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复刊，当天发表社评《重见北方父老》称：“一别八载余，今天重与北方父老相见，我们真有说不出的欣慰与感慨。……大公报是生长在北方的。自1902年创刊于天津，……在这数十年岁月中，为国家为人民曾不断尽其报道与言论之责。大公报是北方的报，大公报离不开北方，北方没有了大公报也必定倍感寂寞。但是，大公报竟然离开了北方，离开了八年多！是谁叫大公报离开北方的？乃是空前的外患，严重的国难。”
社评历数自“七七事变”平津沦陷，抗战开始，天津大公报义不受辱，断然停刊，先后经上海、汉口、香港、桂林四馆开设、关闭、迁徙，“最后，只有重庆大公报守护国家中心，坚立言论岗位，几只秃笔，一张烂报，做到敌人投降，胜利到来。八年多来，大公报不啻曾转战了全国，倍经忧患与惊险。……这八年多，本报同人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却无时不在怀念北方。……大公报的家乡在天津。”
社评特别指出：“抗战胜利了，问题纷纷，而最大的一个课题是建国，是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建国，岂可无北方？纯朴勇毅的人力在北方，主要的建国资源在北方，国家无北方，就根本不够建国的条件了。……在北方，敌军尚未完全缴械，汉奸还一个未办，更有恼人的军事纷扰在蔓延着，岂容我们心情轻松？一切事，我们希望政府有做法，努力做；我们做国民的，也要时刻不忘国家，不忘本身的职责，不忘国家的前途，努力尽到我们的匹夫匹妇之责。……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大翻身的第一步，还有更艰巨繁难的工作在前头。我们应该珍重互勉，发奋为雄，为国家建基业，开太平！建国大业，长路漫漫，北方人实分担着特重的责任，我们更要珍重，更要努力！”
这篇社评，表明了大公报对抗战胜利之初国是问题的基本态度，也表明了对北方，特别是华北、东北问题的重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这个离家八载的游子，于1946年1月奉调从重庆回到了家乡，参加天津馆的工作。
离家八年，天津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了。熟悉的是乡情乡音，陌生的是社会景象。1937年10月我离开天津时，日军只占领了华界，中国人还可以到英法等国租界躲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法都成为日本的“敌国”，租界也被占领，天津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许多战前还只住在日租界内的日本人，纷纷迁出，遍布天津，到处都留下了侵略者的痕迹。胜利后，许多道路都不得不重新命名了。日寇作孽太深，中国百姓恨之入骨，以致日本投降后，天津街头时常发生老百姓见到日本人就打，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最早进驻天津的不是国军，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头部队。美军张贴布告称，他们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津，目的为解除日军武装，恢复合法而无日本势力的地方政府，维护法律与秩序，恢复人民和平生活。驻天津的日军签降，受降的也不是国民政府官员，而是美军司令骆基将军。
大公报先期复员人员早于美军抵津。为尽快复刊，即与当局交涉，着手接收报馆旧址，一是旧日租界四面钟对面的昌和洋行（“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商占据达14年），成立了经理部、营业处；二是旧法租界电灯房后大楼，设立了编辑部。筹备一个多月后，天津大公报即正式复刊了。不久，国民党政府宣布，“为贯彻新闻自由之既定方针，电饬各收复区，自电到之日起，即将所有新闻检查予以取消。”这对我们的采编工作是有利的。
当时，天津馆的经理是曹谷冰，编辑主任是孔昭恺，外勤课主任是曹世瑛，要闻编辑有贺善徽、谭文瑞、刘念真（后来去了香港）和我。总编辑张琴南和继任编辑主任赵恩源，以及副刊编辑傅冬菊（傅作义之女）等都是后来才到的。
大公报用人，实行采编岗位轮换。做过一段时间记者，要回编辑部做一段时间编辑，改稿子、做标题，然后再外派出去。这样既有利于记者与编辑的沟通、合作，相互理解、体谅，又锻炼记者成为多面手。当然，编辑也有临时抽出去采访或转为记者的。在编辑部历练出来、表现出经营管理能力的某些人，还会调到经理部任职，如此，报馆的整体运行就更加得力和流畅了。胡政之先生就是一位既懂经营管理，又擅妙笔著文的好手。
1946年1月3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新年三愿》：一愿和平息争，大家过安谧的日子；二愿民主进步，人人都不要拂逆潮流，兜圈子，开倒车；三愿人民幸福，少受灾殃。我在津馆做编辑不过三个月，经手编发的时政新闻，却与此三愿大相径庭。抗战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仅勉强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
