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么认识左渐将的。他是百合合唱团的指挥，著名音乐人，我的偶像。我注意他很久了。我很少这么关注一个人。我的耐心有限。我对付不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干吗要关心它？但有的事情你必须有耐心，比如对左渐将，他的出身正好和我有相像之处。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本人，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就是那个乌鸡变凤凰的例子，对吧？”
第一次站在左渐将面前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合唱团的小鸟们正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去练声室。朱星儿的娃娃脸在门口晃悠一下，消失了。我的注意力全在左渐将那张消瘦的脸上，没有留意朱星儿是否对我竖起小拇指，给我发来一个NO的警告。学校活动大楼另一头的乐团里，一支圆号在暗自抽搭。我应该感谢班主任黄莺的努力推荐，否则我根本没有可能踏进合唱团的指挥办公室，但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让谁拿住。
左渐将坐在乱糟糟铺满了歌谱的办公桌前，费力地佝着背，吃着一片毫无姿色的隔夜面包。我去，他的样子可真是太老太弱了。他有多大年纪？他可一点儿也不像三十七岁零八个月又二十一天的男人。我敢保证，如果没有超过一百遍地研究过他的资料，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活体时，我会拿他当一个随时需要关照的老人。
可是，在听过我的发声之后，你猜他怎么说？“很遗憾，你没有唱歌的天赋。你的声带没有打开。你多大？十四？看来打不开了。让我们想想，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你为什么不去生物兴趣小组？”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一点客气也没有。这个结果我早知道，用不着他告诉我。不是知道声带这玩意儿，是知道“打开”。满校园的女生和男生都是花骨朵，都在打开或者已经打开了，可我除了打架斗殴、打碎教学用具、打扰同学做作业、打破校纪校规，还没有打过别的什么东西。我这朵蓓蕾没法打开，打不开，情况就是这样。但这个结果还是激怒了我。
“亲，我觉得吧，咱俩都是特殊人物，应该团结一致。”我叉开双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再说，你也不是正式老师。交响乐团什么时候把你开除的？我琢了个磨，你也不光是打开的高手，也有让人踢出场的时候。”
他停下吃面包，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不是看一下就把视线收走的那种看，而是坐正了身子，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全神贯注，认真地看。为这个，他把手中剩下的半块面包放下，好像不那样，他就没法看清我似的。我必须承认，虽然老相，他那张消瘦的脸挺有特点，可怜的周星驰没法和这样苦难的脸比经历。还有，我发誓我能听到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在轻轻呻吟。他不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交响乐团的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信你问兰大宝。”
“谁是兰大宝？”
“我哥哥。顺便说一句，他是智障。”
他看着我，有一阵没有说话。我当然也没有。我觉得他在倾听大楼对面的那支圆号。他肯定在想，那个执着的高一年级的圆号手怎么会把音准走偏到东部华侨城去的，难道那里有勃拉姆斯的《学院典礼序曲》在等着他？但看上去不是。
“不，我俩不一样。”他开口了，“我不是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这个我有经验。有时候，我能从我的一个团员那里学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没法学到的东西，有时候我能指点声乐系的教授们干点什么，比如告诉他们，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他们在干着埋葬工的活儿。我指的是天才，你不会告诉我你是天才吧？”
他拍了拍手心里的面包渣，从椅子上站起来，扶住椅子背，从桌上拿起两页套谱。看上去他腰疼，需要扶住一点什么。
“正式说明，我不是老师，是义工。”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在合唱团领一分钱的酬劳，如果不算每天免费喝掉的那几杯咖啡，还有免费使用的复印纸的话。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小心眼儿，可你是由政府资助来学校读书的，对吧？”
太厉害了。即使在费力地站起来的工夫，他说话的时候也始终看着我的眼睛，一眨不眨，而且一下都没有移开。他在运用换气法。
“那……”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阻止住我，不是用手势，而是用他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在你说话的时候，我会看着你，也许不情愿，但会耐心地听下去，不抢你的话，你也应该向我学习。耐心听完任何人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坏处。我说的是耐心，不是听话。现在我继续。”他朝手中的套谱看了一眼，再抬起目光看着我，“如果不介意，兰小柯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因为你协助校工收拾校园里那些美丽和安静到其实完全不必要去收拾的落叶，学校每个月发给你多少助学津贴？”
漂亮的断杀，我出局。我服气。没有什么道理，出局就是道理。谁让我摊上了那样的家庭，那样了不起的父母和哥哥。我活该。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好心的人们每个月数给我多少张钞票。深圳不允许人们互相打听并且对外宣传自己的工资收入。再说，谁会把工资单里肮脏的内容告诉一个不拿老板一分钱义务打工的高尚的人呢？但班主任黄莺后来向我道歉了。
“你不能和每个老师都说同样无理的话。无厘头也不行。”黄莺老师生气地责备我，“你脑瓜灵活，念头的繁殖能力超强，这个谁都知道，但你总得把握自己，哪怕一次，别像山谷里的风，到处跌跌撞撞，花也拽，草也拔。左老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学校请他来，可不是让你当春儿糟蹋的。”
“谁去校长那儿告姐的刁状了？”我气急败坏地发飙说，“现在，还剩下谁他妈的没告了？”
我不该和黄莺老师顶嘴，尤其是在她面前说粗话。她就像亲姨妈一样爱我。我怀疑她前世欠了我什么，或者她才是我真正的妈妈。她希望我能变得足够小，缩回到她的子宫中去，再生我一次，这样我就不会出问题了。我敢保证，如果她把浪费在我身上的爱心收回去，用在她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身上，她的宝贝肯定会胖成超级婴儿。
这些事情能怪谁，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不上。公平地说，我所在的社区和学校一点儿也不歧视我，它们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是猫是狗都能站上一只脚去。我遇到的善良人比我想遇到的还要多。谁叫我生活在一个满是普世诉求和情怀的社会里？拯救弱者符合一个拼命向世界文明靠拢的社会的基本主张。但是，作为家里唯一正常的成员，我每天都在和生活对抗——不是和不正常的生活对抗，而是和正常的生活对抗。这个社会要求人们生活得正常，而我的家庭不正常，我的家人不正常，我也没法让他们正常，除非杀掉他们，否则我就得作为家里唯一的正常人，用不正常对付正常，这样才能使我的家人在做不到的时候，不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愧疚和害怕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只还没有发育好的孔雀。你要认为我是别的什么也可以，但我就是这么认为自己的。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为我鼓掌，可我怎么都开不了屏。没法打开。打不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