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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抗日救亡:狂热的爱国者(9)

傅斯年在抗战后期,一再标榜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民主加社会主义,延伸一下则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这两者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这是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国民党政权不会接受傅斯年的这种改革思想。何兹全先生曾回忆当时情况说:“大约1941—1942年左右,皖南事变后,我预感到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将有一场厮杀,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我给傅先生写信,提出民主统一的‘方案’,国民党实行民主,共产党接受统一。傅先生回信里有两句说:‘你说的很好,谁听你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心是善良的,但愚蠢不可及。傅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大约也已自知将成泡影了。”何兹全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傅斯年当时呼吁的政治经济改革实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自知国民党政权难以接受他的主张,但他仍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的方式奔走呼号,撰写文章,制造舆论,试图引起当政者的注意,逐步实行自己的主张。

总之,傅斯年在抗战期间要求政治、经济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化、法治化,经济平等,尤其是改革要顺从民意,满足人民的要求等思想具有进步性,是历代社会改革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主持北大复员

(一)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45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蒋梦麟都是留美学生,关系比较密切,拉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按照有关规定,行政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因此,1945年8月免去了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想让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劝告傅斯年就任。傅斯年没有答应,并于8月17日致书蒋介石,坚持不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自己身体不好,难以膺此重任;再者,北大是自己的母校,论资历、威望不如胡适,所以推荐胡适担任。他在信中说:“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骝先先生勉之再三,云出于钧裁,强为其难。······惟斯年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由于傅斯年陈述的理由充足,国民党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因为胡适在美国未归,在胡适归国以前,任命傅斯年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1945年10月中旬,傅斯年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职务,又回到教育界。可是当时到西南联大任职,正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奉命于动乱之际,所面临的内外形势都相当艰难。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内局势混乱。1945年8月,日军投降,国民党政府到各地接受日军占领区,许多接收大员在接收中贪赃枉法,大饱私囊,把大批物资据为己有,并且对民族资本也进行没收,致使敌占区人民怨声载道,造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混乱,接收变成劫收。国民党政府在接收的同时,却命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不动,遭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抵制和反对,国共领导的军队开始在各地摩擦。两党虽进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所谓的《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诚意,积极调兵遣将,准备消灭共产党,内战已有不可避免之势,傅斯年了解国民党上层内幕,深知国家将再度陷入混乱。

其二,抗战结束,原来迁往内地的各大学校将迁回原地,傅斯年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将西南联大分开,将北京大学迁回北平。怎样将北京大学脱离联大,脱离后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数千人,再加上仪器设备,要从昆明运回北平,两地相距数千里,在当时情况下将北大迁回谈何容易。

其三,由于抗战结束,西南联大师生人心思归,已显不稳之势。他们为顺利迁返北平,极力主张医治战争创伤,和平建国,安定社会,反对内战,而云南地方当局忠实执行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因此,西南联大学生与云南地方当局的矛盾正开始逐步激化。如何处理师生的不满情绪和学校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是傅斯年面临的一个难题。

其四,北平沦陷八年,各方面遭到日寇的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日寇占领北平,纠集部分汉奸文人和未来得及南撤的北大个别教师,在北大旧址上重建了所谓北京大学,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傅斯年等北大师生不承认,称之伪北大。如何收回北京大学旧址,尤其是如何处置伪北大的数千名师生,也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傅斯年在此时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必须要解决这一系列难题。1945年11月,他飞赴北平,为北大复原进行筹备,并对伪北大学生进行安置,正当他在北平克服一系列难题,想把北大从联大中分出并迁往北平时,西南联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傅斯年只得放弃一切,奔赴昆明,处理因惨案而引发的学生运动。

(二)处理“一二·一”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但是国民党并无和谈的诚意,只是借和谈应付舆论,争取时间调兵遣将,然后以武力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消灭掉,重新对全国实行专制统治,重庆谈判期间人们便感到战云密布。刚从抗战苦海中爬出来的民众又要一下子被推进内战的深渊。所以全国范围内反内战的情绪十分高涨。11月19日,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昆明学生积极酝酿以实际行动响应。

1945年11月1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结果遭到云南省地方当局的禁止。于是,四校自治会决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民主草坪上举行,邀请了钱端生、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杨西孟等五位教授发表演说,到会各大中学师生及社会人士六千多人。时事讲演会的主要内容为迅速制止内战,成立联合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建国。但是这次演讲会遭到地方当局派遣特务与军队的骚扰破坏,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会场,向会场上空鸣枪威胁,切断会场电线,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捣乱,他们冒充“老百姓”强行登台讲话,制造现场混乱,妄图通过这些手段破坏大会。但大会顶住了这些破坏坚持进行。最后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通过四大学学生团体建议,即: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本来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集会,爱国的学生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企图通过以和平、合法的上书方式表达学生们的反内战呼声,争取国内和平的爱国行动,决无危害政府之意。只是云南地方政府草木皆兵,处置失当,使局势一步步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大会结束后,外面国民党军队依然如临大敌,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行人通行。学生的爱国热情换来的却是冰冷的警棍,这极大地刺伤了学生的自尊心。一时间群情激愤,学生纷纷连夜签名罢课。仅联大校本部拥护罢课者就达700多人。第二天早晨昆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颠倒黑白的报道:

[中央社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学生们看到这条消息,愤怒的情绪顿时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西门外”正是昨晚开会的西南联大,“7时许”正是昨晚开会的时间,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正当的集会,竟被诬蔑为“匪警”,几千名学生被诬蔑为“匪徒”。学生们忍无可忍了,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中央社的造谣诬蔑,联大学生率先罢课,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十八所大中学校学生,也相继罢课。到29日,罢课学校达34所。昆明学联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五校代表为罢联常委,发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鲜明地表达了昆明学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抗议武装干涉集会的暴行,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要求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的谣言,并公开道歉。

色厉内荏的地方政府本以为恐吓一下便能使学生们服服帖帖,没想到事与愿违,乱子越闹越大。27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责令各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于28日无条件复课。反动当局还组织了“反罢课委员会”,破坏学生民主运动。时势发展证明,地方当局实施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早已化成漫天的怒火,炽热的蔓延开了。骑虎难下的地方当局恼羞成怒,使出他们惯用的手段,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准备武装镇压。云南代省长李宗黄等人发布命令,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手段,准备镇压学潮。

12月1日上午8时,李宗黄向集中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党徒训话,要他们效忠党国,“以流血对流血”。这伙党徒随即和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会合,分头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进行武装捣乱,和学生发生冲突。上午10点,他们闯进云大校门,撕掉壁报和标语,打烂岗警棚和桌椅,打伤学生多人。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军人百余人闯进联大校内,以木棒石块殴打学生与校警。学生们奋起反抗,这批人随即用手枪及手榴弹等武器打死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和昆华工校学生荀继中、南青中学教师于再4人,重伤25人,轻伤者30余人,联大教授也有多人遭到殴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当天,云南大学的教职员工就发表了《敬告各界书》,12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发表了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表达了对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愤慨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民权利。同天,西南联大教授举行会议,全体教授决议向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宣布罢教,要求惩凶。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从12月2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一时间,昆明局势异常紧张。

当时西南联大尚未解体,校务工作由傅斯年、张伯苓、梅贻琦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主持。惨案发生时,三人都不在昆明。蒋介石为了尽快平息学潮,不得不将关麟征“停职议处”,请云南省新任主席卢汉出面处理此事,并电令联大常委、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去西南联大主持工作,协助地方当局解决由“一二·一”惨案引起的学生总罢课.。

12月4日,傅斯年乘飞机到达昆明,一下飞机便急着接见学生代表,详细了解学生的死伤情况。听了学生们的报告后,傅斯年气愤填膺,当即表示:关麟征杀死了我的学生,直如杀死了我自己的儿女……我一定要同他算账!他一方面怒斥地方当局的暴行,一方面频繁的与有关负责人接触,商讨积极的解决办法。

12月9日,云南省新任主席卢汉与四个学校的学生代表谈判,傅斯年参加了这个谈判。学生对《中央日报》歪曲事实把“一二·一”惨案说成是当地军警为追捕、镇压土匪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一事,要求向学生公开道歉。卢汉态度暧昧,未给予正面答复。傅斯年建议用澄清事实的方式进行驳斥。于是,由梅贻琦和熊庆来校长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学生的具体活动和地方当局镇压的真相,《中央日报》等报纸照登,变相地澄清了原先《中央日报》的污蔑之词,暂时安抚了学生的情绪。

然而对此次惨案,当局始终没有给师生一个明确、公正的答复,事件进一步升级,学生运动继续发展。双方剑拔弩张,激烈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地方当局一方面向校方施加压力,限令学生立即复课,一方面策划更大规模的镇压。蒋介石在《告昆明教育界书》中既劝说又恐吓地说:“目前一切问题必须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卢汉也对学生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于17日复课,如不遵守,“决遵钧示为最后之处置,刻已准备待命。”

在这种局势下,傅斯年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更多的流血事件发生,积极动员学生复课。15日,梅贻琦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办事处谈话,正式宣布了校方的决定。梅并且说明了学校规定17日全体复课的理由,和届时不复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接着傅斯年等依次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到为死难学生伸冤,而且也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然而,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仍表示拒绝。果然,17日上午梅贻琦与傅斯年巡视学校时发现,教师们均已到校各就各位,而学生还是没有上课的。17日下午三时校方召集诸教授茶话,梅贻琦报告了近几日调处交涉的经过,明确提出,他和傅斯年对学潮事均已感觉无能为力,解决无望,打算引退让贤。随即教授们开会,一致挽留,并决定次日上午由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进行劝告,下午再分由各系教授向本系学生进行劝告。如仍不能有结果,则实行“总辞职”,以此向学生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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