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我生了场大病，差点儿死去。
插队回沪后，我被分进上海铁锅厂当翻砂工。农村生活八年半，做梦都想回上海，进工厂，可真回了上海，进了工厂，我开始怀疑：这上海、这工厂，是我梦寐以求的？
翻砂车间是个黑色世界。三四千平方，地上到天花板，没一寸不黑，没一寸不粘上厚厚黑粉。铁锅厂生产炒菜用的乌黑铁锅。铁锅制作靠翻砂，将熔化的铁水，浇进模具，然后冷却成形。为防止铁水和模具粘连，浇铸前，需在模具上抹一层矽粉。矽粉，是种有毒金属粉。抹上模具的矽粉，碰到滚烫铁水，会腾起浓烈烟雾，带着黑色粉末以模具中冒出，染得到处乌黑。整个车间，男女老少，没一张不黑的脸。下班洗澡，得洗好一阵，就这，鼻孔、耳朵转弯抹角处的黑，都难真正洗净。
铁锅厂，原先是劳改厂，翻砂的活儿，原先是劳改犯的活儿。
活儿很重，不是我能胜任的，但这还不是重要的。
几月后，一天发烧，医务室请了两天假，回家睡觉。睡得晕晕乎乎，起床上厕所，忽然，眼前一片黑，失去知觉，摔倒在地。
醒来，只听耳边风声、人声、车声，昏昏沉沉地睁眼，发现自己躺在一辆残疾人用的推车上，小哥推着我，正往地段医院赶。
急救室中，迷迷糊糊听医生、护士对话：“血压多少？”
“没了，到零了。”
“一点都没了？”
“一点都没了！”
“赶快发病危通知书，通知家属。”
没血压了，病危通知书都已发出，注定要死的，然而，奇迹般，我又活了过来。
查不出任何病，医生说，唯一可能是吸入太多矽粉，是矽粉中毒。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知是否有理？有的话，这理是上帝安排的。背运背到头了，却鬼门关里溜一圈，峰回路转，老天开始露出了宽容、友好、慈祥的笑，对我表现了格外的爱。
病房所有病人中，探望我的人最多，一批批不断，亲戚、朋友、邻居、同事，都有。但是，所有人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
她也来了。
那时她刚进复旦，周末回家听她家人一说，立刻赶来了医院。
她哥是我中学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后来插队，一起分到凤阳大溪河。因和她哥来往很多，常去她家，和她一家人都熟。
第一次见她，她还是个孩子。我们一群“插兄”去找她哥，她开的门，说她哥不在家。见她，大家愣住了，话最多的人也不说话了。离去路上，半晌，终于有人开口，是感叹：他妹妹真漂亮。然后，一个个跟着说：漂亮，真漂亮。
那时我多大？17？她呢？12？17岁的我，没将对女人的审美落到12岁女孩身上的习惯，甚至觉得，谈论同学妹妹漂亮与否，是件很不适合的事。
记不得当时有无骂人，依我年轻时的脾气，那是想骂就会骂的。
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她报考复旦英国文学系，考分很高，早已过线，但因出身资本家，复旦没进成，进了上师大英文系。1977年的中国，还在被成分论控制。隔年，全国招收研究生，却因十年荒废，招到数量有限。到1979年，为广罗人才，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面，允许在校大学生报考，于是，她跳级考研，再次报考复旦，考的是世界经济系。那时，成分论也已不再主导一切。她考取了。当时的研究生，是全国最高学历。1979年她21岁，是全国最年轻的研究生。
那时，她是个大家仰望的人。
那时，她已不是孩子。
医院见她，很开心，有种特别的安慰感。
我身边所有朋友，都是自命不凡的人。称之“不凡”，确也个个当之无愧。高考一恢复，不是考上大学，就是考上研究生，非常出挑，且后来，都是大有成就的人。所有朋友中，只有我没去考，既没考大学，也没考研。一来，觉得自己没学过数理化，不容易考上；二来，没切实特长，文学，不过喜欢而已；三则，那时大学毕业明说要全国分配，我在外地呆够了，不想因读书，毕业后再分去他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出丑，怕考不上丢人。然而，没上大学的我，多少有些压抑，尤其看见昔日朋友在我面前表现出不凡，表现出春风得意时。
她是个天生懂得照顾人感受的人，是个天生没贵贱观念的人。
她来看我时，正值吃饭。因刚开始吃一点半流质，护士送来的是一碗炖蛋。她伸出手去，对护士说：“让我来吧。”
——她的意思是要喂我？
我说：“喔，不用，我自己行。”
可我手上还插着两个吊针。
她抿嘴一笑，随势接过碗，端着，拿起勺，开始一勺勺喂我。
一切发生得突然，却又那么自然。或许为避免毕竟有的一点尴尬，我做出副坦然的样，表现得习以为常；她则不断和我说话，分散我的注意，其实也是分散她自己的注意。
护士怎么看？同病房的人怎么看？没留意。但不用留意，我也知道人人都在看，都在想。
一个研究生，天之骄女，一个翻砂工，差点死去；一个美女，一个丑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画面，众人眼中该是极不协调。可协不协调，谁说都不算，只有老天说的才算。想必那刻，老天在这画面中读到了融洽，感到了温馨。老天的感受方法与众不同，用的不是眼，是心。
和她的认识是因她哥，但事实上，她哥1978年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去了辽宁大学，他走后，该是没机会再和他妹接触的。但一切大概都是老天安排，那时我刚回上海，在家待分配，她姐之前在浙江农村投亲插队，也病退回沪，也在家待分配。因早就认识，住得又近，彼此又都在家没事，继她哥之后，我和她姐经常往来。严格地说，和她的来往，是因为她姐，不是因为她哥。
正式往来在我出院后。
那时，大多周末，她从学校回来，我们都会在一起，但一起玩的有四人，除了她姐、她与我，还有一个女生，也是我的中学同学，和她哥同班，和她哥还曾有过段恋爱。
至今，我还存有一张照片，是我拍的，照片上是她们三个，背景是海。
那次，我们四个一人一辆自行车，骑了一两小时，去上海郊区的川沙海边。
三个美女，三个真正的美女。是张黑白照，照片上的她们，衣着朴素，不施粉黛，却美丽惊人，即使今天，放在那么多配上假睫毛的整过容的脸中，也绝对一流。
她和她姐的漂亮不同，一个可亲、可爱、可近；一个高傲、冷艳、“目中无人”。那时，她姐有很多追求者，家里常坐一屋。
变化发生在那一次。
我们四人一起去南京路，玩了一下午，她姐和那女同学累了，想回去，可我和她还想再玩一会儿，商量半天，她姐说：“那我俩先回去，你俩再玩一会儿。”
我没说话，不知该怎么说。
是她接的口：“那好，你们先回去，我们再去看场电影。”
于是，分手了。四人成了两人。
这结果，是两人下意识中的等待？是冥冥中老天的安排？
单独相处，彼此有种特别的轻松感、愉悦感，好像早该到来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先去“红旗”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拿破仑在奥茨特罗茨战役的胜利》。电影中，有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拿破仑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方阵地，一旁，一个将领喋喋不休地对他说着自己的见解，突然，聚精会神的拿破仑转过身来，轻藐地看他一眼，说：“我什么时候请教过你？”我被这话迷住了，被这话的气势，话中透出的自信、骄傲乃至傲慢迷住了。我一向认为，有本事的人，骨子里都骄傲。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些谦虚，大多是假的，是因碰壁，因社会无形的要求，装出来的。
我这人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主观上认真对待的人或事，非但不装，且会格外自然地让自己进入一种干净得没丝毫杂念的状态。
那天，我们彼此把对方当作一个朋友，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
看完电影，我们去国际饭店旁的一家餐馆吃了“两面黄”。那餐馆，她姐带我去过，那里的“两面黄”特别好吃。那天前，我和她的所有交往，要么和她姐有关，要么和她哥有关。那天后，变化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开始单独约会，自然而然从一群人中游离出来，而且，自然而然，谁也没把我们的单独约会告诉他人，没告诉她姐，也没告诉那位女同学。
那天开始，我们有了永远说不完的话。我们间的对话，彼此有种超凡的相互理解，任何话，只要半句，另半句不用说，对方就已明白。
我们谈思想，谈电影，谈文学，谈小说和诗歌，谈一切存在于精神领域的内容。当然，我们更多谈的是“情”，但不是我俩间的情，那时还没到那份儿上，而是存在于电影、小说、诗歌，发生在周围生活中的“情”。我们都那么看重“情”，对“情”的理解又那么相同。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切实的、细微的谈论中，彼此的感情、思想，达到了深层沟通，并因此而越发相互欣赏，相互吸引。
我们从不谈钱，从不谈利，从不谈社会流行的庸俗价值观，甚至很少指责。于我们，指责也是廉价行为，浪费时间。
每个周末都见面。已再不能不见。
那次她说这个周末可能见不了，她家来客人，她妈要她晚饭后再回学校。我说，返校时你可往我家绕一绕。她说，也许太晚了，会惊动你家人，再说，你也要休息。我说，没关系，晚，我也等你。她犹豫一下，说，那这样，你不用等，要是不太晚，我就来敲门，如果太晚了，我就直接去学校，我们下星期再见。我说，好。——说了吗？说不说其实都一样。
是冬天。整个晚上，我一直坐在靠后门的厨房。浑身感觉哪去了？都没了，只剩听觉。那一晚的听觉万分集中，万分灵敏，分分秒秒都在那一片寒风吹拂的寂静中，期待那一声敲门。大概过了十点，一个非常细微的声音，轻得像在门上碰了碰，谁也不会听到的，就算上天，也不会听到的，但我听到了，是她，她来了，知道她一定会来。打开门，黑暗中，一张微笑的脸，几分羞涩，几分惊讶。是的，是惊讶。她惊讶的是，我竟听到这一声“敲门”。这敲门真不能算敲门。冬天，过了十点，太晚了，她不想影响我，可为我为她，她都不能不来。这一下轻轻的碰门，为的是给我也给她自己一个交代。
我相信，我们有心灵感应。我感觉她一定会来，她感觉我一定会等她。
那天起，我们间的感应从没消失，彼此的等待，从不失望。
到底，我给她写了那封信。
她家在山阴路，离我家很近，她在读的复旦大学，离我家她家都不远。但她住校的日子，我们一直保持通信，一星期一两封。
因那场差点死去的病，厂里给了我照顾，把我调去软水房做水处理。很轻松，管几个开关，去车间取一次水样，做一次简单的化验。这活儿三班倒。早、中班时，两人当班，晚班时一人。这时期的早、中班，是我看书看得最多的，主要是看古文；晚班时，旁边没人，我常练笔作文。软水房中，写过几篇短文，厂广播站播出后，效果不错。每次，我都会把文章附在信中寄她，而她，每次都会认真回信，谈文章的读后感。那时我还不懂写作，写得很一般，有点时代年轻人的通病，矫情、模式化。但她是个从不伤人的人，回信总说好。那时我还跟她学一点英文。通信中，我会寄上我的英文作业让她改。
可那封信不同。
频繁的交往，无间的通信，自然而然，“仅是朋友”的关系有了变化。那封信，我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写得含蓄、隐晦，其中引用了雪莱对美的看法。雪莱曾说，什么是美？当你看到时，你的心就会喊出来——就是她（大意）。我将美引申到爱情，说我的心告诉我，我看见了这个她。
信发出后，开始分分钟钟的焦急等待。终于，回信来了。她一如既往的婉转，只字不提爱情。本该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但信的结尾，她说最近她太忙，很多书要读，这几个星期大概都不会回家。
我将她说的“太忙”理解为婉转拒绝。
心，掉到了地上。觉得她会接受的，我们已如此接近，如此无间。
我是个不会追求人的人。我一直不懂，为什么男女间要“追”，为什么那么多人津津乐道“追”的技巧，并将之当作浪漫？我一向认为，爱情，来不得半点别扭，是双方不由自主向对方的靠拢，是心的呼唤心的感应，是心和心在磁的引力下的自然贴近。
似乎醒了。或许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们间差距太大？这想法让我受伤。我的心实在太骄傲；我也不能这样世俗地想她。
总觉哪里出了错。什么错？不知道。该是气恼的，但是没有，眼中出现的，依然是她甜美的笑，听到的，依然是我们一起创造的那一阵阵没丝毫杂音的发自深心的欢笑声。这一切，都和“拒绝”完全合不拢。
往下怎么办？按我的个性，有了这样的尴尬，她不回避，我也会回避。我是个自尊并知耻的人，是个拒绝死皮赖脸的人。可是，就此再不相见？算怎么回事？就因一封表白的信？曾经那么富有的开心，那一阵阵的笑声，全都作废，再无后续？这正常吗？应该吗？办得到吗？可不正常，不应该，办不到，又能怎样！
还是觉得哪里出了错。
没有杜康，只有香烟。那时我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那个周末刚过，碰到她姐，我问：你妹回来过吗？她姐说：很奇怪，她每星期都回来，就上星期没有，都没来个电话通知一声。
心很痛。
两星期后，就在我将所有的苦闷全都死死塞在心窝，塞到几乎再难承受，没想到的是，她出现了。
熟悉的敲门声，轻轻的。开门。见她，非常惊讶。却这惊讶，又并不惊讶，似是件该发生，早晚会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