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栾巨庆在山东农村被当作“地主分子”接受改造时，曾根据天象规律，向生产队队长预报“明年将有伏旱，蜜虫成灾，建议早做灭虫准备。”身为造反派的生产队长训斥道：“国家那么多上过大学、留过洋的专家教授难道还不如你一个农民？你要能做预报，还要那些专家干什么？”
后来天气实况证明，栾巨庆的预报相当准确。没有听从栾巨庆建议的生产队，蜜虫泛滥，高粱几乎绝产，连高粱秸秆都烂掉了；而栾巨庆的同学，当华疃三队小队长的栾信宗，听从了栾巨庆的建议，悄悄地做好了防旱灭蜜虫的准备，当年的高粱大丰收。
记者于2003年10月中旬去栾巨庆的老家——潍坊华疃采访时，当年的小队长、已经70多岁的栾信宗仍津津乐道：“那年，我们偷偷地现买了几台喷雾器，在蜜虫未长成时就提前打药。别的生产队还奇怪：没虫子打什么药？到了秋天，我们华疃三队可风光了，别的生产队不但高粱绝产，连高粱秸秆也让蜜虫蚀得连牲畜都不吃，盖房子更不行。我们三队的秸秆成了宝贝，卖到粮食一样的价钱。”
就连当年参与打灭虫药的栾松盛（今年已81岁），当时也不知道，还没有虫子为什么要打药。他说：“那年代谁敢听从一个‘地主分子’的预报？那可是‘阶级阵线不清’的大罪名啊！我们丰收了，还不敢说是因为听从了栾巨庆的建议。巨庆那些年受的委屈可真是太多了！”
然而，当年造反派队长那一番颇有代表性的偏见，如同巨大的阴影，牢牢笼罩着栾巨庆的60年预报实践！
直到如今，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平民、亲戚、朋友几乎都用这个偏见质疑过栾巨庆，当然专家也不能例外——栾巨庆毕竟只是一个仅有小学学历的农民、工人。
21世纪的专家对栾巨庆的质疑有了更多的理由——我们有那么多气象卫星、气象雷达、高倍天文望远镜，有那么多大型计算机、卫星云图，有那么多高科技人才、资深专家，难道还不如一个一无所有的民间老人？
然而，专家们产生偏见的原因不仅仅在这方面，他们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对现代气象学的迷信上和预报思路与“栾巨庆预报法”的对立上。
现代气象学中是“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在权威的现代气象学教科书上，根本不承认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的李宝鸿教授，他根据栾巨庆的《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编写成讲义，给地理系的学生讲授天文与气象以及与地震的关系。但这只是中国气象界的一个局部现象。
专家们的“不承认”是有“科学”依据的。他们依据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他们认为，太阳和月球的引力虽然能够引起大海的潮汐，却不能引起大气层起潮，更不会引起大气环流的改变。如果月球能影响大气环流，那么阴晴雨涝就会有朔（阴历初一）望（阴历十五）的周期，而实际上天气变化中没有发现朔望周期。
如果离地球最近、引力最强的月球都不能影响阴晴雨涝，那么引力不及月球万分之一的遥远的行星就更不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变化了。
万有引力没有错。但是，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做出的天文与气象关系的结论是否有错，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气象预报否定天文因子的作用还有经验的依据。
夜观天象而知风雨，是我国传统的天文气象学。天文气象学的鼻祖应推伏羲氏。他仰观天象，俯查物候，画出八卦图，这已经找到了一年四季正常变化的规律；到了神农氏，他将八卦定为八节，即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就是根据太阳的视运动找到的“天气正常变化”的根源，并以此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年“四时八节”气候预报图。
黄帝时代已经发现五大行星能引起天气的“非正常变化”。《黄帝内经》说：“水泉涸，物焦槁，上应惑星（火星）”；“风雨大至，泉涌河衍，上应岁星（木星）”等等。
商周时代进一步发现月球与恒星的关系。如《书经》上就有“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亮走到箕星时刮风，走到毕星时下雨）等天文气象谚语。
列国时代，一文一武两大先师，都是观星测雨的高人。孔子曾有“月离于毕必滂沱矣”（月亮遭遇毕星，必然下滂沱大雨）的判断。孙武子曾有“月于箕、壁、翼、珍，风起之日也”（月亮走到箕、壁、翼、珍四个恒星的时候，就是刮风的日子）之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司马懿等大军事家都擅长“夜观天象，预测风雨”。他们都知道：“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月内必有大雨淋漓”，“月掩毕宿五”，即有大暴雨等等。诸葛亮根据星象预测而有的“七星坛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在国人中妇孺皆知。
巧的是，世界上有类似的天文气象文化的几乎都在文明古国。
——古埃及，他们总结的经验是：当天狼星升起的时候，尼罗河就要发大水。
——古巴比伦人有“轸宿为风星，昴宿为雨星”记载。
——“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气象学》中的说法，当初气象学所研究的内容包括许多现在称之为天象的东西。”（摘自英国人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1章）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03年10月，笔者去内蒙古呼伦贝尔采访我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使鹿鄂温克时，发现人称“老酋长”的70多岁的女猎民玛利娅·索，竟然也懂得用月亮轨位测年景。因为语言不通，笔者不知道她是如何测量月亮轨位的，但是她老人家看了一会儿月亮之后，神秘地告诉大家，说今年冬天可能下很大的雪，年景不好。她的这个预报与栾巨庆的预报不谋而合。
有人说，这是玛利娅·索跟她的一个当过“萨满”的亲戚学的。
“使鹿鄂温克”在解放前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末期，至今仍然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靠放养驯鹿，因而被称为“使鹿鄂温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只能靠一代代口口相传。由此推断，天文气象学是否在原始社会就开始发轫？
人类的祖先在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和现代气象学理论的古代，靠的就是观察星星和月亮的方位布局来预测风雨旱涝，以规避自然灾害，从而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逐步产生、发展了天文气象文化。
天文气象文化都产生在文明古国，似乎不是偶然的。
譬如我国，气象资料的记录可以追溯到3700多年前。在《河南府志》中就有“汤廿四祀……时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的记载，说的就是公元前1759年——公元前1753年的七年连旱，当地著名的大河都干涸了。这几千年一遇的奇异大旱的记载是全世界唯一的。
中国的天文学至少也有3500多年的历史。“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的天文纪事、新星、太阳黑子皆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中国的天文学在公元前后各十五个世纪中是世界最先进的。”（摘自英国人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那些虽然经济发达但历史短暂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产生这样需要几千年文明积淀才能孕育的天文气象文化。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现天体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否定天文气象的本质原因。
然而，这些古代流传的“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等谚语和“月之从星”“月离于毕”等天象，经现代人的多次验证，并没有发现与风雨旱涝有科学的对应关系。于是现代气象科学断言，这些天文气象谚语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观星测雨“是人类文化早期的迷信活动，属无稽之谈”。（引自《气象概论》，1987年气象出版社出版。）
孔子、孙武子被誉为中国的文、武“至圣先师”，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后世中外之人皆仰视不已。
说孔子、孙子是“迷信”的国人，当属数典忘祖；说他们是“迷信”的洋人，恐怕才是现代科学的“迷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