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学者吕伯（Hermann Lubbe）说：“无论是校长就职仪式、学生毕业典礼还是其他学术集会，提及洪堡已成惯例。所有人都以能够拜访洪堡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保守派自不必说，改革派也纷纷宣称他们致力于实现洪堡的真正意图，从而使改革易于推行。”这句话无疑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洪堡在当今德国和世界的影响。
三、改革的过程、内容和影响
19世纪初德国大学改革最重要的标志是柏林大学的开办和实践，对柏林大学构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是洪堡。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城外蒙受了被拿破仑击败的羞辱，胜利者关闭了耶拿和哈勒大学，皇室逃到东普鲁士的梅梅尔（Memei）。1807年8月，一个来自哈勒的前大学教师代表团，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H.Schmalz）的率领下，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接见他们，要求在柏林重建他们的大学。对失掉哈勒大学极其伤心的国王欣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据说国王回答：“太好了！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柏林大学的创办正是体现了这种思想。
1809年初，洪堡开始为建立新大学而努力。尽管当时普鲁士王国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原来就不富裕且经济处于低谷的普鲁士从1808年起还要支付1.2亿塔勒的战争赔款，但国王仍应洪堡的要求拨款15万塔勒，作为新大学的经费，并选址在华丽的王子宫殿，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吝资财和不惜血本的。对建立新大学，洪堡只提出一项基本原则，即聘请一流学者并给予他们科研自由。在极短的时间里，洪堡负责为柏林大学聘请了第一流的教授，如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法学教授萨维尼（Friedrlch Karl von Savigny）、医学教授胡弗兰德（C.W.Hufeland）、哲学教授费希特、古典语言教授沃尔夫、历史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y Niebuhr）、农业学教授塔埃尔（Albrecht、Daniel Thaer）、化学教授克拉普罗特（M.H.klaproth），这些教师无疑是全欧洲最杰出的。许多受聘学者清醒也意识到这所新大学的历史意义，绝大部分人，特别是居于柏林和哈勒的学者都以接到邀请为荣并欣然就任。“从此再没有一位德国的教育大臣或部长可以出示一张更可值得自豪的聘任表！”只有数学家高斯因为居住在哥廷根而不愿前往，成为洪堡唯一的遗憾。
身为教育大臣的洪堡对新建柏林大学提出的基本原则是：聘请一流学者并给予他们研究自由。他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对人才”。除此以外，洪堡对诸如组织形式、规章制度等细节几乎从不干涉。他深信学者的个人才华是唯一要素，“如果追求知识成为大学的首要原则，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810年10月15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有58名教员和256名学生，学生中有117人在医学院，57人在哲学院，29人在神学院，53人在法学院。柏林大学校长和各院院长最初采用任命的方式，法学教授施马尔茨担任临时校长，不久改为选举。1811年7月17日，23名正教授进行投票，经过四轮角逐，费希特以一票的优势险胜法学教授萨维尼，当选为第一任校长，1811年10月9日正式就职。但半年后就被迫辞职了。起因是两名学生在课堂产生冲突后用决斗的方式来导求解决，反对决斗的费希特惩罚了这两名学生，遭到施莱尔马赫等教授的反对，认为学校无权干涉学生之间的荣誉之争。费希特离职后，国王担心再次选举会出意外，便直接任命萨维尼为校长。
柏林大学一开办，就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风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洪堡“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新大学的理想。
在新的柏林大学，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正如鲍尔生所说：“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基于这种理解，柏林大学注重高深的科学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包括选科、选择教师和转学的自由。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采用了开设讲座的方法。为鼓励学生进行高深研究，重视习明纳方法。习明纳方法就是：高年级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组成小组研究高深的科研课题，该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正如鲍尔生所说：“新建的柏林大学的组织方式，与由军事独裁者掌控的高等专科学校是正好相反的，它的准则不是一致与服从，而是自由与独立。教授并不是从事教学、组织考试的国家官员，而是独立的学者。教学工作并不需要既定的程序，而是将教与学的自由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教育的宗旨不是向学生灌输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是让他们了解真正的科学文化。不再认为学生仅仅是为将来成为国家公务员做准备，而是把他们看作是需要通过无所禁忌的科学学习，在思考独立、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培养的年轻人。”
柏林大学将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这一原则重新确立了文科和纯研究的地位。从前，哲学院被看作是低一级的学院，主要实施普通教育，为学生升入其他三个学院打好基础；洪堡颠覆了这种观念，他将文科视为深奥而先进的学科。“彻底将文科从所谓高级学科（特别是神学和法学）对大学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新的哲学院在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方面甚至处于领先地位，成为科学研究的发源地，成为其他学院效仿的榜样，新的教授和讲座数量显著增加。鲍尔生后来说：“由于哲学院不仅影响到整个思想生活，同时也影响到对知识的追求和教学的形式，因此，在19世纪时其地位最为突出。在哲学院的花名册里，名人的名字也许比其他三个学院加起来还要多，其教师的人数也超过了其他学院。”又说：“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知识界、科学界赢得自身特色和地位，并建构形成德意志民族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主要依靠的是哲学院。德国在整个欧洲国家科学生活中的领先地位，也归功于哲学院为科学研究所做的培养工作。”“正是哲学院的榜样作用，其他三个学院才将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视为自己的最终使命。”
柏林大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榜样。布雷斯劳（Breslau，1511年）、波恩（1515年）、慕尼黑（1826年）等新建大学纷纷以柏林大学为榜样，莱比锡、海德堡等古老大学也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新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精神在德国大学蔚然成风，不久德国大学的思想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
§§§第二节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大学改革
一、改革的背景
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于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为随后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即开始了工业革命，50、60年代，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60年代德国工业已赶上法国。统一后，“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20世纪初，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城镇人口日益增多。1871年，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人口为4105.9万，其中农村人口为2622万，占63.9%，到1900年，在帝国5636.7万总人口中，农村人口为2573.4万，仅占45.7%。随着城镇人口的上升，城市化进程加快。此外，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容克地主全面资产阶级化、现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工业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外，介于容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且人数不断增多，成为社会上一支至关重要的力量。
德意志的统一、工业革命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都极大地影响了德国大学的发展和变革。
二、改革的过程和内容
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大学改革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还不如说是19世纪初大学改革的继续和扩大。它本身没有多少创新，只是将洪堡等人的大学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归纳起来，这一时期大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入学人数迅速增长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德国大学学生人数一直在1.2—1.3万人之间波动。1870年突破1.4万人，此后呈快速增长趋势。到1900年大学注册人数稳定在3.4万人，1914年上升到6.1万人。
随着大学生的激增，教师也增加了。1835年大学三级教师（教授、副教授和编外教师）约有1200人，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1860年。此后开始增加，1870年达到1500人，1880年为1800人，1890年为2300人，1900年为2700人，1905年超过3000人。
造成大学人数急遽增长的原因有六点：一是人口的增加，相应地造成了大学人数的增加，特别是1870年后大学人数增长率大大高于一般人口增长率，说明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增多了；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阶层的财富大大增加了，他们又财力支付子弟上大学的费用；三是随着德国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多样化，对专业和文职人员职位的需求量大增，而受过大学教育成为获取这些职位的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要求，这导致了大量中产阶级子弟跻身大学；四是德国各类中等学校为大学培养了更多的合格生源；五是外国留学生和妇女准予进入大学造成了大学人数的激增；六是大学学习期限的延长也使滞留大学的学生数增加了。
（二）研究所、习明纳成为大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及国家的重要阵地
习明纳（即研究班）和研究所的建立是19世纪初德国大学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被称为“科学研究的苗圃”。“在研究班中，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逐渐认识了科学工作，并学会如何从事该工作。在学徒期满后，他们自己将作为教师继续进行这一工作，保持并改进方法，同时培养年轻一代。研究班因此成为保持科学工作连续性的基本要素。”习明纳最早见于18世纪初虔敬派教育家弗兰克创办的师范学校中，1737年，格斯纳在哥廷根大学创办哲学习明纳，最早将习明纳引入大学；1778年，沃尔夫在哈勒大学创办了著名的语言学习明纳。19世纪习明纳制度逐渐扩展到大学教学的所有系科。“医学院则以所谓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和临床诊所代替研究班。”然而在1820年前，习明纳仅少量存在于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医学和自然科学习明纳或研究所寥寥无几。1820年后，特别是1850年后，习明纳和研究所明显增多。从研究所和习明纳的举办者来看，19世纪前半期由教授个人创办的习明纳和研究所居多数，这些习明纳由教授个人举办，往往随着教授的逝世或退休而自行消失。到19世纪后半期，由官方设立和资助的永久性的习明纳和研究所成为主流。
德意志帝国时期，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所的增长最为迅速，这反映了创办研究所和习明纳的动机一方面直接与当时科学和学术领域专门化的发展有关，一方面也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有关，以普鲁士邦为例，在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任普鲁士文化部高等教育处负责人期间（1882—1907），他在柏林、波恩、布雷斯劳、哥廷根、格赖夫斯瓦尔德、哈勒、基尔、柯尼斯堡和马尔堡等9所大学共创办了176个习明纳或研究所，其中9个法学习明纳，4个神学习明纳，86个医学研究所、实验室和诊疗所，77个哲学研究所和习明纳。
习明纳和研究所成为德意志帝国时代大学科学研究的摇篮和中心，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麦克莱兰说：“作为学术和发现中心的德国大学的荣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古老的躯干里所包括的这些有生气的机构。”
（三）技术学院取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
德国技术学院的前身技术学校大多创办于1819至1870年，这些机构在19世纪60年代前相当于中等学校水平。从60年代开始，技术学校升格为技术学院或技术大学，逐渐改变纯粹的“职业”中心的性质，而从事更加注重理论水平的应用科学教育。70年代，技术学院与工业的合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大学和工业的联系极少，为直接的工业利益而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在大学是不被提倡的。
§§§第三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改革
一、改革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1919年2月6日，德国资产阶级在魏玛召开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共和国，并于同年7月31日通过《魏玛宪法》，从此开始了德国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共计14年。
《魏玛宪法》全文共181条，分两编。第一编为联邦的组织及其职责，分联邦及各邦、联邦议院、联邦总统及联邦政府、联邦参议院、联邦立法、联邦行政、司法7章。规定德国为联邦，主权在民。人民有普选权、创制权。采用责任内阁制，但总统有紧急命令权，可以暂时停止宪法中部分规定的效力。第二编为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分个人、共同生活、宗教及宗教团体、教育及学校、经济生活5章。第二编表现出这部宪法的特色，规定了个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许多社会生活的准则，其中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规定。从形式上看，《魏玛宪法》是“20世纪最民主、最自由的一部法律”。
一战结束后至1923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损失及战后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德国经济陷入困境，政治上动荡不安。中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受通货膨胀的损害最大，因而对民主政府的仇视也最深。他们后来成为极右势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在混乱时期，德国出现了很多极端组织，如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色彩的“德国工人党”，希特勒成为首领后改称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