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现在也挂在我家老屋，照片里的舅妈瞪着大眼睛，凶神恶煞样，有誓要与死神决战的精神。我们一律神色严峻，紧紧团结在舅妈周围，是一群战胜悲痛、战天斗地的英雄。然而，这张照片却成了我们团圆的绝版照，没等到下一个春节到来，小安也死了。
大安被枪毙后，舅舅威风扫地，酱菜场场长都没脸当下去。有人传大安是县城“性开放”枪毙的第二个人。这话，起先是舅舅听到的，他讲给舅妈听，舅妈头皮发麻，愤言，“放屁！”于是，舅妈提着一把斧子，满大街找“放屁”的那个人。舅妈的斧子没劈到人，倒把她的小姐形象劈倒了。愤极的舅妈，到前进理发店找到沈爱国。
舅妈说：“爱国，给我剃个光头。”
爱国师傅吓一跳，拿着推剪不敢动，舅妈便抓起自己的头发，用剪子“咔嚓”一声，长发落了一地。她恶狠狠地说：“谁说大安的坏话，我就用斧子劈谁，我顶天立地不怕死。”
舅妈剃了个光头，锃锃亮地行走在天门大街，一副拼命样，谁也不敢惹她。
初春，酱菜场场长——我的舅舅，化悲痛为力量，拯救家门蒙受强奸犯的污点，毅然把小安送到部队参军。
那年，小安刚满十七岁，担心因为大安的罪名而致小安政审不能过关，舅舅在小安报名参军前，就开始打点居委会、民政局、人武部等等关口。那几时，我们家的鸡子鸭子，都变成进贡礼品，舅舅也把场里珍藏的老酱拿出来，装在青花坛子里送人。我舅妈更是深明大义，把家传的黄金耳环，便宜卖给煮包子的张大姨，叫舅舅去找战友疏通关节。小安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将那套崭新的、没有领章和帽微的绿军装，穿上了。
小安拿到入伍通知书，舅舅在酱菜场的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请来县城方方面面的头头脑脑，共计一百七十多人。酒席吃两天，都是大鱼大肉。小安身挂大红花，挨桌敬酒。舅妈的头发已长出来，烫的小花卷翻满头，她擦胭脂口红，穿大红毛衣，一副翻身农奴得解放的欣慰和自豪。两天长伙共有四场酒席，舅舅场场都喝醉，趴在瓦红色的大酱缸旁，吐得翻江倒海，吐完再扒着酱缸站起来，要喝，还要喝。王会计来拉他，他就趴在王会计身上呜呜地哭。王会计说：“好了好了！小安又给你讨回来了！你现在又坐飞机上天了！”
早上起大雾，酱菜场的职工敲锣打鼓，把小安送到鸿渐路上的人武部大院集合。我们都去送小安。小安穿着绿军装，身姿挺拔，大眼睛在帽檐下忽闪。姐姐踮着脚叫，“看小安！像个女兵！”小安在车门口向我们挥手，他皮肤白净，五官清秀，眼睛透亮，不愧为“新疆葡萄”。阳光，正透过白雾罩着他，他仿佛即将腾云驾雾而去。
兵车在鞭炮声中开走。有几个人，跟着车屁股跑，其中就有我舅妈。别人跑几步便停下来，舅妈却追着汽车跑啊跑，跑了好几十米，头发跑乱了，高跟鞋跑掉了，仿佛生离死别。
小安到部队两个月时，舅妈收到他的一封来信，竟然是一封遗书。小安说，部队要开到广西前线，打一场自卫反击战，也许这就是永别……舅妈眼前一黑，向后倒下，不省人事。
在医院的五天五夜，舅妈不吃不喝。那时候董文华在唱《血染的风采》，大街小巷都是“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舅妈瞪着大眼睛，嘴里喃喃：“我不要风采，我要儿子！”一天要说一百遍。同事，领导、邻居，还有煮包子的张大姨，黄裁缝、沈爱国都来探望。我舅舅经历大安的打击后，已然淡定很多，直说：“我不信天，哪有这样做天爷的，要我一个儿子不够，还找我要一个？”
借舅舅吉言，过了一个多月，小安又来信了，信上只有五个字——爸妈我活着。
舅妈捧着信，呼号着奔出门，到张婆婆的小卖部，买来万字头的鞭炮，噼噼啪啪在酱菜场炸了个通通响。王会计知道后，也买鞭来炸，酱菜场的人都知道了，把小卖部的鞭全部买光，炸得酱菜场红纸纷飞，真像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可是，没高兴多久，一个牛皮纸挂号信又千里迢迢飞来，还是邮局老马送的。舅舅去县政府开会，由王会计签收。
老马说：“我看情况不妙，上个月送了一个张港的，是一份阵亡烈士通知书。”
王会计哆哆嗦嗦地签好字，过三天才把这份阵亡烈士通知书交给我舅舅。
王会计说：“陈场长，你要挺住啊，你是英雄的爹啊！”
我舅舅边拆信件边答话：“哎呀呀，一定是我儿子立大功了！”
天，从来没有塌过，如果要塌的话，只需要半秒钟。我舅舅就这样，在看到小安的阵亡烈士通知书的半秒钟里，他就成了一摊稀泥，此后几十年，再也没能糊上墙。
又到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风雪交加。我妈已经学会开麻木车，载着我，来接舅妈回乡过年。路很滑，三轮车在田埂上翻过两次，我妈的鼻子撞得流血，我的额头也撞青了。我妈一只手捂着鼻子，一只手提着她亲手做的打巴糖、炒米还有油炸尖饺，这都是舅妈爱吃的乡下美食。我跟在她身后，背着两只腌好的腊鸡子。到酱菜场时，新春快乐的红灯笼已挂起来。王会计正在发放过年物资，几条鲢子鱼，几斤花生，还有一小壶棉油。到处红红火火。我一眼看见舅舅，他叉着腰，正在吆三喝四。现在我的舅舅家已是光荣烈属，那红牌牌挂在门楣，是一张公开的荣誉证书，舅舅脸上终于又闪金光，吐气扬眉。
推开舅妈家的门，风雪抢先进屋。舅妈正坐在椅子上，一心一意地绣花。她突然向后一仰，像是被风雪吹倒，尖叫：“关门！关上！”
桌上的缸盖子及时落下来，滚走，叮叮当当，我妈吓得节节败退，一只胳臂下意识地把我扒出门外。我妈没有脸色铁青，我也没有。自从走了大安小安，舅妈就是这般神经。
我妈小声说，“你去跟她说。”
我摇头：“她要把我吃了。”
我妈一本正经：“苕，没听说过伤心会吃人。”
我还是摇头。我妈生气了，牙齿咯嘣嘣咬过，说：“60块钱就想买房子，买你妈的个尿钵子！你们全家人住我娘家的房子，个个不要脸！”
我妈又推又搡，用我的肩膀撞开舅妈的门，不料腊鸡子的脚勾住我的头发，扯散马尾辫，风雪一吹，满头乱飞。我硬着头皮走到舅妈面前，结结巴巴：“舅妈，我……我……”舅妈怒目而视，我脱口而出，“我有新疆葡萄！”
我等着舅妈打。落下的几绺发丝搭在眼睛上，大安就爱这样，把亮晶晶的新疆葡萄藏在长发后面，那是他，偷看世界的卷帘。我瞪大“新疆葡萄”，算了，让舅妈打我一顿解恨。果然，舅妈先是恨，再是怒，再再是愤，最后，最后，眼神竟然软下来，眼睛里慢慢聚集泪水，挤了满眶，想掉未掉，像结着一层冰凌。
舅妈冷冷地说：“不去！我拜黄裁缝为师，要做旗袍。”
舅妈的胳膊上搭着一条旗袍，枣红色的，很薄，是夏天的料子。旗袍上开着半朵花，掉一根长长的锦丝线。说完舅妈坐下来，再绣花。没人敢问她，为何寒冬腊月做夏天的旗袍。我站着看。舅妈低头绣。无言。
没有等到小年，舅妈竟然意外地下乡来。雪花正纷扬，她一个人，背着月亮包，包里放着那件枣红色的半成品旗袍，熟视无睹地来了。我妈烧好炭火，舅妈坐堂屋，脚踏热烘烘的火盆，专心致志在旗袍衩边绣花，是两朵红莲。谁也不敢打扰她，都躲得远远的，像堂屋里坐着一尊恶神。果然，我妈在后屋烧火做饭，乌烟瘴气。北风把烟子吹到堂屋，舅妈喊：“得得！”是我妈的乳名，开口骂，“你像个死物！不会用吹火筒吹几下，棉秆子湿的，熏得死人！”
我爸爸连忙用吹火筒吹，吹得腮帮子像含着两个乒乓球。我妈在煮饭，熏得眼睛睁不开，谁都不敢吭声，只有我弟弟讨贱：“啧啧，舅妈发威了！”他讨了我妈一锅铲。
我妈说，声音压得很低：“舅妈的旗袍是给大安小安做的。”
我们都吓了一跳。我妈又说，“舅妈要去看儿子。”把洗锅水铲出来，倒在地上一扑响，我妈梆梆敲着锅沿，“不晓得你们舅妈是么样威风的？天门街上哪个女人不要在你们舅妈面前低头！就算去上坟，你们舅妈也要走猫步去！这是你们舅妈一生中最隆重的大事。”
我爸爸架起柴，灶膛烧得哄哄响，他温吞吞地给我妈助威：“你们舅妈，是那打不死的程咬金。”
那个春节，舅舅仰仗小安的烈士名分，满脸金光，留在城里吃年饭。居委会、企管会、民政办、人武部还有兄弟厂家，吃得满嘴流油。大年三十，他还请了东风车，去荆州地委红星食堂，送腊肉渍的黄豆酱。直到大年初一，他才醉醺醺地赶回来，叫上一辆麻木车，晃晃悠悠到我家，从人造革黑色小提包里，掏出蛋票、油票、肉票等等，还抓出一把花生牛轧糖塞给舅妈。舅妈手一扒拉，糖飞一地，我家的小土狗咣当也跑去抢。舅妈说：“滚滚滚！吃饱喝足就把大安小安忘精光！”
狗都看得出来，舅舅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丧子之痛全融化在酒肉里，整天喝得酒气冲天，肚子胀得像篮球，两腿一蹬，死尸一样，雷都打不醒。
到了八月，就到了大安和小安的忌日。江汉平原天门县的棉花正开花，红的黄的紫的，招蜂引蝶，风吹过，棉花叶子沙沙作响，像一万个少女哧哧地笑。舅妈出门了，穿着漂亮的旗袍。
那天，我和姐姐到天门县城参加作文竞赛，我妈骑麻木车接我们回家，专程把舅妈送到汉白桥。从荆州地区开往武汉的长途汽车，打那里路过。舅妈的枣红色旗袍，领口沿边缝了一层细细的透明花边，头发是沈爱国最新学回的大花头，发际间别着一枚黑红色的有机玻璃发卡。她背着大包，包里装着一条红双喜香烟，是舅妈在供销社找关系搞出来的，要送给看管坟场的人。有纸钱，分成两沓，用草纸包紧，写好收钱人的名字，一个是大安，一个是小安；还有请曾口街的瞎子黄三姑，用黄表纸写的地文，一连盖着七个大红章子，共两份。
汉白桥等车的人很多，舅妈下了麻木车，半屁股搭在汉白桥沿上，眼睛高傲地望着汽车的来路，有拖水泥的，拖石灰的车路过，灰尘腾腾的，她也不避让。车还没有来，舅妈已经灰头土脸。
我们都认为，舅舅是一定要来送行的。照道理，他应该亲自和舅妈一起去才对。我们引颈长望，希望舅舅气喘吁吁地赶来，尤其是我妈，嘴里一遍遍嘟哝：“怎么还没来？”
我舅妈不屑地说：“他不信地狱，不信天堂，不信灵魂，什么都不信，他说人死等于灯灭，忘了才好，就是个薄情寡义的人。”
我妈面露疚色：“忘记也是个解决痛苦的办法。”
我姐姐刚刚加入共青团，她眯起小眼睛，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信！那叫封建迷信。我信舅舅的！”
舅妈轻浅一笑，嘴里吐出一串话：“明明有地狱，有鬼，有神，有灵魂，有投胎转世。我信灵魂。我大安小安都有，都在，我叫他们都会应。”
我看舅妈一眼，信像一江水，从她心里流向周身，汇聚脸上，奔流，奔流，永不回头。信像一把刀，在剜刻我，我要是说不信，舅妈定会上来抠我的眼睛，那是和大安小安一样的“新疆葡萄”。
“我信舅妈的。”这话脱口，我脸就红了。
信的舅妈就要开始旅程。长途汽车开过来，汽车破了两块玻璃，所有人都蓬头垢面。舅妈上车只抢到一只小板凳，她蹲在过道上，两手抱着她的纸钱。车走汉宜路，过钟祥，过京山、过应城、过汉川，过整个广阔无垠的汉江平原，跨汉江，跨长江……信不信是各人的心，舅妈一个人的旅程，是奔着信去的。
一个月后，舅妈回来；秋天，也回来了。我妈正在田里捡棉花，舅妈破天荒地到棉田找我妈。她刚下车，枣红色的旗袍布满波纹似的皱，旗袍松松垮垮，左边的开衩也撕破了。江汉平原的棉花田，像白云翻滚的海，她跳着脚喊：“得得！得得！”
我妈疾步奔上田，解下挂在脖子上的大花包，舅妈迫不及待：“我信是对的！”
第一次远行，舅妈说她遇到了奇迹。她坐火车一路辗转，到北京签转时，天就开始下雨，她跟着雨走，几天几夜，一直走到长春，走进山里，走到大安的坟场。那刘爷爷已经去世，接班的，是他的儿子，叫常喜。舅妈把带去的红双喜香烟，给了常喜。舅妈说她进坟场时，已近黄昏，一直下个不停的雨，突然停下，天放晴了。她站在大安的坟前，坟，完好如初，那棵香樟树苍翠欲滴，一望无际的坟场满是青翠，是真正的“树叶儿绿得逼你的眼”，太漂亮了！这时候，舅妈看到坟场上空，横挂出一道彩虹，从坟场的一头，挂到另一头，新鲜、亮丽、温暖，坟场像幅画，是人间仙境，美不胜收。
舅妈说话时，眼睛熠熠生辉。怕我妈不信，又说：“常喜一直陪着我，常喜好高兴。”原来，这事是有常喜作见证的，我妈不能不信。舅妈说，“我信是对的，知我千万里来，大安为我挂出了彩虹。人是有灵魂的，不死。”
我妈，还有我们全家，包括舅舅都不信。东北的秋季已经很冷，历史的记载里都没有彩虹。我们更相信那是封建迷信，人死等于灯灭，大安已经入土为安，远离世界，舅妈被丧子之痛打垮了，是个神经病。
我爸爸骑三轮车把舅妈送回天门。她先去吹洗头发，把彩虹的事跟沈爱国说了一回；又路过张大姨的包子店，说了一回；后又去黄师傅的裁缝店说了一回。最后坐在酱菜场的办公室里，跟王会计说，跟李出纳说，跟张师傅说，跟王师傅说……舅妈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是有灵魂的。她想说服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