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5年8月，抗日战争局势急速变化，中国胜利在望。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盟国再次公告敦促日本投降。9日，百万苏联远东军攻入伪满，先后占领满洲里、呼伦等地；同日，第二颗原子弹投下日本长崎；美国对日声明，要求其立即无条件投降。11日，东京广播，日军已取消一切军事行动；中、美、苏、英四国宣布接受日本投降。同日，重庆中国统帅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乞降，要求全国军民严守岗位，命令全军将士依照计划继续打击日寇。12日，大公报发行第一万五千号，全体员工、同人开会庆祝，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14日，盟军八百架战机轰炸日本，苏军越过大兴安岭，攻占黑龙江索伦，直驱伪满“首都”长春。同日，蒋介石首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
8月15日晨七时，中、美、苏、英四国首都同时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天的大公报，以特大字号刊出标题：日本投降矣！同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希望此次战争为最后一次战争，今后努力和平建设，并宣布今年停止征兵。
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日本投降了》，开篇引述杜甫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欢欣之情，跃然纸上。
社评说：“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颜上流下泪来！……近百年来，尤其自甲午战争这五十年来，中国受这个后起的邻邦的侵略压迫，真是耻辱重重，记不胜记。……中国本无负于日本，且毋宁还有灌溉提携之谊；但是日本一旦羽翼丰满，便以侵略中国甚至灭亡中国为国策……日本军阀的暴戾凶残，比之西方的纳粹，简直是有过之无不及。到今天，豪强半世纪的日本失败了，海陆空三军解甲投降了。勃然而兴，厥然而倒，其命运正如日本的樱花，开时极为绚烂，极盛时便倏然凋谢。”
社评特别指出：“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尅日来渝，共商国是。这真令人兴奋欣慰。当此重大时会，国家今后的几年治乱，人民固然全体有责，而其转捩与善导，毕竟握于一二贤明领袖人物之手。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1945年8月，全中国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狂欢之中。
那些日子，恰逢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民联”轮初航长江，我正随船采访。这艘船原名“美川”，是美孚公司的油轮，经民生公司收购，改装蒸汽引擎，并加长十米，成为当时川江轮船之最，后来为抗战胜利复员运输做了很大贡献。记得船过万县时，码头上一位买桔子的老汉，高兴得逢人就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儿子该回家了，我请大家吃桔子，不要钱！
民生公司在船上举行了水上茶会，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精神甚佳，笑容满面地与来宾寒暄。他接受采访时说，抗战以来，民生公司为战时运输，全力以赴，不计其他，抢运各类人员一百五十余万人，物资百余万余吨，损失船只十七艘，牺牲职工百余人。
卢作孚先生所说是有根据的。特别是1938年秋，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撤往重庆的人员和内迁工厂的物资，屯集在入川必经的宜昌，一时不能及时启运，又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在卢作孚的谋划下，民生公司集中全部船只和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的方式，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经过40天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为抗战，为国家，保护了各类人才，保存了工业命脉。这次中外瞩目的抢运行动，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采访中，卢作孚先生还说，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但至今仍不发达。除了战争破坏与技术问题外，还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譬如时下，民生公司营业亏损，且随物价上涨而逐月增加，负担极重。现在抗战胜利了，希望大家努力和平建设，也使中国的造船业能有一个大发展。他对国家、民族和事业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可惜的是，随之而来的内战打破了他的梦想。和平以后，他选择了留在大陆，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料，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他竟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民生公司的许多骨干更遭到清洗、逮捕、甚至枪决。在惶惑与痛苦中，卢作孚于当年2月8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临终留给妻子遗嘱：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个中心境，一言难尽。
据传，毛泽东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但卢作孚仍蒙冤近三十年。直到1980年，有关方面才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称卢作孚先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此为题外话。
结束了对“民联”轮的采访，我又换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溯长江而上，继续川西报道。9月下旬，接到大公报通知，要我回重庆报到，并准备复员北上。
在重庆，按照报社采访部的分工，我负责外交、内政、司法等相关新闻的报道，同时给大公晚报采写社会新闻。时任大公报采访主任的是王文彬，记者有曾敏之、陈凡、高集、高学逵、黄克夫等。徐盈、子冈、吕德润等已经陆续派赴北平、东北了。
分工外交报道，并非我对外交有什么研究或兴趣，而是因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里有我的几个武大同学，报社认为我有采访的便利条件而已。但当时，国共和谈进程艰难，双方已经在晋东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上党战役），各地也不时擦枪走火，全面内战日益迫近，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内政基本没有什么作为，虽有大事件，却无大进展，可公开的新闻不多。而我在重庆只工作了三个多月，相关报道也有限。倒是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还留下一些值得记述的旧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