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傅斯年在其论著中多次论述民族问题，阐述了他对民族尤其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内涵、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他是信奉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认为民族和国家在中国是统一的，但两者平时有不同的含义。民族与国家简单的分别在于：民族由天然力造成，国家用武力造成。中国的政治历史证明，中国人所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民族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五个：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据此五因素来认识中国的民族状况，中国当时四万万人，掺杂的少数民族不过一千万，所以，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涵义进行了引申，他说：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之国民皆属之。这就是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定义，他进行解释：中华民国之国民约有四万五千万，其中汉人至少占四万四千万，非汉族之中华民国国民不足一千万，蒙、藏、满、回只可谓中华民族之分民族。都是同一疆域中不分彼此的兄弟。
中国民族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融合而成的。在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中国民族者，不以侵略人为是，而亦不甘侵略之民族也。夫在中国之盛世，固曾南征北伐，拓地千里，然历代儒者无不以为非是，虽世上稀有之英雄，如秦皇、汉武者，在欧洲必为万世崇拜之人，在中国转为千年指摘之的。故秦汉而后，拓地者稀，仅有盛唐初明之而见耳。以如此众多之民族，如此广漠之疆土，竟肯安居于大海之内，朔漠之南，不谓为酷好和平不可也。即汉武、唐文之北向挞伐，亦是抵御的、反攻的战争，非过自我先之侵略战争也。然而好和平与甘侵略非一事；和平固我先民之所好，侵凌则非我先民之所甘。汉室初建，匈奴百般欺凌之，历高后、文、景三代，尽量忍受；及乎孝武，遂张挞伐；迄于孝宣，单于稽颡 。于是大怨雪矣。光武中兴，匈奴又利用沿边败类以寇中国，光武收其降人，曾灭其侵我者，可谓恩威并施者矣。李唐初建，称臣突厥，及太宗即位，数年之中，即使之臣服。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乃连兵蒙古以灭之于蔡州；南宋亡于蒙古，及元顺帝，四方民兵蜂起以复宋为口号。凡此皆不甘侵凌之例也。
二、中国民族者，虽亦偶为人灭其国，欲永不能为人灭其民族意识，纵经数百年，一旦得环境之适宜，必起而解脱羁绊也。元至顺帝初，灭金数百余年矣。其灭宋，八十年矣。中原之地，汉人失其政权者二百余年矣，然而汉人永不忘此。及元政一衰，淮土之兵蜂起，湖广之变频作。元卒以亡，中国卒以再兴。满清至光宣时，明亡二百五十年矣，中国士大夫阶级，久为满人所用，且尝助之以灭太平天国矣。及欧风西渐，清造屡辱，而革命思想立即深入于各阶级中，尤以少年为甚。于是顾亭林、王船山、吕晚村诸先生所诏示后人者，涣然流行，速于置垂而传命，此其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耶？诚乎此，则知中国民族乃永不甘于灭亡之民族也。
三、中国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晋室南逃，亦曾苟安于建康矣。然而北伐之念无世无之。豪群借此以为争夺政权之术，而世上清议亦以为能光复故物者即有获取大宝之资格。桓氏、刘氏，皆深解此窍者也。唐之亡也，经五代之乱而失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北宋于此念念不忘，卒以谋之不周而取大祸，然亦可证其不忘失地矣。南宋右文偃武，世称不竟。然京邑之复，永不忘于心，只以高宗、秦桧为心术不正，坐失机会，而其后更再三为权误国。又如隋、唐之图高丽，儒生每谓其得不偿失，不知高丽本是辽东玄菟、乐浪、高句骊数郡所治，在汉久列版图之内，其民亦为编户之民，隋、唐之国，乃收复失地也，明之于安南亦然，是中国人永不忘其失地也（今日朝鲜、越南，各有其语言，与昔不同，中国人应助其独立，无人欲再郡县之也）。
四、中国民族，虽有时以政治紊乱故，极呈虚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领率得人，可由极弱变为极强。举例言之，唐之初建，中国不可谓强，然太宗之世遂统一戎夏。明之初建，起于民间，非经制之兵，久练之旅，其骑兵独非蒙古之比。然一旦据有北平，即能制胜于漠南，东开辽沈，至于海滨。迄于成祖，安南置布政使，努儿干置都司（努儿干在今混同江入海处），虽汉唐之盛，何以加焉。此独兴国之事也，请再言其衰世。晋南渡之后，内乱频仍，衰弱极矣，然一有桓温领导，亦可跃马河洛；苻坚南侵，晋之不能当至也，然有谢安为之布置，乃大败之。及刘裕挺出，集残兵以成劲旅，北向无敌矣。宋之初渡江也，无兵可用，而湖广之地盗贼不可制，然久战后武力渐胜，逆亮遂不能渡江矣。其后在孟珙时为尤强，北宋自太宗以后所无也。其亡也，亡于奸臣误国耳，非无可用之兵也。然则中国本非真弱者也，有时不幸以政治之紊乱而弱耳，然其强而有力之潜伏性自在也。一旦得其领率之人，纳民于轨物，教兵以义战，可由极弱突变为极强，汉、唐、明之兴，皆如此也。
识此四义，以瞻望将来，则我民族人，但能同心协成，竭力自奋，将来之光明，必有不减于汉唐盛者也。
傅斯年在论述中国民族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与世界各民族、国家友好相处，不喜欢侵略别人，同时亦不甘受别的国家与民族侵略和欺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虽然有时或因为分裂，或因为政治紊乱而遭受异族的侵侮，但其民族特性是不甘落后的，“一旦得其领率之人，纳民于轨物，教兵以义战，可由极弱突变为极强。”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成熟的民族，不可能被灭亡、被长期欺侮。傅斯年试图以总结中华民族的特性，唤醒民众，树立起抗日救国必胜的信心。
傅斯年在关于中华民族特性的论著中，还曾专门论述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他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不容分割的一体性，民族的一体性不仅是自然的、地理的概念，而且凝聚成社会统一的观念意识。他曾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作为一个命题立论，从历史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状况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自从秦汉之盛时算起，到现在二千多年，虽有时候因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时因为奸雄之割据，列国并立，然而这都是人力强的事实，都是违背物理的事实。一旦有适当的领袖，立时合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琼崖、交趾，西起流沙，东至鸡林、玄菟，这是天然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田园。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即如汉武帝，正在打击匈奴用气力的时候，便用一个匈奴俘虏做顾命大臣；在昭帝时，金日石单和霍光同辅朝政。到了现在，我们对前朝之旗籍毫无歧视，汉满之旧恨，随清朝之亡而消灭。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之以消极的抵抗。
傅斯年论证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主要以民族长期积淀的普遍的社会意识观念为基点。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凝聚力与亲和意识，中华民族的成员整体上反对分裂，尤其反对人为的分裂，他们对于任何时候制造分裂的人都仇视。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社会是发展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加强烈。傅斯年在叙述辛亥革命后民族的普遍意识时认为，辛亥革命后，由于袁世凯及其北洋系祸乱中国，中国暂时陷于分裂，但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号召下，民国又归于统一。他对当时的社会民族状况叙述说：中国经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进为共和，一统的江山俨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领袖，被袁世凯遗留下冤孽恶魔。北廷则打进打出速度赛过五季，四方则率土分崩，复杂超于十国。中山先生执大义以励国民，国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国十五六年以来，以北方军阀之恶贯满盈，全国居然统一……然而在如此情势之下，仍然统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国之善良国民，仍然拥护中央政府者，岂不因为中华民族本是一体，前者以临时的阻力，偶呈极不自然的分裂现象，一朝水到渠成，谁能御之？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
值得说明的是，傅斯年民族思想的表述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现实的视角。日本已开始发动侵华战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整个为它的亡国奴，中华民族正经受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如何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作为一位具有真诚爱国心和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傅斯年自然是要努力唤醒民族意识，团结一心，为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傅斯年的民族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不能完全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评论。
（2）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然失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地区以后，迅速策划向关内渗入和扩张，企图占领华北，然后进一步全面侵华，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面对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国内各界反映不一，主要表现三种倾向：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已是既定国策，任何形式的妥协投降只能加快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只有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使全国民众放弃幻想，坚决抵抗，才是正确的对策；二是寻求妥协的方法，制止和延缓日本的扩张和侵略，使中国有较长时间调整战略，做些抵抗的准备工作。三是妥协投降。傅斯年是第一种倾向的代表。他认为中日必然要进行全面战争，任何妥协都不能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贪欲，只有全面抵抗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他在《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等一系列文章和具体行动中表现了这种思想观点。1932年8月14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十三号上发表《日寇与热河平津》一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日寇必定要进攻华北，中日必然要进行全面战争”。他分析其原因说：“第一，中日间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在今日希望与日本和平解决者，直是做梦。……若要中日和平，非日本人能满意不可，而日本军阀之满意，其最大限度是中华民国取消其独立，而为所谓‘大日本帝国’之顺民，其最小限度也是要：（一）承认伪满之‘独立’并奉送热河及滦东，（二）在北方弄出一个政府来，这个政府对日本能受指挥的，（三）全国不得有任何公私排倭之举，并须力助其推销倭货，以便压倒西洋各国，（四）取消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个最小限度也还是奉送中华民国，只是手续上有简繁，时日上有迟速而已。……日本军人的行动，及其外交口号，既已如此明明白白表示对中国取宰割的政策，中国人还要做‘和平解决’的甜梦吗？第二，倭人必不放松热河，而平津是必不能免的。”傅斯年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政当局在华北所推行一系列政策的实质，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在此文中，傅斯年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也进行了分析，他说：
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彻底的缔造，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倭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反正疯狗咬混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傅斯年这篇文章对日寇的目的、政策的分析及预言之正确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他对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和平的所谓聪明人给予的批评，虽是善意的，但当时仍不能为这些人接受。因为这些人还在迷信日本的表面态度，他们和日寇、汉奸一样也嫌恶甚至憎恨傅斯年。
傅斯年的其他文章也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抗日救国、反对妥协投降的这一基本主题，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和激励人民、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略者的作用。
1932年10月，日军入关，威胁平津。平津的一些文人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的运动，幻想将北平变成中立区，以妥协逃避日寇的炮火。这是极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就日寇方面而言，它的侵略野心决定了它不会允许北平以此状况存在；就中国方面而言，这种消极软弱的举措，有损于民族尊严和国格、人格。傅斯年当时就坚决反对，他对首先倡导此事的马衡等人进行了劝告，但无结果。当时北平是文人会聚之地，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仍在北平，于是他代表史语所同事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申明自己的严正立场。他在信中说：
北大马叔平先生赴京，运动什么北平设为“文化城”。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盖沈阳设治安会于日军入城以后，北平的“学者”欲划北平为中立区于日军压境之先；而为此事图谋者，偏偏正是平日最反对外国人者，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今马君南去，难免谓赞助者多人，故斯年有向院声明的必要。此事研究所同人绝未与之有任何之关系，特以环境关系，未便在此明白宣言反对，私下劝告，他们皆不听也。
傅斯年除向院方声明外，还公开发表文章，对马衡等人进行劝告和委婉的批评。他说：
至于北平，有些斯文先生们，以所谓文化事业及国宝为虑。然而国宝也者，在太平盛世果然是宝，在这年头儿，直是石呆子的扇子，乱时能拿着走，仿佛像“抱祭器而去之”，固然很好，有管理国宝之责任者，固也应早准备，若不得不蒙损失，则亦只好付之无可奈何，比起东北失地来，真不值得什么。好在这些国宝皆是人造的，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更为世界贡献文化的凭借，这即是国民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