年诗人之所以“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原因在于“但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6]刘登翰在肯定舒婷诗歌的探索时也指出：“她的大量的作品，主要的就是对于人的内心的世界的探索，对于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和谐的关系的追求。在那首最初被作为爱情诗发表的《致橡树》，主要地也是表现作者对她理想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7]这些“激烈”的言论，所针对的当然是当代社会的诸多历史教训，它们对解放人们思想和推动新诗探索潮流产生了巨大作用。但作为文学史研究，我们可能更为注意那些构筑起“对方”历史形象的“关键词”的存在，例如，“历史性灾难的年代”、“帮诗风”、“现代迷信”、“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时代精神的号筒”、“社会、阶级、时代”等等。在他们的理解中，正是“对方”对诗歌强大而持久的压制，才导致了新诗人写作的“朦胧”。历史的荒谬性，使“一代人”的“个人化”、“人性的自由”、“自我感情”和“人与人正常的和谐的关系”的“崛起”，也就是“朦胧诗”的“崛起”，成为了可能。这两组知识谱系的“发现”与“整合”，是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的突出贡献。它们已经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不容置疑的逻辑和表达程序，这是我们今天都能看到的。
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还有一些反复，一些折腾，但“崛起派”最终在诗坛“大获全胜”。1984年以后的诗歌界，到处都是“崛起”的腔调，它逐渐成为评价作品和认定经典的支配性“艺术标准”，就是一个证明。说到这里，一些同志可能会有不理解的地方：为什么是“崛起派”而不是别的什么派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他们的艺术观点更为“先进”吗？不是的，文学上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区分，这都是人们建构出来的文学概念和后来命名的结果。文学史上，一些所谓“主流”、“支流”、“创新”、“守旧”的文学现象及其判断，很大程度上都是历史的结果来决定的，而不全是由文学自身来决定的。比如，“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等等，莫不如此。而80年代的时代潮流，就是“开放”、“艺术创新”、“走向现代”、“探索”、“反思”这些东西。所有“顺应”潮流的文学现象，最终都会通过压抑其它文学现象而成为垄断文学的力量。由此可见，在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环境里，被设定的“对方”很容易陷入话语的困境。这种困境并不是“崛起”批评家所直接造成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与“改革开放”结盟的结果。人们知道，“改革开放”是一个以世界、现代、文明为最后精神诉求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结构转型中，以“十七年”和“文革”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被迫变成了一堆装饰性的历史道具。正因为“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向人类普世价值的彻底“转型”，这些历史道具虽然还暂时保留着某种装饰性，但实际是被彻底地抛弃了。这就是以“十七年”等为中心价值的“对方”的那些关键词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崛起”话语最终成为诗歌界统治性话语的最大秘密之所在。但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也被固定成“崛起”批评的历史性格。它“寻找”出来的“对方”，不仅构成了它批评的目标，而且很大程度也成为它历史存在的目的。因为“寻找”成为它批评的价值体现，“寻找”只有通过寻找的过程而显示自身意义，一旦寻找的历史环境骤然消失（“寻找”构成了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环境），那么这种意义也随之会变形和贬值。刘再复、刘晓波、吴亮等新潮批评家，在90年代都曾遭遇过这类命运。正如一位年轻的研究者敏锐发现的，他们“对理论建构的热衷似乎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对于本体的迷恋。它更可能源于自‘朦胧诗’以来就形成的对于‘自我’认识的深深焦虑。”“这些当年鼓励和支持‘朦胧诗’的语言在这里同样为‘第三代诗歌’的出场作了证词。”[8]
不仅是诗歌批评，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中，都有一个抽象的“对方”的存在。如人道主义思潮之外的极左文艺路线，现代派文学之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之外的写实小说，先锋戏剧之外的传统戏剧等等。这实际是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结构”性的因素，看得见的自我与抽象的对方，在批评文章中形成了交锋式的富有张力的话语形态，由此形成我们所能看到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面貌”。而它最初和最激烈的表现，则莫过于朦胧诗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