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于周称周人，于殷称殷人，独于夏称“夏后氏”，“氏”是族类，“后”是王号，他据此推断夏由许多部落组成，夏族乃这些部落的“盟长”。他排比古代文献中的记载，认为夏人活动的区域是晋南、豫西到陕南一带。而广大的东部地区居住着族类甚多的夷人（《论语》中有“九夷”之称）。整个夏代的历史，可以考知者，全是夷、夏斗争的历史，其中有“三段大事”：开头是益、启之争，结果夏胜而夷败；而后是羿与少康之争，夷、夏混战几代，夏终于占了上风；最后是汤、桀之争，汤所率领的东方夷人最终推翻了夏族人的政权。夏代的夷、夏之争十分剧烈，也十分明显，只是被“春秋战国的大一统哲学家”给抹煞或曲解了。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发表后，当即引起学界的关注，徐炳旭对豫西夏文化进行调查，王献堂对山东古国史进行研究，都认为夷夏东西说可为定论。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傅斯年的说法似有进一步被证实的趋势，诚如邹衡先生所言：
当前考古学界已公认东方特别是山东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属于东夷系统的文化，在考古学上印证了“夷夏东西说”。
目前，仍有人对“夷夏东西说”持有异议，应该说，夷夏文化之东西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文化系统中都有明显的南北之别，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傅斯年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古代的东夷、戎狄等部族进行研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他认为，古籍中所说的太皞、少皞之族均属夷人。太皞之族分布于淮水、济水之间，西至陈，东到鲁，北临济水，现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的广大地区，都属他们的活动区域。远古时候，他们在物质生活、礼乐文化方面已相当发达。
少皞之族分布的地区大体与太皞氏相同。其活动中心在今曲阜一带。太、少二字，金文中写作大、小，所谓大、小，可按区域、人数来分，如大月氏、小月氏；亦可按先后顺序来分，如太康、少康。太皞、少皞既处同一区域，则当以先后为别，即太皞在前，少皞在后。太皞一族，后世生活于泰山南隅，有风姓小国三四个便是。而少皞一族种姓繁衍，有嬴、己、偃、允四著姓，或居于陈、鲁一带，或迁居西土。嬴姓之国分布尤广，其可考者有东方之奄，淮夷之徐，西方之秦、赵、梁（《左传·僖公十七年》：“梁嬴过期”），中原之葛（《左传·僖公十七年》有“葛嬴”），东南之江、黄。
他认为秦、赵之祖先皆为夷人。商代向西开拓疆土，嬴姓夷人遂在商人的旗帜下入于西戎，时间既久，遂同于当地土著之人。《史记·秦本纪》有嬴氏西封之记载，此乃司马迁据《秦记》写成，与少皞氏的其他传说相合，大致是可信的。傅斯年对《左传》、《世本》、《史记》、《左传杜注》、《潜夫沦》中所载之嬴姓方国进行统计，指明其分布于今山东东南部、河南东部到江苏北部一带。商代夷人与王室的关系密切，为政权的支柱。周人谈起纣王，住往称其为纣夷，纣亡国时，夷人飞廉、恶来皆为之死；商亡后，东方的奄地夷人奋力抗周，皆其明证。商代之奄为东方嬴姓大国，鲁于其地建国，嬴姓乃退保淮水。等到周人势力稍衰，又起来反抗，西伐济、河，终为周人边患。另外分布于今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的偃姓方国也属于淮夷中之一部，入春秋后，其地为楚人兼并。后来西迁的夷人后裔转而兴盛，建立起秦、赵等国。
戎、狄最初是方国名，后来才成为一种泛称。徐中舒曾著文说古籍中常有殷戎、戎殷之称，乃殷为戎人之证。傅斯年同意他的看法，说殷人亦自称其来自“有娀”。《诗经·商颂》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的诗句，《左传》中有“小戎子生夷吾”之说，证明戎族中有以子为姓者，殷宗室来自有戎氏无须怀疑。大约到了西周，戎之称渐泛，除所谓姜戎、大戎、小戎外，又有西戎，说明戎不是专指西方民族，再往后戎才成为西方民族的称谓。狄最初也是部落方国名，本作易，不从犬，活动于易水流域，后来成为北方民族的泛称。
傅斯年认为，楚人的祖先与夷人关系至为密切。他据《国语》、《左传》、《史记》的有关记载推定，楚为祝融氏的后裔。祝融氏在上古为一强盛部族，分布在西起今之洛阳，东濒大海，南抵淮水，北至河济的广大区域内，西北的一支达到河东汾水流域，西南的一部活动在今湖北省汉水中游。夏、商兴起以前，黄河流域必以祝融诸姓最为强大。祝融诸姓在中原地区过着林隰的生活，后来大概由于中原地区气候渐趋干燥，林木大量砍伐，迫使其南迁。当然，中原地区兴起强大的夏、商、周王朝，也是祝融氏南迁的重要原因。祝融诸姓中的“黎”部落等继续留居中原地区，后来他们被称为黎民，再往后黎民便成为社会下层人的代名词了。
傅斯年据《周书·作洛解》等篇分析，周公东征时，曾及于东夷，“征熊姓盈族十有七国”，而熊姓便是楚人的祖先。殷周之际，熊姓在东南曾加入夷人的队伍，帮助殷人抗周。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楚人与殷人的关系很密切。主要表现为：宗法之制同，王位传袭，“恒在少者”；官名有同者，殷阿衡称伊尹，楚之执政者则称令尹；乐舞相同，如万舞所分布的区域便在商和楚地；楚人屈原《离骚》中所用典故殷事甚多，周事反少。此皆可证明楚与殷关系甚为密切而与周则较疏远。西周时，楚人大受压迫，但仍努力抗争。熊渠时楚之疆土有所开拓，熊通时继续发展。从楚武王以后，又与中原诸侯争夺“南国”，势力益发强大起来。
3.商族起源于东北说
古人以为商是起源于西方之民族。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商起于亳，而亳乃西方之地；《封禅书》又说秦地有“亳社”；《秦本记》说宁公三年，秦“与亳战，亳王奔戎”。其后东汉徐广附会此意，说“京兆有亳亭”。郑玄等认为亳在华山之阳，而许慎《说文解字》说亳即“京兆杜陵”。后人据此认定商乃起源于西方之民族。至清代，孙星衍、胡天游、郝懿行、金鹗等皆对此提出异议，后来王国维著《说商》、《说亳》，指出《史记》中之亳乃后起之西亳，而商初之亳在东方，商是起源于东方的民族。1930年徐中舒著文说商族初起于环渤海之地区，而后由东向西发展。约与此同时，傅斯年提出并论证了商族起源于东北之说。
“九一八”事变以前，傅斯年着手写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部著作，其中有二章写成于1931年春，后来以《夷夏东西说》为题目发表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年1月）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的说法。他从5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1）《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传说商的始祖契以卵生而创业（此传说亦见于《史记·殷本纪》）。后代的神话与此同类者全是东北地区之民族及淮夷各族。他列举了《论衡》、《魏书·高句丽传》、《高丽好大王碑》、朝鲜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丽纪》、《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清太祖实录》等书中的有关资料，说明此类传说在东北各族中甚为普遍且长期流传。另外淮夷分布的地区也有相同的传说。由此可见，商族和东北各族在文化上曾有“深切接触与混合”。
（2）《诗经·商颂》曰“殷宅土茫茫”，殷土在何处？经过一番考证，他认为古时殷、衣、韦、韋阝、卫、沇、兖，或声同而转借，或为一字之异体，是皆同出一源，其地望在河济之间的兖州（古卫地，非今之兖州）。从这里可以看出商族由东北南迁之踪迹。
（3）《诗经·商颂》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句。对于“景员维河”的殷人来说，最近的海当为渤海，最近的、最有可能的“海外”便是辽东半岛或朝鲜北境。由此可见殷人的根据地必离渤海不远。殷亡后，箕子远奔朝鲜，退保辽水之外，朝鲜若不是早在其统治区域内，他怎么可能以亡国之余烬，远建海邦？箕子退保朝鲜与后世金、元退居东北、漠北一样，都是在中原失利后退回到其初起的地区去。
傅斯年说，以上三条史料出自《诗经》，是最早、最可信的史料。这些史料已明明告诉我们，殷人的祖先起自东北。以下两事尚可补证此结论。
（4）根据王国维的考证，殷人的先王王恒、王亥、上甲微皆曾与有易氏发生关系。王恒曾被有易氏掳去作牧夫（或曰被有易氏之君杀死）。屈原《天问》、《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皆有与此事相涉之记载。殷人既然数世与有易氏争斗，必与有易氏为近邻。有易氏以地名为氏，居住在易水流域，则殷人必居于今河北之中部或南部矣。
（5）《山海经》中虽有许多神怪传说，但《大荒经》所记地望，并不紊乱。对《大荒经》中有关“帝俊”的记载进行统计梳理，可知帝俊的踪迹及他的宗族，“独占东北方最重要之位置”。甲骨文中有帝俊，殷人称其为高祖。此亦可证明殷人的祖先生活于东北地区。
傅斯年对于殷都“亳”之地望进行考证，认为“亳”“实一迁徙之名”，而薄姑、博、薄等古地名皆可能是亳之音转，这些地名的地理分布，全在济水两岸。由此可推断殷人是从东北经由渤海岸至山东，然后逆济水向西发展的。
有关商族起源之地点，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除极少数学者仍持商起源于西方的观点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是起源自东方的民族。但商起源于东方之何地？则又有渤海沿岸说、山东半岛说、河北北部说及东北说。尽管傅斯年提出的商起源于东北地区乃是一家之言，但他首先创立此说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据，故对商族起源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近年不少学者将辽西红山文化与殷商考古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存在某些内在的联系，从而使殷先人起源于东北之说有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
4.周族起源与商周关系
1930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发表《姜原》一文，对于姜之世系、族系、地望等问题进行研究。他根据《诗经》、《左传》、《国语》等古籍上的有关记载，证明姜乃四岳之后，分布于今河南西部地区（今山东境内之齐，乃周初姜姓族长太公望受封之地，与其初居之地无关），乃戎姓之部落。其中有些族姓于周初受封，列为诸侯国；有些族姓进化较慢，仍称“西戎”。古代姜、羌本是一字，《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姬姓之周与姜姓方国部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周之兴有姜姓部落的族长太公望为辅佐；西周之亡因姜姓方国之申侯发难所致，足以说明姜姓之国在西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从《诗经·大雅·生民》之“厥初生民，时维姜嫄”，《鲁颂·閟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等诗句来看，姬姓的周族人用的是姜姓的神话，由此亦可推知“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两支”。
关于姬、姜同出自戎族之说，傅斯年早在1926年自德归国前写给顾颉刚的那封长信中就已提到。他说：
周之号称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毋宁谓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姬姜容或是一支之两系，特一在西，一在东耳。
1935年傅斯年为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跋语，在这里他再度申述周族出自西戎的说法。他说，从甲骨文的有关内容来看，《史记》对殷先世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周晚于殷，那么《史记》对周先世的记载当更为可信。司马迁说周人的始祖弃是姜嫄所生，从《诗经》看，周人也自称其祖先出自姜嫄，而且《史记》、《诗经》所记周先世的地名人名，多是单音字，可推知周先人是说印度支那语的人，与姜姓同为羌族中的一支。
周人何以能够灭商？傅斯年认为儒家经典中所谓纣王残忍暴虐、周先人文化进步且有良德，故周终灭商的说法全靠不住。他说：
世传纣恶，每每是纣之善。纣能以爱亡其国，以多力亡其国，以多好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虽siegfried何足道哉。我想殷周之际事可作一出戏，纣是一大英雄，而民疲不能尽为所用，纣想一削“列圣耻”，讨自亶父以下的叛虏，然自己多好而纵情，其民老矣，其臣迂者如比干，鲜廉寡耻如微子，箕子则为清淡，诸侯望包藏阴谋，将欲借周自取天下，遂与周合而夹攻。纣乃以天下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周之方面，毫无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计算，一群的北虏自有北虏的品德。齐本想不到周能联一切西戎南蛮，牧誓一举而定王号。及齐失望，尚想武王老后会有机会，遂更交周，不料后来周公定难神速，齐未及变。周公知破他心，遂以伯禽营少昊之墟。
傅斯年自己说这不是考证古史，而是一篇“笑话”，但他又自信世传的“隆周贬纣”的故事，并不见得比这笑话更符合历史事实，“越想越觉世人贬纣之话正是颂纣之言”。读了上面的文字，我们不禁想起郭沫若对商纣王的评价来。在傅斯年的文章发表10年之后的1937年，郭沫若著《借问胡适》（后改名为《驳〈说儒〉》）一文，说纣的失败“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欧洲的拿破仑第一。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足以见他的气概吗？”郭沫若的这番“英雄崇拜的感慨话”（郭自谦之辞）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傅斯年言论的翻版。总之，自傅斯年以后，不少学者认为，古籍中对于纣亡周兴的原因的传述是失实的，最近几年，尚有不少人写文章，继续申述类似的观点。
傅斯年认为，周建国后分封诸侯，实行原始的“殖民地政策”，各诸侯国统治者之部族不仅人数甚少，而且文化亦较落后；而被统治的殷遗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文化发达程度比周人高，故民间长期保持着殷人传统的信仰和习俗。他列举了许多例证，兹举数端：
（1）“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传，乃殷遗民祭祀之处。直到春秋时，鲁国国君尚“盟国人于亳社”，允许殷遗民保持自己的习俗信仰，这说明当政者一直奉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政策。
（2）孟子鼓动滕文公行三年之丧，滕国的卿大夫说：“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由此可知邹鲁之君不行三年之丧，三年之丧亦非周礼。可是孔子却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前者说邹鲁之君不行三年之丧，后者却说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傅斯年认为，这两种说法表面上截然相反，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三年之丧是殷之丧礼，东方各国的殷遗民普遍实行这种丧礼，故谓之天下通丧；周族人不用此制，邹鲁之君是周族人，故言“莫之行也”。此亦可以证明殷遗民长期保持自己的旧礼俗。
（3）《论语·先进》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傅斯年认为诸家的训释皆不通。他说这里的“野人”是指农夫，是殷遗民；“君子”是指统治者，是周人。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先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乡下人（殷遗民），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周人），如果问我何所取用，则我是站在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这是殷文化高于周文化的证明。
以上的论述确当与否尚值得商榷，但傅斯年强调指出，灭商的周人起初比商人落后，周灭商不是文明取代野蛮，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5.班爵制度与周初封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